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這本《命令我沉默》詩集除去序言和編後記以及沈浩波詩歌創作年表之外,一共包括五個章節,收錄了詩人沈浩波從1999年至2012年14年間諸多優秀的詩歌作品。其中第一部分“請讓我緊緊地抱你”收錄了詩人僅30首書寫愛情和親情的作品,這些作品呈現了沈浩波內心最細膩、深情的一個側面;第二部分“少女賦”中的二十多首詩歌共同勾畫出一幅女性群像,其中的每一首詩歌都包含詩人對他的描寫對象的深度關注和複雜情感;第三部分“我們那兒的生死問題”和第四部分“詩人在他的時代”是整本詩集最駁雜充實的主體部分,其中的作品淋漓盡致地展示了詩人在他所處的年代經歷的種種世事,發出了他有力的詰問和深沉的思索,抒發了他內心的大恨和大愛;第五部分“蝴蝶”目錄
第一卷代序:當代中國詩歌中的四種虛榮心(1) 代序:當代中國詩歌中的四種虛榮心(2) 代序:當代中國詩歌中的四種虛榮心(3) 代序:當代中國詩歌中的四種虛榮心(4)
代序:當代中國詩歌中的四種虛榮心(5) 命令我沉默第一章(1) 命令我沉默第一章(2) 命令我沉默第二章
命令我沉默第三章(1) 命令我沉默第三章(2) 命令我沉默第三章(3) 命令我沉默第四章(1)
命令我沉默第四章(2) 命令我沉默第四章(3)
命令我沉默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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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我沉默第十五章(3) 命令我沉默第十六章(1) 命令我沉默第十六章(2) 命令我沉默第十六章(3)
命令我沉默第十七章 編選手記:這本詩集對於我的意義(1) 編選手記:這本詩集對於我的意義(2)
試閱
當代中國詩歌中的四種虛榮心(1)我在這裡所說的四種虛榮心,指的是當代中國詩歌中普遍存在的,渴望用某種姿態進入詩歌史的虛榮心。並且,中國當代詩人因不同的格格不入的虛榮心,構成了傾軋、分野,進而演變成不同的、故步自封的宗派。
最有代表性的應該是以下四種:政治虛榮心、先鋒虛榮心、文化虛榮心和技術虛榮心。
我不認為有這些虛榮心是壞事,也不認為完全沒有這些虛榮心的寫作就是更純粹的寫作。相反,正因為擁有這樣的虛榮心和由此帶來的詩歌史野心,才使得一些詩人的寫作,具備了強烈的文化意志和個人辨識度,使他們不僅僅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好詩人,更成為特定歷史階段的重要詩人。我本人亦是如此。
但虛榮心和野心帶來的詩學偏執,很容易變成對詩歌的傷害。詩人們囿於自身的固執、狹隘和偏見,將虛榮心膨脹為寫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類”皆視為歧途,使得原本只是附著在詩歌上的虛榮心變成了執念。這種強烈的外在執念,壓倒詩歌本身,形成負面吞噬,令有才華的詩人在寫作上無法寸進,甚至不斷倒退。
同時,虛榮心背後的文化理念會產生“光暈”——一種強烈意志形成的吸附效應。每一個攜帶虛榮心的相對重要的詩人背後,都有大群意志薄弱的年輕或不年輕的追隨者,造成越來越多的群體式詩歌對峙。這種對峙、爭論、不服氣,本身並非壞事,在初期,構成了理念的交鋒式溝通,甚至構成了一種激進的繁榮。但對峙並非建築於高水平的詩歌理念之上,而是建築於低水平的偏狹執念之上,建築於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荒謬立場之上,建築於因為自身的文化欠缺而帶來的文化自卑,又因為要掩飾文化自卑而一味拚命強化自身是唯一合法、唯一真理的內在動機上。久之,在低水平對峙中,每個群體都給自己罩上厚厚的烏龜殼,故步自封,坐井觀天。
近十多年來,這種狀況對當代詩歌的發展損耗很大。漢語詩歌始終無法建立起正常的詩人與詩人交流和溝通的最低標準,無法建立起碼的共識。不絕於耳的各種爭吵,大部分與詩歌關聯不大,吵的都是外在的主義。
每一種虛榮,都有一條非常容易進入的歧途。
政治虛榮心最大的歧途,便是使詩歌淪為意識形態對抗的工具。存天理,滅人性,用強大的政治、道德武裝自己,而在事實上,放逐了詩歌本身。政治正確的嘴臉,由政治正確所帶來的二元對立的嘴臉,以社會道德良知作為寫作合法性的嘴臉,本就是詩歌的天敵。這種歧途,進一步導致詩人內心的乾燥,越社會化就越取消自我,越正確就越偏離詩歌。
政治虛榮心在中國詩人的內心中根植甚深,來源大致有三:
一是中國人從小接受的詩歌教育本身就有這種傾向。對“詩言志”的理解,對批判現實主義的推崇等,都起到了某種心理暗示作用。中國的讀者,喜歡要求詩人充當良知的代言者,充當意識形態反抗的主體,根源恐怕也在這裡。
二是中國當代詩歌發端的時代關係。當代詩歌發端於20世紀60~70年代,空氣中都充斥著意識形態荷爾蒙的時代;發端於食指、北島;發端於帶有意識形態對抗意味的“朦朧詩”。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詩人充當了思想的先驅,詩歌天生就具備的獨立、自由的意志,無意間迎合了整個時代的心理需求。這是一個浪漫的巧合,是詩歌與那個時代的必然,而不構成詩歌與所有時代的必然。“朦朧詩”的傳奇效應,時代賦予詩歌的英雄主義色彩,誘惑了很多年輕的詩人,政治虛榮心甚至是很多人開始寫作的唯一因素,意識形態對抗使得詩人凌駕於詩歌之上。這種畸形的英雄主義自我實現方式,這種渴望充當時代的喇叭、思想的吹鼓手的虛妄念頭,被後來的很多詩人警惕和反抗,並逐漸形成共識。
當代中國詩歌中的四種虛榮心(2)
以政治虛榮心為寫作依據的思潮,本來已經煙消雲散,但在近年又有捲土重來之勢。這種反覆,根源是詩歌的邊緣化。社會越來越功利,越來越以“實用”作為唯一標準,人們對詩歌的質疑和妖魔化就越劇烈。“寫詩有什麼用?”詩歌原本就不是以有用無用為標準,它是精神、生命、經驗、意志、語言、美學等共同作用下的結晶體,追求的是永恆的價值。但這種價值無法清晰、簡單地傳達給大眾。面對大眾振振有詞的一問,詩人只好攤開雙手:是,沒用,但我們願意,可以嗎?詩人放棄了闡釋詩歌的機會,大眾獲得了評價詩歌的權力,對詩人提出了要求,要求詩人像他們接受過的詩歌教育里的樣子,成為良知和道德的展現者,要求詩歌重新變得有用。在新世紀,網際網路越發普及,中國人的表達欲望、言說欲望越來越強烈,對社會發言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滿足著很多文人的英雄主義夢想,他們也確實備受關注。在網際網路上,各種政治正確的堅定言論飽受追捧,搖滾歌手、媒體人、專欄作家、部落格寫手、大學教授、作家、商人……都搖身一變,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並且仿佛只要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就獲得了某種文化上的道德優越感。對很多年輕時就胸懷英雄夢和時代先知夢的詩人來說,這構成了刺激。前一分鐘他們被放逐,後一分鐘他們上網,他們渴望重新回到焦點,重新變得有用。一方面是詩人被時代和大眾放逐的焦慮,一方面是大眾對詩人站出來鼓吹良知和成為道德代言人的淺薄需求。帶著投機的欲望,不少詩人的政治虛榮心開始在寫作中上升。
我並不反對有限度的政治虛榮心,我自己也是一個願意對時代和社會保持敏感、保持關注,乃至隨時以寫作介入的詩人。但在這樣的寫作中,詩歌應該大於政治虛榮心,政治虛榮心應該對詩歌起到正向作用。殘酷的是,我看到很多詩人以取消詩歌本身的規律為代價,口乾舌燥、聲嘶力竭地殺了過去。空洞的良知,乏味的道德,假大空的政治正確,非此即彼的反抗,陳詞濫調的囁嚅,幾乎取消了詩歌的一切幽微、敏感、濕潤。
先鋒虛榮心的歧途在於,因自身的淺陋狹隘,一味把先鋒置換成反文化,繼而更鄙陋地置換成以沒文化為榮,展示自己沒文化。被刻意放大的沒文化虛榮心和被刻意放大的文化虛榮心,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前者通常以流氓無產者的姿態出現,後者通常以飽學的文化貴族姿態出現,本質都是基於對文化的臣服和自卑。
先鋒虛榮心的另一種歧途,則是將先鋒精神的一個維度——對人性幽暗複雜的挖掘和對人性真實的尊重,簡單置換到“我口寫我心”的粗淺層面,甚至達不到“我口寫我心”,因為他們根本無法抵達心之微妙,只是停留在“我口寫我最簡單的動物**望”的層面。更有甚者,為了展露所謂的“先鋒肌肉”,在寫作中一味好勇鬥狠,刻意追求粗鄙的表達方式,刻意炫耀流氓“無產者”的生活方式,用先鋒標榜自己,以掩飾自卑。
先鋒虛榮心的第三種歧途,是宣稱自己發明了某種唯一的詩歌真理。某些語言詩派(他們認為語言是詩歌的唯一真理)甚至為此炮製出了類似於宗教教義那樣的真理條款。最近的某個真理條款宣稱,一切修辭都是遠離詩歌的。我不反對,甚至欣賞某些詩人個人化的極端語言實驗。堅決,乃至極端,確實可以成就某些詩人,放大他們堅持的美學理想,拓寬審美的範圍。但“唯一真理”、對其本人的詩歌創作故步自封,以及其影響力所及的其他詩人的詩歌創作,帶來的危害已經清晰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