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魏晉 陶淵明
詩詞正文
蕤賓五月中，清朝起南颸。
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
重雲蔽白日，閒雨紛微微。
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
於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
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
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
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作品鑑賞
這一首詩作年無考，研究陶詩的人，有把它繫於公元403年（晉安帝元興二年癸卯）的。如按其說，則詩作於《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後，《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之前。此前一年，荊州刺史桓玄舉兵入京，竊取文武最高官職，總攬朝政；這年春天正月，又加大將軍封號，篡晉的跡象已經顯著，這意味著政治上一場大變故即將來臨。這時淵明丁母憂家居，面對朝廷變局，既無能為力；自身生活，也得賴躬耕自給。題目所示，是胡西曹寫詩給顧賊曹，而淵明又作詩和之。胡、顧名字都不詳。西曹、賊曹是州縣屬官名，前者主管人事、選舉，後者主管治安。詩是平常酬和之作，並不經意寫，但若聯繫這時期的政治背景和淵明自己的處境來看，則思想感情自然也並不簡單。
起四句直寫當前氣候，說在陰曆五月的一天早晨，吹起南風，不快不慢，飄動著詩人的衣服。古代以十二律配合十二個月，“蕤賓”是配合五月之律，見《禮記·月令》，詩中用以標誌五月。風是夏天“清朝”中的“南颸”，飄衣送涼，氣象是清爽的。接著兩句，不交代轉變過程，便緊接著寫“重雲蔽白日，閒雨紛微微。”由晴到雨，似頗突然。以上六句是面的總寫，一般敘述，不多描繪。
“流目”四句，由面移到一個點。先寫詩人在清風微雨中，轉眼觀看西園，見園中紫葵生長得“曄曄”繁榮，雖作集中，亦只敘述。上文的敘事寫景，直貫到此；而對著紫葵，忽產生一種感慨：“於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感慨也來得突然，但內容還屬一般，屬於人們對事物常有的盛衰之感。這裡轉為抒情。下面兩句：“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承前兩句，抒情又由點到面，同時由對客觀事物的反映轉到對自身的表白，擴大一步，提高一步，句法同樣有點突然，而內容卻不一般了。淵明本是有志於濟世的人，被迫過隱居生活，從紫葵的榮曄易衰而聯想自己不能及時發揮壯志，建立功業，這種觸動內心痛處的感受，本來也是自然的，不妨明白直說，可詩中偏不說出“願及時”願的是什麼，“靡所揮”揮的是什麼，讓讀者自作領會。“靡所揮”的“揮”字當是“發揮壯志”之意；有作“揮杯”解釋的，即是省去“杯”字。這樣理解，比較不合詩語組織的習慣，又把淵明看成真是處處想到喝酒的人，也不切合。
上文各以六句成片，結尾以四句成片。這四句由思想上的“恨”轉到寫生活上的困難，以及在困難中不可抑制的更強烈的思想活動。“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等到秋天莊稼收成，有糧食不繼的迫切問題。處境如此，還有上文的為外物而感慨，為壯志而感傷的閒情，在常人眼中，已未免迂疏可笑；而況下文所寫，還有“不可淹（抑遏）”的“逸想”和什麼“猖狂”的情感或行動，冷靜一想，也未免自覺“可悲”了。有了“悠悠”兩句，則上下文的思想感情，都變成出於常情之外，那末作者之非常人也就不言可喻了。把“不常”寫得似乎可笑可悲，實際上是無意中反映了他的可欽可敬。
這首詩在陶詩中是寫得較平凡的，樸質無華，它的轉接突然的地方，也表現它的“放”和“直”，即放手抒寫，直截不費結撰。但也有它的含蓄，有它的似拙而實高，它的奇特過人，即不露痕跡地表現作者襟懷的開闊和高遠。
聯繫當時的時代背景和作者的處境，“猖狂”的來龍去脈，也就有跡可尋，即是對於黑暗、險惡的政局和自身抱負莫展的憤激。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說：“此詩賦而比也。蓋晉既亡於宋，如重雲蔽日而陰雨紛紛，獨公一片赤心如紫葵向日，甚為可愛，而又老至，不能及時收穫，漸當復衰，此公之所以感物而獨長悲也。”話未免有點穿鑿，把“重雲”、“紫葵”等句都作隱喻之辭看，真有點讀陶詩如解釋阮籍《詠懷》詩的味道了。如按前文系年，則這時晉並未亡於宋；把淵明對於東晉皇帝的態度當作葵花向日，也未免小看他的心跡。把這些詩句都作賦體看，並不妨礙讀者從中可以看出詩人的政治熱腸和人生態度，看出他的高出常人的地方，即在艱難的生活中不忘濟世。詩寫得很隨便，卻有深遠的意境。王夫之《古詩評選》說此詩：“廣大深邃，學陶者何嘗見其涯涘。”看來是別有會心，而非故作高論。
作者簡介
陶淵明（365～427），晉宋時期詩人、辭賦家、散文家。一名潛，字元亮，私謚靖節。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生於一個沒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祖父作過太守，父親早死，母親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陶淵明一生大略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28歲以前，由於父親早死，他從少年時代就處於生活貧困之中。第二時期，學仕時期，從公元393年（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他29歲到公元405年（晉安帝義熙元年）41歲。第三時期，歸田時期，從公元406年（義熙二年）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病故。歸田後20多年，是他創作最豐富的時期。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開創了田園詩一體。陶詩的藝術成就從唐代開始受到推崇，甚至被當作是“為詩之根本準則”。傳世作品共有詩125首，文12篇，後人編為《陶淵明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