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國主義》
[英]大衛·哈維著
沈曉雷 初立忠譯
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
定價： 25.00元
新帝國主義作者簡介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英國地理學家。著作有經常關注的主題（如不正義、種族主義、剝削等等），有獨到見解。1991年的統計，他是全世界被引用頻率最高的學院地理學家。哈維坦言他並沒有受過什麼“訓練”——他的學術積累其實完全靠的是自學，而學校給他的只是一個讓學習自我完成的優良環境。這也就是他為什麼特別喜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因為這所大學根本不在意學生們學到什麼。哈維早年也寫過中規中矩的地理學著作，出版於1969年的《地理學的解釋》，之後他從未再不繼續這些早期著作中的論點。正統地理學的學院性疆域，鎖不住這位自學闖出來的思想者。
內容簡介
出版於1973年的《社會不義與城市》一直到近年的著作，貫穿哈維幾十年思考的一個核心主題，就是資本主義系統的特質。哈維的一個基本論點就是：資本主義系統為了確保其擴展而消滅空間。擁有貨幣資本的資本家，總是希望能夠將資本投資到可以產生最多利潤的地方，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這種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的市場行為，一旦碰到國內市場接近飽和乃至已經完全飽和、激烈競爭使得投資無法繼續找到盈利性出口的狀況（生產出來的商品大量滯銷，除非虧本賣出去）時，便會產生出兩種“補救”方式——時間上的推延，與地理上的擴張。用哈維的術語，即“時間性修復”與“空間性修復”，前者指在社會中一些基礎領域進行長期的投資（如教育、科研研究），後者則是往別處尋找新的市場。哈維的研究最關注的，實質上正是資本的這種“空間修復”邏輯——資本總是在空間地理層面上向高利潤、低成本的位置移動。在一個競爭激烈市場飽和的地區已無法取得盈利的剩餘資本，在另一個相應市場還未開拓的地區，卻可以繼續取得高利潤。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實質上乃是資本主義系統與生俱來的趨向。
哈維在2003年出版的《新帝國主義》論述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積累”的所有特徵，在當代都仍然是強有力地存在著，甚至變本加厲。特別是資本主義世界1973年之後所形成的強大的金融化浪潮，完全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投機性與掠奪性特徵，通過各種金融操作以及金融衍生工具（著名的如導致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對沖基金），對大眾乃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眾進行深度掠奪與資產剝奪；更不用提晚近以來一輪針對水、空氣、森林、土地以及所有種類的公用事業的私有化浪潮對自然資源與社會公共資源所進行的大規模剝奪，乃至通過專利權的方式對人類物種本身（遺傳物質、物種血漿等）所進行的生物性掠奪。由於劫掠性的“原始積累”事實上並非是“初期的”或“原始的”，而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特徵，所以哈維建議“原始積累”概念應該重新被闡述為一個去時間性的概念——“通過剝奪的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通過資本的“空間修復”操作，資本主義系統的這種內在固有的“通過剝奪的積累”，便被播散到了整個世界。從這個角度來看，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全球化”，同二十世紀末至今的這一輪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並無實質性的不同（因此哈維將後者稱之為“新帝國主義”）。
書中哈維進一步指出，資本通過地理擴張而獲得的這種“空間修復”操作，存在著一個關鍵性的環節，那就是剩餘商品被送去的地方，必須擁有可支付的手段，譬如，黃金、白銀以及後來的美元儲備（當時，英國便正是通過鴉片貿易而從中國大量榨取白銀），抑或具備可以進行貿易的商品。那么，如果情況是，該地區並沒有可資交換的貨幣儲備或商品呢？我們看到，這並不能阻止資本在空間層面的擴張。即使通過暫且讓對方“賒賬”的方式來實現剩餘資本在空間的移動，也好過在國內飽和市場狀態中不斷貶值。這就是哈維所說的複合型的“時間-空間修復”了：既在空間上產生資本的移動，又在時間上如同長期投資般，推遲了資本價值在未來重新進入流通領域的時刻。這種特殊的“時間-空間修復”操作，後來便經過意識形態的包裝而擁有了一個精緻的名稱——“國際援助”：對於沒有可資交換的商品或貨幣儲備的“赤貧地區”而主動出借貨幣，並讓對方用這些貨幣來購買自己的剩餘商品（美國晚近所實施的國際援助，幾乎總是與購買其商品和服務聯繫在一起，並且以開放市場準入作為前提）。這樣，許多第三世界的貧窮國家成為了剩餘資本的“接收器”，從而進入資本流通的體系。而“國債”的償還，則使得資本輸出國（債權國）成功規避資本的貶值，而風險完全轉嫁到接收國（債務國）身上。
文章摘要
在資本主義的格局下，也有可能會出現相反的拒絕進入某國市場的策略性舉措。特別是在高度壟斷和寡頭獨占的情況下，拒絕進入某國的市場，也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威脅手段。譬如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為了打擊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國家而宣布石油禁運、暫停出口，造成油價上漲，從而成功導致西方國家的經濟衰退。相類似的，美國現在也經常用拒絕進入對方市場作為武器，來迫使其他國家遵從其意願。哈維曾舉過這樣一個晚近的例子：巴西工人黨總統候選人成功當選後，美國貿易代表便聲稱，如果對方不贊成美國在美洲的自由市場計畫，那么他們將“向南極洲進行出口”。可見，資本主義系統是一個自我溢出性的系統：其自身的穩定，關鍵性地建立在向“外部”的溢出。那么，倘若不再存在那樣的“外部”呢？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便正是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由於運輸與通訊產業的長足發展，就資本的移動而言，從十九世紀到今天，一個主要的變化便是——空間在不斷“收縮”。諸如路程阻力等等十九世紀時那些至關重要的因素，今天在那壓縮了的“地球村”里，都早已變得相當邊緣化。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市場在全球範圍內越來越飽和，很多國家曾經是作為剩餘資本的巨大吸收者而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隨後自身也已逐漸轉變為剩餘資本的生產者。如上世紀日本在七十年代、韓國在八十年代、台灣地區在八十年代末，都開始從純粹的接收者轉變為純粹的輸出者。中國政府改革開放後所著手進行的各種大規模建設項目和公共基礎設施的發展（譬如，晚近因舉辦奧運會而在北京地區展開的一系列大規模的基礎性建設，而2010年的世博會召開，也刺激了上海的新一輪城市建設項目），這些年來持續地大量吸引著全球的剩餘資本。並且根據哈維的預期，中國在不久的將來仍能成為全球金融資本的一個主要出口，吸收著從西方諸國到日、韓等國，以及台灣地區的大量剩餘資本。然而依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來看，這個“不久”實際上也真的可能不會有多久。目下中國經濟成長的一大塊，已經是靠“外需”在帶動，“made in China”的標籤已經遍布世界（儘管向外“傾銷”的大多屬於低端商品）。到2009年初，中國對美國國債持有額度已大大超過第二位的日本，穩居全球持有美國國債第一的寶座。當代中國——用秦暉先生的話說——已快達到“資本積累過度，產能太強，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無法容納”。這也就是為什麼，有那么多充滿“不高興”情緒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可以想見，在高度全球化的將來，從各國國內“溢出”的大量剩餘資本，即使在全球範圍內，也將不再能夠找到盈利性投資的渠道（即，資本流到國際，仍然還是遭遇到同國內資本一樣的困境），除非真的可以“向南極洲進行出口”。
當下的格局是：在高度“全球化”的發展下，全球資本主義的市場正在逐漸地趨向整體性飽和。現在問題是，當一個地區的剩餘資本不但在其內部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盈利性投資，並且在其他地方也找不到盈利性的投資的時候，將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這正是哈維晚近著作的核心命題：資本必須使自身通過空間性轉移的方式來實現其盈利性的積累，然而“空間”本身卻越來越被“壓縮”——今天，高度的“全球化”已使得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個“村落”，這就意味著，資本的“空間性修復”，將越來越失靈了。2003年美國的對伊戰爭，在哈維看來，正是新自由主義者們為了掩蓋國內資本主義系統的失敗而轉移視線之舉。而當下因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社會危機，也正是意味著，資本主義系統在一個業已高度“全球化”（即，空間被高度壓縮）了的世界中，將面臨整體性的系統失敗。而在哈維看來，這就召喚今天的思想者們，繼續去探索“希望的諸種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