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廣東七十二行商報》是民國時期在廣州創辦的時間最長的一份經濟類報紙，它於1906年9月15日創刊，後曾改名為《七十二行商報》。館址設在廣州太平門外第七甫西向門牌100號，1930年遷至光復中路74號。創辦人為黃景棠，近代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愛國企業家。總司理兼發行人為羅嘯璈，總編輯陳羅生。自1919年起，羅嘯璈全權負責該報的社務及采編工作，直至1935年7月逝世，之後由羅子政接任。
《七十二行商報》曾於1938年4月至1945年9月30日抗戰期間停刊，1945年10月1日又重新復刊，復刊後社長為羅子修，總編輯為陳霞子。直至1947年3月31日停辦。
該報的宗旨：“注意商善兩界之機關，以堅持現在之辦路主義。”內容有上諭電傳、論說、本報專電、本報特別要聞，本省新聞、中外要聞、時評、談屑等。日出報八版。
何謂七十二行
七十二行在近代廣州有雙重含義，一種意思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廣州以工業、商業、手工業等為代表的各個工商行業的總稱；第二種意思即為廣州各大傳統經濟行業的聯合體或商人團體，這一發自民間的群體在地方政治、經濟生活中有很大影響力，各種商人團體，包括總商會也要依託七十二行開展活動。後來七十二行逐漸被認作廣州商業界的代稱。
歷史精神
《廣東七十二行商報》，一份商人議政的愛國報紙
2007年初春的光復中路74號門前，車水馬龍，喧囂如常。60多年前的此刻，廣州最有名的政經大報的主編羅子修在門內踱步嘆息，長期地困頓經營或許讓他已預感到，兩個月後，自己打理的這份報紙將與歷史話別，留下來的是關於“近代廣州歷史最長的報紙”的零星記憶。
這份死於四十年代的報紙名為《廣東七十二行商報》，創辦於清末之際。一些史料告訴我，該報最初的創辦者為愛國華僑商人黃景棠——一位近代廣東歷史上的傳奇人物，其對廣州地方歷史最大的功績就是曾投資修築了芳村長堤，並充當了芳村開發先行者的角色。還有史料表明，黃景棠曾參與戊戌變法，變法的失敗，使他棄官從商，探索一條實業救國的道路。因此不難理解，在幾乎有關黃景棠的簡歷資料中都提到過他在上世紀初曾創辦過鐵路公司、創立過粵商自治會。而查閱了大量資料，我仍無法獲悉，作為《廣東七十二行商報》創辦者的黃景棠與上世紀四十年代打理的這份報紙的主編羅子修之間的關係，我把這個疑問在此擺出，只是期盼這方面的知情人士有教於我。
黃景棠的身份背景或許有助於理解《廣東七十二行商報》創辦初期的性質，就是商會的“喉舌”。那為什麼這份經濟類報紙會率先在廣東出現？
那就是“各行省無不有粵商行店，五大洲無不有粵人足跡，其民輕巧活潑，好冒險習勞，最合營業之性質，由是觀之，我粵省於歷史、地理、物產、民俗上均占商界優勝之點，似非他省所及，謂為天然商國，誰曰不宜？”這是《廣東七十二行商報》發刊詞中的話，也是對這個問題的解答，而從發刊詞另外的內容“以愛國之熱誠，為強國之基本”，“有監督商人之責任，亦有監督政府之義務”等透出的信息來看，從側面反映了民國時期的廣東商人，並不甘於“在商言商”，強烈的參政議政意識表露無遺。因此，民國初年，這份報紙迅速成為廣州商界各行各業觀點的“集散地”。
民國成立後，廣州“官”、“商”之間開始出現由對立到融合的趨勢，不少商人當起了官員，同時部分官員也開始經辦實業。“官商”在廣州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嶄新的階層。上層建築改弦更張的同時，《廣東七十二行商報》也在悄然生變：該報於1917年9月20日刊出增刊，新增兩個版面一為“京省要聞”，內容有《唐繼堯之招賢令》、《馮國璋夫人逝世記》、《梁啓超統一幣制之新策》；另一版為“歐戰來電”，主要為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關的戰爭新聞。這期增刊可以看作是《廣東七十二行商報》報導內容的一個重要轉變，此後，該報不局限於把眼光放在商界，時事政治、戰爭軍事成為該報與經濟報導並重的內容。《廣東七十二行商報》的綜合性政經類報刊風格也由此成型。
如果說，亦政亦商是《廣東七十二行商報》的辦報思路，那么愛國主義則是它的情懷所系。譬如，1908年春，中國水師在澳門附近扣留走私武器的日本船“二辰丸”，1909年，澳葡當局企圖借劃界之機擴大控制地盤，同年日本企圖侵占廣東海面的東沙島……面對這些事關國家主權的事件，粵商自治會等商界組織均作出了維護國家利益的抗爭，而《廣東七十二行商報》對於上述事件的報導，則成為當時全國人民獲取最新信息的主要來源。
特殊時期最能顯出一份報紙報格的力量。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蘇綏靖紛爭和抗日戰爭，《廣東七十二行商報》表現出了鮮明的愛國立場，時政和戰況新聞長時間占據《廣東七十二行商報》頭版頭條位置，如1937年8月2日第二版頭條，新聞主標題為“日軍絡繹南逼併分兵進犯察綏”，副題為“製造華北民眾反戰同盟會 散荒謬傳單拆我抗戰陣線”，編者採用的“進犯”、“逼”、“荒謬”等字眼，充分表明了一份商人報紙的愛國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