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裝的先知--先知三部曲1879-1921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伊薩克・多伊徹，1906年生於波蘭，20歲加入波蘭共產黨，很快成為著名的波蘭思想家、蘇聯及聯共（布）問題專家，1932年加入托洛茨基反對派，1939年僑居倫敦。一生著述甚豐，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先知三部曲》及《史達林政治評傳》。1967年逝世。他的《先知三部曲》迄今仍是舉世公認的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權威著作，已被譯成多種文字。武裝的先知--先知三部曲1879-1921 本書前言
我最初打算撰寫俄國革命領袖傳記三部曲時，只想研究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而不是他的生平。托洛茨基的晚年及其悲劇性的結局較之他早期的輝煌經歷更能激起我深刻的想像。但當我再次思考時，我開始懷疑，如果不敘述托洛茨基的前期經歷能否使人完全理解流亡中的托洛茨基。爾後我研究了史料及傳記的原始資料，其中有些是我剛剛見到的，我才比以前更清楚地認識到，托洛茨基最後幾年的戲劇性事件早在他的前期，甚至在他最早期的生涯中已紮下了多么深的根子。因此我決定為他寫兩卷既彼此獨立又彼此關聯的傳記：《武裝的先知》和《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第一卷敘述的或許可以說是托洛茨基的“崛起”；第二卷則可以說是他的“垮台”。我儘量避免使用這兩個傳統術語。因為我認為，一個人的崛起當權未必是他一生中的巔峰，失去權力也不等於是他的失敗。
這兩卷書的書名是受了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那本書中的一段文字的啟發，這段文字即在本書的卷首語頁上。本書的研究闡明了這段文字所說的真理，但它對此也作了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釋，馬基雅維里認為“凡是武裝的先知都獲得勝利，而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總是遭到毀滅”，這話當然符合實際。也許可懷疑的是：武裝的先知與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的不同以及勝利與毀滅的區別是否總像《君主論》一書的作者看到的那樣清楚。我們在本書中首先看到，托洛茨基在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革命中沒有武裝而獲勝，以後我們看到，他武裝起來，所向披靡，卻又在甲冑的重壓下被壓彎了腰，因此，敘述他達到權力的巔峰的那一章題為《勝利中的失敗》。爾後在構思《被解除武裝的先知》一書時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即他獲勝的重要因素是否就隱藏在他的失敗之中。
我敘述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會使某些人感到驚訝。因為，為了把托洛茨基的名字從革命編年史上一筆勾銷或即使留著他的名字也只為使其成為大叛徒的同義詞，史達林的宣傳機器已瘋狂地工作近30年了。對蘇聯目前這一代人來說（而且不僅是這一代人），托洛茨基的一生經歷已經像一座埃及古墓，人們都知道墓中埋葬著一位偉大人物的遺體和用金字鐫刻的有關死者生前功績的記錄；但經過盜墓及盜屍之徒的洗劫，剩下的只是一座荒蕪淒涼、一無所有的空穴，再也找不到過去藏有記錄的痕跡。照目前這種情況來看，盜墓之徒持續不斷的反覆洗劫甚至對有獨立見解的西方學者和史學家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儘管如此，托洛茨基一生經歷的記錄還是完整地保存在他那捲帙浩繁、現在大多已被人遺忘的著作和他的檔案中，保存在友善或敵對的同代人的大量回憶錄中，保存在革命前、革命期間和革命以後出版的俄國期刊的合訂本中，保存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中，保存在黨和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逐字逐句記錄的報告中，而且幾乎所有這些檔案資料都可以在西方的公共圖書館裡找到，雖然其中少數資料只能在私人圖書館中找到。所有這些資料我都利用了。我妻子除了與我共同分擔查尋資料的工作，還在其他方面對這一研究工作作出重大貢獻，我們一起專門研究了收藏在加利福尼亞州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中的俄國革命前的期刊。我在那裡發現了俄國革命運動史學家很少用過的史料，我和我妻子還一起研究了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裡的托洛茨基檔案。迄今為止，這個檔案是蘇聯境外有關蘇聯歷史最重要的原始檔案收藏庫（本卷末的參考目錄中對這個檔案作了簡要說明）。
因此，我在這裡沒有理由再像在《史達林政治傳記》的序言中那樣為缺少傳記史料而抱怨了。這主要是因為我寫的這兩個人物截然不同：托洛茨基對自己的生平及活動毫不隱諱，不像史達林那樣守口如瓶。他讓完全陌生的人都能自由地探究他生活的幾乎每個方面；他寫了一部自傳，而更重要的是有他的幾十卷已出版的著作和難以計數的沒有以單行本再版的論文、文章以及若干尚未發表的著作，這些都是不自覺地留下的可靠的自傳線索。他所到之處都留下了堅實的足跡，使後人無法抹殺或篡改，甚至連他本人在個別情況下想這樣做也辦不到。
一般來說，人們不會要求傳記作家為記述一個已寫下自傳的政治領袖的生平而進行辯解。我覺得本書情況對這一慣例也許是個例外。我經過批判性的認真考察後仍認為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像所有這類著作一樣完全是真實的，然而它也留有作者對其反對史達林的失敗鬥爭所作自我辯解的痕跡。托洛茨基生前在《我的生平》的每一頁中與盜墓之徒搏鬥，他用帶有自我讚揚味道的自衛行動回擊史達林派的全部詆毀。他對革命氣候的變化沒有作出也不可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說明，而革命氣候的變化不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地使他失敗；但他卻說是心胸狹隘、歹毒的篡權官僚的永無休止的問答交談”。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的書寫不可能是純粹客觀的，它必然帶著歷史學家個人的印記。托洛茨基的這部傳記也不例外。作者在寫這部傳記的時候，不可能不受到他自己當時的政治思想狀況和他所處的歷史環境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是不可能不反映到這部傳記中來的。在這部傳記中，這種影響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作者本人是托洛茨基反對派成員，儘管在被波共開除出黨後，並沒有參加托派的“第四國際”但他對托洛茨基是崇敬的――甚至可以說是崇拜的――在很多理論問題上與托洛茨基的觀點是一致的。從全書來看，作者幾乎把托洛茨基當成“無所不能預言”的先知，就連作者都承認已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那些預言，他也試圖從中找出“合理的因素”來，比如，讀者可以從作者對托洛茨基關於世界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局的預言的分析中明顯地看出這一點。第二，本書寫作時間較早，作者必然受當時歷史條件和國際政治環境以及歷史資料的限制，因此，在今天看來作者對托洛茨基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與世界革命等問題的理論的分析和評價都是值得重新研究的。我們希望，在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轉軌後的今天，本書的出版能引起我國國際共運史、蘇聯史和托洛茨基研究等領域的專家學者的注意，有助於深入總結和認識蘇聯解體的教訓，推動上述領域的研究。
在本書翻譯中，譯者對全書譯文做了一些技術處理：
（1）為避免行文累贅，書中大量的法、德、西班牙、拉丁文單詞或詞組均直接譯成中文，沒有採用在正文中保留外文單詞再加注的方式：
（2）原書中俄文著作引文的英譯文錯誤較多，凡能找到俄文原文者，均直接按俄文原文譯出不再作注加以說明；
（3）原書中的里程和距離均以英里為單位，這對英語讀者比較方便，卻讓中國讀者費解。所以，我們或是參照俄文原文改為俄里，或是折合成公里；
（4）為了便於讀者核查參考，本書中的列寧著作的引文均以《列寧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第2版的譯文為準，所標卷數及頁碼均系中文版第2版的卷數和頁碼，不再另加註明；
（5）由於中文版《史達林全集》所根據的俄文版本與本書作者所根據的俄文版本不同，因此有些引文在中譯本中沒有。凡在中譯本中能查到的引文，我們在注中均標出“中文版”字樣，未標“中文版”字樣的，其卷數、頁碼即是指俄文版的，不再另加註明。
本書根據牛津大學出版社英文版譯出，原由鄭超麟先生組織王國龍、周任辛、喻守一翻譯：王國龍譯第一部，周任辛譯第二部，喻守一譯第三部。喻守一不幸去世後，家屬將其譯稿帶回家鄉留作紀念。現用的第三部譯稿是由施用勤、張冰、劉虎合譯的；施用勤譯前言和第一章；張冰譯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劉虎譯第五章和跋。全書的譯校情況如下：《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年》，王國龍譯，施用勤校；《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年》，周任辛譯，劉虎校；《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年》，施用勤、張冰、劉虎譯；全書由施用勤、張以童統校。鄭超麟先生雖然沒有參加翻譯工作，但原著中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拉丁文引文及參考著作名稱的翻譯，都是經他審定的。遺憾的是鄭超麟先生不幸於今年8月1日逝世，未能看到本書的出版。
中共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研究員鄭異凡同志通讀了全書的譯稿，並提出了寶貴意見；本書責任編輯劉庸安同志為本書的出版做了許多工作，付出了極大的心血，他嚴把譯文質量關，彌補了譯校者的一些疏漏並根據《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對人名和術語進行了統一；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在本書著作權的聯繫過程中，得到英國漢學家、利茲大學教授格雷戈爾・本頓（GregorBenton）博士的幫助，在此我們向他表示誠摯的謝意。
中共中央編譯局圖書館是有關國際共運著作的專業圖書館，在這方面的藏書在國內首屈一指。我們在該館工作人員閻虹女士的幫助下找到了本書部分俄文參考書並據此糾正了原書中英譯俄文著作引文的一些訛誤，從而提高了中譯文的質量；另外，在核對中文版《列寧全集》、《史達林全集》引文的工作中，閻虹女士的幫助也是不可或缺的。我們在此謹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謝。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書的英文原著各卷的書名是獨立的，並沒有總書名。中文版根據各卷書名和作者的寫作意圖將其定名為《先知三部曲》。
本書的翻譯工作工程較大，且延宕數年，儘管全體譯校者和有關人員通力合作，盡心盡力，但譯者才疏學淺，能力不逮，疏漏之處，恐怕難免。敬請專家學者和讀者予以指正。
譯 者
1998年11月28日
於北京西單西斜街
武裝的先知--先知三部曲1879-1921 本書目錄
目錄
譯者前言
前言
致謝
第一章 家庭和學校
第二章 追求理想
第三章 在歷史的大門口
第四章 智力合作關係
第五章 1905年的托洛茨基
第六章 “不斷革命論”
第七章 沉悶的年代：1907―1914
第八章 大戰與國際
第九章 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第十章 人民委員
第十一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戲劇性事件
第十二章 武裝共和國
第十三章 革命與征服（托洛茨基軍事思想評論）
第十四章 勝利中的失敗
參考書目
武裝的先知--先知三部曲1879-1921 文章節選
俄國社會的主要階級仍是貴族和農民。城市中產階級發展緩慢。但這個階級和歐洲的資產階級不同，它沒有社會淵源，沒有傳統，沒有本階級的思想，沒有自信，沒有勢力。小部分農民從農村中分離出來，開始形成產業工人階級。在亞歷山大統治的最後10年中，雖曾發生過最早的工業大罷工，但城市工人仍只被看做是背井離鄉的農民。
這些階級對皇位都不能構成威脅。每個階級都希望君主本人會滿足他們的要求、昭雪他們的冤屈。總之，沒有一個階級能表示自己的不滿或使自己的要求廣為人知；沒有一個階級能集合本階級的成員，積聚力量，組成一個代表本階級的組織或政黨。這樣的階級根本就不存在。只有國家和教會有全國性的組織；但這兩者的職能，即決定其形式及結構的職能，是壓制而不是表達社會的不滿。
只有一個集團，即知識分子集團起而向王朝挑戰。各界受過教育的人，特別是那些一直沒有進入官員行列中的人，對沙皇――解放者――不滿的理由不亞於農民。沙皇先是激起他們對自由的渴望，繼而使他們的希望落空，正如他激起農民對土地的渴望之後使他們失望一樣。亞歷山大跟他的前任尼古拉一世一樣，他雖沒有用蠍尾鞭抽打知識分子，但還是用鞭子懲罰他們。他在教育和新聞出版方面的改革純屬敷衍，十分吝嗇；全國的精神生活仍在警察、書刊檢查制度和聖教公會的監控之下。沙皇給知識分子披上自由的外衣，因此，他拒絕給他們真正的自由，就使他們更痛苦、更屈辱。知識分子的自由被人玩弄了，他們企圖報復；沙皇竭力馴服他們的倔強精神，所以他放棄了半自由主義的改良，代之以鎮壓來壓制不斷增強的反抗。
就數量而言，知識分子很弱。他們中積極革命的只是極少數。如果把他們反對擁有9000萬臣民的統治者的鬥爭說成是大衛與歌利亞的決鬥，還是誇大了他們的力量。整個19世紀70年代是知識分子反抗的典型的10年。在民粹派的和平的“教育及宣傳”運動階段所捲入的知識分子至多只有幾千人；最後，在恐怖主義運動階段，直接參加的男女鬥士不到40人。但就是這40來人使沙皇在自己的國土中成為流亡者，並且牽制了整個帝國的力量。只有在一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國家裡，一個如此之小的集團的形象才能變得如此高大。知識分子與社會上的主要階級不同，他們長於語言表達，而且都受過教育，這對分析危害國家的種種罪惡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他們制訂出人們認為能醫治這些罪惡的綱領。如果他們只想為自己說話，他們根本就不會對政權進行挑戰了。起初鼓舞他們的是巨大的幻想，幻想他們自己是全國的、特別是農民的代言人。他們想把自己對自由的渴望同農民對土地的渴望結合起來，把自己的革命組織稱為“土地和自由社”。他們渴望汲取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想，努力使之適合俄國的情況。他們夢想的新社會的支柱不是產業工人而是農民。那個社會的基本細胞不是公有制的工廠而是集體所有制的農村公社――在俄國殘留的古老的農村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