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背景
《牛津迷案》作品簡介
遠渡重洋來到牛津大學深造的阿根廷數學系留學生，剛到牛津不久即捲入一宗謀殺案，一個夏日午後，他的房東老太太在家中被殺。與他同時趕到現場的是牛津大學數理邏輯學泰斗阿瑟·塞爾登教授，因為有人在他的信箱裡塞了一張紙條，上面畫著一個圓圈，並寫著：“序列的第一個。”
接二連三的人被不露痕跡地殺害，每次案發前後，塞爾登教授周圍總是出現一個奇怪的符號。種種跡象表明，兇手是在通過殺人，向塞爾登教授發起數理邏輯的挑戰……
作者將畢達哥拉斯學派、哥德爾定理、費馬大定理等數學知識與犯罪推理巧妙融合，寫成一部短小精悍又回味無窮的推理小說。
作者簡介
阿根廷當代著名作家、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數學系教授。1962年生於阿根廷中部港口城市白灣。在布宜斯艾利斯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學位後，他曾赴牛津大學數學研究所進行為期兩年的博士後研究，由此受到啟發，創作小說《牛津迷案》。該書於2003年出版後即獲得當年度西語文壇大獎——阿根廷行星文學獎。
此外，吉列爾莫·馬丁內斯還著有專著《博爾赫斯與數學》及多部小說。
作品賞析
1
如今，事情已經過去多年，一切都已被淡忘。我收到一封來自蘇格蘭的電子郵件，得知了塞爾登去世的壞訊息。既然如此，我想，現在我可以打破沉默（雖然塞爾登從未要求我保持沉默），講講發生在一九九三年夏天的那一系列事件的真相了。這些事在當時的英國報紙上都以陰森恐怖或聳人聽聞的標題出現，而塞爾登和我，或許是因為與數學的關係，一直以來都僅僅把這些事當成了序列，或者說是“牛津序列”。所有的死亡事件其實都發生在牛津郡的方圓之內，發生在我初到英國之時，而且真正地近距離見識第一起死亡這一不可思議的特殊禮遇也落到了我的頭上。
我那時二十二歲，正是一個似乎無論做什麼都可以被原諒的年紀；我剛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數學系畢業，論文做的是代數拓撲學，拿獎學金要去牛津留學一年，心中卻暗自懷揣著要轉向邏輯學的研究，或至少能進安格斯·麥金泰爾教授的研究班的打算。將在那邊成為我導師的艾米莉·布朗森博士已經為我的到來做好了各項準備，方方面面都照應到了。她是牛津大學教授，也是牛津聖安妮學院的教師，但在我動身之前我們互通的電子郵件中，她建議我，與其住學院裡那些不甚宜人的宿舍，或許我更願意在伊格爾頓夫人家租一個房間，那裡自帶衛生間，有個小廚房並且能獨立出入，只要我獎學金的金額足夠付房租。據她說，伊格爾頓夫人和藹、謹慎，是她以前某位老師的遺孀。我估算了一下，便一如既往地帶著過度的樂觀，寄去一張支票預付了頭一個月的費用，這也是女房東提出的惟一要求。
兩個星期之後，我飛行在大西洋的上空。同以往每一次旅行一樣，我又陷入一種懷疑的情緒中，好比處於某種下面沒有保護網而要往下跳的狀態。比起我即將開始新生活的這個國家及其龐大的系統終於如攤開的手掌般在底下展現出來，在最後一刻因為發生某個事故而把我送回原地或者扔進大海的可能性似乎永遠更大，甚至更省錢——塞爾登準會稱這種假設是“奧卡姆剃刀”定律。然而，一切都很準時，第二天上午九點，飛機靜靜地穿透霧靄，在突然變柔和的光線下，或者應該說是在也許是變弱了的光線下，英格蘭綠色的山丘真真切切地顯現出來，因為那是我所存有的印象：隨著我們的降落，光線變得愈發不足，就仿佛被濾紙稀釋過了一樣，顯得微弱而無力。
我的導師已經為我打點好一切，她讓我在希斯羅機場搭大巴直接到牛津，並為在我到達時未能來接我而一再道歉，因為她一整個星期都會在倫敦參加一個代數學的學術會議。不過，這樣的安排不僅沒讓我擔心，反而正合我意：在開始學業前，我能有幾天的時間來四處轉轉，讓自己對這地方有一個認識。我沒帶很多行李，大巴到站後，我毫不費力地提著行李包穿過廣場去打車。已經是四月初，可我還是得慶幸自己沒把大衣脫了：刺骨的寒風依然刮著，而陽光無比蒼白，根本不起什麼作用。即便如此，我還是看到廣場集市上幾乎所有的人，包括那個為我打開車門的巴基斯坦計程車司機都穿上了短袖。我把伊格爾頓夫人的地址給了他，當他發動車子時，我問他冷不冷。“喔，不冷，已經是春天了。”他對我說道，並滿懷喜悅地指了指那個可以巴巴的太陽，是無可辯駁的證據。
黑色計程車穩穩地駛向主幹道。當它左拐時，我透過路兩邊半開的木門和鐵柵欄，看到整潔的學院花園，裡面的草坪光鮮碧綠。我們還經過了一座教堂旁的一小片墓地，墓碑上覆蓋著苔蘚。汽車駛上班伯里路，隨後拐進康利夫街，這便是我記下的地址了。此時道路在一座宏偉的公園中蜿蜒；在懈寄生構成的樊籬之後，顯現出一幢幢石頭建造的大房子，典雅莊嚴，令我想起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中那些品茶的下午，門球賽局，花園中的閒庭信步。以我寄出的金額，我覺得我要找的房子肯定不在其中，但我們還是邊走邊留心沿街的門牌號。最後，在街的盡頭，我們看到了一排整齊劃一的小房子，要簡樸許多，但更令人感到親切，它們都帶著直角的木質陽台，夏意盎然。頭一幢便是伊格爾頓夫人家。
我卸下行李，走上門前的小階梯，按響門鈴。從艾米莉·布朗森發表博士論文及早期著作出版的日期推測，我估計她應該有五十五歲左右，那她當年老師的遺孀該有多大年紀呢？門開了，我的眼前卻是一個高挑苗條的姑娘稜角分明的臉和深藍色的雙眼，她比我大不了多少，帶著微笑沖我伸出了手。我們帶著驚喜彼此打量著，但接著她就鬆開手，略顯拘謹地把手縮了回去，也許是我握住她手的時間有點長。她告訴我她名叫貝絲，還在帶我走進客廳前試圖讀準我名字的發音，但不太成功。客廳鋪著紅灰菱形花紋格地毯，很溫馨。
伊格爾頓夫人坐在花卉紋飾的扶手椅上，帶著熱情的微笑朝我伸出手。老太太眼神靈敏，舉止活潑，蓬鬆的白髮向後打了個精緻的髮髻。穿過客廳時，我注意到有一輛收攏的輪椅靠在扶手椅的椅背上，她腿上蓋著蘇格蘭格子毛毯。我握住她的手，感覺得到她手指綿軟無力，還微微顫抖。她熱情地握了片刻我的手，用另一隻手輕輕地拍了拍，詢問我沿途情況，是不是第一次來英國。
“咱們沒料到會是這么年輕的一個人，對吧，貝絲？”她驚訝地說。
貝絲站在門邊默默微笑著；她從牆上的掛鈎上取下一把鑰匙，等我回答完三四個問題之後，柔聲說道：
“奶奶，你不覺得我現在該帶他去看看他的房間了嗎？他肯定累壞了。”
“當然，”伊格爾頓夫人說，“貝絲會向您交代一切的。如果您今晚沒有別的安排，我們很高興邀請您與我們共進晚餐。”
我跟著貝絲出了屋子，從門口的小樓梯盤旋向下來到地下室。她微微彎腰打開小門，帶我來到一問寬敞整潔的房間。它雖然低於地面，但靠近天花板的兩扇高高的窗戶能獲得足夠的光線。接著她一邊在屋裡到處走動，一邊向我一一解釋。顯然已經重複過多次，她背書般打開抽屜，讓我逐一看了食櫥，餐具，毛巾。我高地看了床和浴室，但主要還是打量她。她的皮膚乾燥，黝黑，緊繃，似乎是經常在室外的緣故，這既讓她顯出健康的面貌，但也讓人擔心她容易顯老。
如果說我一開始估計她只有二十歲出頭，那現在換了這種光線看，我斷定她該有二十七八歲了。她的眼睛特別迷人：眼珠是極美麗的深藍色，似乎是五官中最沉靜的部位，仿佛不願意流露情感。她穿著一條長而寬鬆的圓領鄉村連衣裙，這樣除了能看出她很瘦，看不出她的身材到底怎樣，不過若仔細端詳，我還能看出一些她幸好不是全身都這么瘦的徵兆。尤其是她的背影讓人產生擁抱她的衝動。她有著高個兒女孩的某種柔弱感。當我們眼睛再次相遇，她問我還想看看什麼東西。雖然我想她話里並沒有譏諷的意味，可還是窘迫地移開自己的目光，趕緊告訴她一切都很好。在她走之前，我繞了好大一圈才問到點子上：我和她們一起吃晚飯是否妥當，她笑著告訴我，我當然應該來吃飯，她們會在六點半等我。我取出帶來的為數不多的幾樣東西，將幾本書和我的幾份論文堆在桌上，又用幾個抽屜來放衣服，接著就出門到城裡遛達一下。在聖吉爾斯大街的街口，我找到了數學研究所：這是惟一一幢醜陋的現代建築。我看著前門口的台階和玻璃旋轉門，決定第一天先不去管它。我買了個三明治，坐在河畔，看划艇隊訓練，獨自享用著有點晚的野外午餐。我逛了幾家書店，駐足欣賞一座劇院飛檐上的滴水嘴，跟著一隊遊客在某個學院的院子裡閒逛，然後走了很長一段路穿過巨大的大學公園。在一處被樹木圍起來的地方，有人開著機器正將草坪貼地剪成長方形，還有個人正用石灰勾畫一個網球場的邊線。我站在一邊，懷著思鄉的情緒看著眼前這一幕。趁他們休息，我就問他們什麼時候把球網架起來。我念大二後就沒再打網球，這次也沒把球拍帶來，但我決定去買塊球拍，然後找一個搭檔重新打球。
回家路上，我去一家超市買了些備用品，又費了點時間找到一家菸酒商店，隨便挑了瓶晚餐時喝的葡萄酒。回到康利夫街時才六點剛過，但天已經幾乎全黑，所有房子的窗戶都亮了。讓我吃驚的是，沒有人拉窗簾；我尋思這是否應該歸功於英國人謹慎的態度中那也許有些過分的信任，他們不會自降身份去窺探他人的生活，或者說應歸功於英國式的安全感，他們相信他們的私生活沒有任何事情值得窺視。沒有哪家人家裝百葉窗，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很多門都不上鎖。
我沖了澡，颳了鬍鬚，挑了件最平整的襯衫，到六點半準時走上小樓梯，用我的酒瓶按響門鈴。餐桌上，大家面露微笑，熱情周到，我漸漸適應了。貝絲沒有化妝，但還是稍稍打理了一下。她換了一件黑色的絲綢襯衫，頭髮梳向一邊，很迷人地垂在脖子一側。但她如此這般並不是為了我：我很快得知她在謝爾登劇院的室內管弦樂隊里拉大提琴，就是那座我散步途中駐足觀看浮雕牆上滴水嘴的半圓形劇院。今晚他們要舉行演出前最後一場彩排，某個叫麥可的幸運兒半小時後會來接她。當我以肯定的口吻問是不是她男朋友時，她們有些尷尬地沉默了片刻；兩位女士對望了一下，給我的答覆就是伊格爾頓夫人問我還要不要再來點兒土豆色拉。在接下來的晚餐時間裡，貝絲顯得有些心不在焉，最後幾乎成了我和伊格爾頓夫人兩人在說話。
門鈴響了，貝絲走後，我的女房東明顯活躍起來，似乎某根無形的、緊繃的弦鬆開了。她倒了第二杯葡萄酒，開始跟我講她曲折、精彩的人生。二戰期間，她跟諸多女子一樣，天真地參加了一個全國填字遊戲大賽，到頭來得到的獎勵是被徵召入伍，封閉在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小村里。她們的任務是幫助阿蘭·圖靈和他的數學家團隊破譯納粹德國英格瑪機器的密碼。就是在那裡她認識了伊格爾頓先生。她給我講述了戰爭中的種種軼事，還有那起著名的圖靈中毒事件的前因後果。
她說自從搬到牛津後，她就不玩填字遊戲，改玩斯克萊博拼字遊戲了，以前她一有空就和一幫女友玩這個。她靈活地轉動輪椅來到起居室里的一張小矮桌跟前，叫我隨她過去，“不用收拾那些盤子，等貝絲回來她會管的。”我疑惑地看著她從抽屜里拿出一個斯克萊博棋盤，打開。我無法拒絕。結果我就這樣度過了來到牛津的第一個夜晚：坐在一位古董般的老太太面前，努力拚寫英文單詞，而她每玩上個兩三局就用光了她手裡的七個字母圖塊，笑得像個姑娘。
2
幾天后，我去數學研究所報到，他們在訪問學者辦公室給我安排了一張辦公桌，給我一個電子郵件賬號，以及一張在開放時間以外能夠進入圖書館的磁卡。辦公室里另外只有一個俄羅斯人，姓波多洛夫。我們打了個招呼。他在辦公室里無精打采地來回踱步，偶爾靠在辦公桌前，在一本像讚美詩集似的硬皮大筆記本上塗抹某個公式。每隔半小時，他還會走到正對著我們辦公室窗戶、鋪細磚的院子裡抽支煙。
隨後的一周開始的時候，我第一次見到了艾米莉·布朗森：她身材嬌小，滿頭的白髮像在校女生一樣用小發卡束在耳後。她騎著一輛大得與其身材不相稱的腳踏車來研究所，車籃里裝著她的書和鼓鼓囊囊的飯盒。她長得有點像修女，似乎挺羞澀，但我很快發現她有一種敏銳的獨特幽默感。我將我的學位論文命名為“布朗森的空間”肯定讓她很高興，雖然她嘴上說得謙虛。在我們第一次會面中，她給了我她最新的兩篇論文複印件，以及一疊關於牛津參觀景點的小冊子和地圖，她說，趁新學期還沒開始，我還比較有空，可以到處走走。接著她又問我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生活有沒有什麼特別懷念的，我說我想打網球，她向我保證這事兒很容易安排，臉上帶著的笑容分明是說，她對比這更離譜的要求都見怪不怪了。
兩天后，我在信箱裡發現一份邀我去馬斯頓·費里路上的網球俱樂部打雙打的請柬。球場是硬地場，從康利夫街步行過去只要幾分鐘。一同打球的還有約翰，美國攝影師，胳膊很長，網前球處理得很好；薩米，加拿大生物學家，長得像個白化病患者，精力充沛，不知疲倦；還有洛爾娜，雷德克利弗醫院的愛爾蘭裔護士，她比我們大十至十五歲，但她一頭紅髮和明亮、勾人的綠眼睛，使她依然魅力十足。
除了重新踏上網球場的快樂，我在熱身時意外有了第二個驚喜，我發現球網對面的這個女人不僅長得迷人，底線球也打得自信而漂亮，能將我所有的擊球都貼網擋回來。我們交換著搭檔打了三局，我和洛爾娜的雙人組合堪稱“笑面殺手”，在接下來的一周里，我就數著日子盼著回到球場，盼著打完幾局後她再次輪到跟我搭檔。
幾乎每天早上我都會撞見伊格爾頓夫人；有時我很早出門去數學研究所，會看到她在打理花園，我們就彼此寒暄一番。有時我趁休息的當口去買午飯，會在班伯里路上看到她往集市去，她操縱電動輪椅在人行道上滑行，像是乘坐在寧靜的船上，一邊還滑稽地歪著腦袋和那些給她讓路的學生打招呼。但是我很少見到貝絲，後來我只跟她再說過一次話，那是某天下午我打完網球回來。洛爾娜主動提出用她的車把我捎到康利夫街的頭上，正當我和她道別的時候，我看到貝絲背著她的大提琴從一輛公車上下來。我迎上去，幫她提大提琴回家。天氣剛開始真正炎熱起來，我想，在日光底下呆了一下午肯定曬黑了。她帶著哀怨的神情朝我笑。
“唔，看得出你已經安頓下來了，但是，難道這不意味著你該學習數學，而不是打網球，和女孩坐車兜風嗎？”
“我是得到我導師許可的，”我笑著說道，做了個被赦免的表情。
“呵呵，我跟你說著玩的。說真的，我還妒忌你呢。”
“妒忌我，為什麼？”
“嗯，我不知道；你給人的印象是這么自由：離開你的國家，離開那邊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拋在身後；在這裡呆了兩個星期，我就看到了這樣的你：開心，曬得黝黑，還打網球。”
“你也應該爭取。只要申請個獎學金就行。”
她略帶傷感地搖了搖頭。
“我爭取過，我曾經爭取過的，但是對我來說似乎晚了。當然了，他們從來不會承認，可是他們就是寧可把獎學金給更年輕的女孩。我都快滿二十九歲了。”她說，仿佛這個年紀標誌著進入老年。她的聲調突然變得苦澀起來，又說：“我有時候想不顧一切離開這裡。”
我望著遠處那些房子上榭寄生綠意盎然，那些中世紀穹頂上的尖針，那些堞形塔上的直角形凹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