編輯推薦
《經濟發展與轉型》——〔美〕道格拉斯·諾斯，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這本書從很多方面來說都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其中有兩個方面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林毅夫教授作為有著偉大見解的學者，經歷並參與了中國——到目前為止最大且發展最為迅速的經濟體的政策爭論過程。他對轉型經濟體政策形成的細緻見解使他的嚴謹理論分析為世人所熟知，並將增長與發展中的發展問題帶回到人們視野的中心。其次，他對使經濟體變化的稟賦結構與其變化的增長戰略相一致或不一致的結果之分析可謂見解獨到並且絕對正確。這一分析建立在貿易理論和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但將這些套用到增長戰略和增長政策的動態分析中則是一項重要的成就。
——〔美〕麥可·斯賓塞，史丹福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林毅夫的研究將經濟理論、制度知識、量化數據以及對起始條件在決定不同經濟發展方案成功與否上的重要性的肯定結合在一起。他最突出的貢獻在於強調了不同的起點如何決定不同的最佳政策，並由此解釋了為什麼休克療法政策在早期的社會主義國家如前蘇聯沒有能夠成功，而中國漸進式的國有企業改革則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林毅夫的觀點雖然頗有爭議性，但卻非常具有啟發意義。我強烈推薦林毅夫的這本見解深刻的研究著作，它透過經濟分析的有力視角，對大量真實的經濟發展實踐經驗進行了闡釋。
——〔美〕加里·貝克爾，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發展與轉型向人們提出了極其嚴酷的挑戰。林毅夫，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在他的大師級講座集中，對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提供了深入的看法，並依據他對中國舉世矚目的經濟表現的直接經驗，給出了獨樹一幟的見解。林毅夫的這部講座集絕對是一部力作。
——〔美〕賈格迪什·巴格沃蒂，哥倫比亞大學
林毅夫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就一直處於中國政策爭論的中心，他對中國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道路的經濟學原理提供了精妙的闡釋。他的這本書對於理解中國經濟奇蹟來說是一部必讀著作。
——〔印〕迪帕克·拉爾，哥倫比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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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林教授根據自己對中國改革發展和許多開發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改革發展成功與失敗原因的認識與理解，在書中提出了一套新的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他強調了開發中國家的政府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選擇正確的戰略的重要性，並提出“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以此概念作為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來重構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並探討開發中國家的政府如何發揮正確作用，以推動經濟發展和轉型的成功。
書中包含的觀點主要有：
持續的技術升級是一國經濟長期動態增長的最重要驅動力。
思潮是一個開發中國家能否實現動態增長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在正確思潮的指導下，開發中國家將能夠利用後發優勢，實現動態增長與向已開發國家的收斂。
政府是開發中國家最重要的制度。政府採納的政策將會塑造經濟中的其他制度和激勵結構，並影響他們的質量。
稟賦是一國技術選擇和產業選擇所面臨的最重要的緊約束。
比較優勢不僅是貿易的最重要指導原則，而且也是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指導原則。
一個企業只有根據由經濟體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進行產業選擇和技術選擇，才會在競爭市場中具有自生能力。
實用主義是推行經濟轉型的最重要的政策指導。
個人和地方自發的創新式經濟轉型中帕累托改進措施的最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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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林毅夫教授，1986年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獲得博士學位，1994年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至今。
林毅夫教授是國內外知名的經濟學家，曾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是第7、8、9、10屆全國政協委員，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十一五”規劃工作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諮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家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貢獻專家津貼，2005年當選全國勞動模範。
此外，他還擔任亞洲開發銀行行長“名人顧問”；2008年2月4日，又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並於同年5月31日就任，成為第一位來自中國、也是第一位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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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第一部分發展、轉型與分流.
第二部分探尋繁榮的根本且可變原因
第三部分現代化的抱負與社會思潮
第四部分發展戰略、自生能力和經濟績效
第五部分自生能力與轉型戰略
第六部分發展戰略與發展和轉型績效：實證分析
第七部分東亞經濟體為什麼如此特別？東亞發展和轉型的經驗可以提供怎樣的啟迪？
第八部分關於正確的發展和轉型戰略
附錄一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戰略與經濟制度
附錄二數據描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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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化、輝煌歷史的國家，在前現代時期曾經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裡領先世界科技與經濟發展水平。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國家快速崛起之後，中國一落千丈，成為世界上最為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來，使中國重新富強起來一直是中國政府和中國知識分子鍥而不捨的追求，也是我自小最感興趣的問題。同樣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擺脫殖民統治，政治上獲得獨立的開發中國家也在其政府的領導下和國際發展機構的幫助下進行了許多努力，試圖擺脫貧窮落後的面貌，縮小和已開發國家的差距，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除了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外，世界上絕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並且，經濟、社會、政治危機重重。於是，當中國於20世紀70年代末率先實行改革開放後，世界上的其他開發中國家也在其政府和國際發展機構的幫助下紛紛進行了經濟改革和轉型。其結果是，東亞的中國和越南取得了連續30年的快速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貧困大量減少；但是，多數其他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不僅未能帶來同樣令人振奮的發展績效，而且，還出現了經濟、社會、政治上的各種困難。
自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以探索財富的本質和國富國窮的原因從而建立了現代經濟科學以來，如何使一個國家富強起來是過去二百多年間經濟學家們付出努力最多的一個問題，由此也產生了幾個影響廣泛的理論和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多數開發中國家的政府和國際發展機構在經濟發展和轉型上所作的諸多努力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當時的主流理論和思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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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摘
第一部分發展、轉型與分流
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我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有機會目睹了羅伯特?盧卡斯（RobertLucas）教授準備1985年馬歇爾講座的過程。能夠在22年後步盧卡斯（Lucas）教授後塵來這個著名的講座演講，對我而言是一個莫大的榮譽。從芝加哥大學畢業以後，我到耶魯大學的增長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後研究，並於1987年回國。作為改革開放以後第一名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我有幸親歷了中國社會和經濟生活所發生的奇蹟般的變化，並且在過去20年中一直親臨其境研究中國的發展和轉型問題。因此，我想利用這次機會同大家分享我對開發中國家發展和轉型的觀察，而這些觀察所依據的主要是我在中國的經驗。
眾所周知，在前現代時期，大多數國家都處在相對落後的農業發展階段，時常遭受戰爭和自然災害，並深陷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trap）。除統治階級、工匠和商人之外，絕大多數人以農業為生。通過世代的實踐，這種農業經濟的資源配置已經接近最優，因而能夠通過改進資源配置獲得的收益非常有限（Schultz，1964）。只有經由一些外生衝擊，經濟發展水平才可能進一步提高。農民和工匠在勞作中偶然發現的更優良的技術，可以被視為一種這樣的衝擊。這種衝擊的另一個實例是15世紀的美洲地理大發現，它將金銀財富和適應性更強的作物（如玉米和馬鈴薯）傳播至歐洲乃至世界。在前現代時期，經濟發展主要表現為人口增長和經濟總體規模的增大。當時，儘管存在粗放型增長，但人均收入鮮有改變（Clark，2007；Kuznets，1966；Perkins，1969）。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前現代社會的“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其上限僅被估算為50％（Maddison，2006；Bairoeh，1993）。當今的一些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和印度的某些地區），在當時比歐洲還要富裕（Cipolla，1980；Pomeranz，2000；Smith，1776）。直到18世紀後期，中國和西歐市場的整體績效仍然相差無幾（ShiueandKelle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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