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吳子兵法》《吳子兵法》，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戰國初期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稱“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為一卷。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分上下兩卷。
《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後，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著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
《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眾。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家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採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吳子兵法》是一部與《孫子兵法》齊名的兵家理論著作。《韓非子·五篇》說：“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說：“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可見此書在當時的影響之大。北宋時被定為《武經七書》之一，更說明了它在中國軍事史上的地位。現在日英法俄均有譯本。
吳起
吳起約公元前440—前381年。吳起是戰國著名軍事家，原為衛國左氏人，是孔子弟子曾參的學生。後來棄儒學軍事，在魯國做過將軍，並統兵大破齊軍。魏文侯時，吳起入魏，文侯委任為將，率軍擊秦，奪得五座城邑。吳起做將軍，與士卒同甘共苦，清廉公平，深得軍心，又善用兵，文侯遂任命他為西河守，抗拒秦、韓。吳起治軍任事很有名聲，秦兵畏懼，不敢東侵。
相關內容
《吳子兵法》是先秦時期一部重要的軍事典籍。書中把軍事和治國聯繫起來考察，著眼於治理國家。吳起與前輩孫武不同。孫武把軍事和政治、經濟聯繫起來考察，仍然著眼於戰爭，著眼於打勝仗，著眼於不戰而屈人之兵。吳起則更具政治家的持征。《吳子兵法》把戰爭置於政治的框架之下，更重視治理國家的文武兼備，《吳子兵法》分析了戰爭的性質，分析了當時備諸侯國的軍情，書中提倡重視普及軍事教育，重視傳授實戰經驗。重視培養軍隊的軍事素質。《吳子兵法》是研究先泰政治、軍事不可或缺的資料。
序
按：《吳子》是一部與《孫子兵法》齊名的軍事著作，相傳為戰國時著名兵學家吳起所作。該書在長期流傳過程中為後人所整理和刪補，有些篇目和內容有所亡佚，現僅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勵士》六篇，遠非全璧。現所錄的《吳子》原文，以《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本五經七書》中的《吳子》為底本。對底本上明顯的錯、衍、脫、誤之處，則參照《五經七書講義》、《五經七書匯解》、《五經七書直解》等進行校改，底本錯訛用（ ）表示，改正的文字用[ ]表示。
圖國第一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 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
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以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奄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斗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也；殭屍而哀之，無逮於仁也。”
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余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啟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盡）[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吳子曰：“凡治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
吳子曰：“凡兵者之所以起者有五：一曰爭名，而曰爭利，三曰積（德）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其名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數）[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
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寡良才，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逾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
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沖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居吾前，六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
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斗，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
“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戰爭，其軍可敗。燕性愨，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
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寐遷，刊木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饑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眾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眾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無疑。”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眾。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眾，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
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大）[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
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旌旗亂動，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沖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進兵之道何先？”
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倍。”
曰：“何謂也？”
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陰陽）[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令制遠）[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
起對曰：“以治為勝。”
又問曰：“不在眾寡？”
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擋，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人（當）[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戎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為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樣，智者為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辯，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
起對曰：“無當天灶，無當龍頭。天灶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車]騎，豈有方乎？”
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燒）[廄]，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閒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戎，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戎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眾，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為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閒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眾，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眾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
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矣。若其眾[灌字“氵”旁換“訁”旁]嘩，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眾可獲。”
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
吳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幡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武侯問曰：“若敵眾我寡，為之奈何？”
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年）[卒]卒起，擊金鼓於阨路，雖有大眾，莫不驚動。故曰：用眾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重，既武且勇，背大險阻，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駑，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
[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之所加。敵人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為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斗，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力）[利]。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眾甚懼，為之奈何？”
[起]對曰：“為此之術，若我眾彼寡，各分而乘之；彼眾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眾可服。”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溪谷之間，傍多險阻，彼眾我寡，為之奈何？”
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政，亂則擊之無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
起對曰：“此謂谷戰，雖眾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為之奈何？”
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之奈何？”
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
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
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武侯曰：“致之奈何？”
[起]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
於是武侯設坐廟廷，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被）[譴]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
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
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
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忌其暴起而害己。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眾，而為以四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
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眾，此勵士之功也。
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馳）[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易）[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評價
《吳子兵法》雖然保存六篇，但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軍事思想：
首先，它提出了一套政治、軍事並重，而以政治為先的戰爭觀念。《吳子兵法·圖國》說，要富國強兵，必須“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文德，指政治教化而言。武備，指軍事戰爭而言。它強調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廢。並說歷史的經驗證明，承桑氏（古代部落）只修文德，不重武備，結果滅亡了。相反，有扈氏（夏代部落）恃眾好戰，不修文德，也滅亡了。這種戰爭觀是正確的。在政治、軍事並重的前提下，《吳子》更重視政治教化。它說：“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教化的結果要做到四和：國家和睦，軍隊團結，上陣統一，戰鬥協調，這樣君才算有道之主，民才“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國家才能夠出兵出戰。教化百姓的內容，主要是“道、義、禮、仁”四德。這四德關係國家興衰，“修之則興，廢之則衰”。
《吳子》還試圖通過對戰爭起因的分析，來探索戰爭的實質。它說：“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以今日的觀點來看，這種對於戰爭起因的認識是膚淺的。但在戰國初期，《吳子》能注意到戰爭因“爭利”等經濟原因而引起，也是難能可貴的。由戰爭的五種起因出發，《吳子》又探索了戰爭的性質，把它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五類，並指出“義兵”是“禁暴救亂”的，“暴兵”是“棄禮貪利”的。這表明《吳子》試圖對戰爭的性質進行分類，以探求正義性的戰爭。雖然它的認識還比較模糊，但這無疑較《孫子》的認識前進了一步。
《吳子》在戰爭觀上的另一貢獻是它提出了“戰勝易，守勝難”的問題。因為戰爭是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所以要取得勝利相對來說是容易的。而保守勝利成果，則不僅需要軍事手段，還需要政治、經濟、思想等各種手段，相對來說是困難的。何況勝利以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為代價，所以他認為：戰爭勝利的次數越多，消耗人力、物力越大，而保守勝利的希望也就越小。由此出發，提出國家應該慎戰。這種觀點無疑也是進步的。
其次，吳起提出了一套首先加強戰備，然後依據敵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施行“審敵虛實而趨其危”的戰略戰術原則。
他在《料敵》篇對魏武侯說：“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讓武侯把加強戰備放在第一位。他簡要地分析了齊、秦、楚、燕、韓、趙、魏七國的地理條件、政治狀況、人民習俗、經濟實力、軍隊素質和軍陣陣法等特點，要武侯依據這些特點，制定對付列國的不同軍事策略。《吳子》主張戰前一定要察明敵情。依調查，如遇到以下情況，即：敵人不顧嚴寒酷暑，晝夜長途行軍，不管士卒勞苦；或長期滯留在外，糧食、物資耗盡，薪草、飼料缺乏，氣候不利，將士怨怒；或人數不多，水土不服，人馬患疫病，救兵不到；或長途跋涉，疲勞飢困，解甲休息；或敵將吏德薄望輕，軍心不穩，缺乏援助；或陣勢沒擺好，紮營沒完畢等，都應立刻“擊之勿疑”。相反，在察明敵情後，遇到以下幾種情況，即：敵地廣人富；將領愛護士卒，施恩普遍；賞罰嚴明，處置適當，以戰功論爵秩等列，任用賢才；兵力眾多，武器裝備精良；有四鄰的幫助，大國的支援等，就應該避開敵人，不與接戰。這就是著名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的戰術原則。
觀察敵人還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然後確定我方的作戰方略。《吳子》強調用兵之道在於“審敵虛實而趨其危”，也就是乘敵人的間隙，突然攻擊它的薄弱之點。如敵人遠來新到，戰鬥隊形未排定；正在吃飯而不防備；正在奔走；疲勞困苦；沒得地形之利；失掉天時；旌旗紊亂；長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過河，剛渡過一半；道路險峻狹長；陣勢頻繁移動；將領脫離了士卒；軍心恐懼動搖。就應選派精銳作先鋒，勇敢攻擊，大兵跟進，“急擊勿疑”。這種建築在對敵情詳盡分析上的攻擊策略，無疑是正確的，在今天仍有借鑑意義。
在作戰中，敵我形勢是瞬息萬變的。吳起提出要善於根據變化的情況而改變我方的作戰方針。如：依據“敵眾我寡”的形勢，在平坦地形上，就避開敵人；在險要地形上，就截擊敵人。依據敵“師甚眾，既武且勇”的形勢，就分為五軍，各軍占據一通衢大道，迷惑敵人。交戰時佯裝敗退，一軍在前，一軍在後，兩軍在左、右擊敵，五軍結合起來，就可擊敗強敵。如果“敵近而薄我”，我“欲去無路”，則依據敵我情況：我眾敵寡，就分兵包圍敵人；如敵眾我寡，就集中兵力襲擊敵人。不停地襲擊，敵人雖多也可以制服。如在“丘陵、森林、谷地、深山、大澤”等複雜地形條件下遭遇敵軍，就要動作迅速，首先發動攻擊，乘勢衝擊敵人，並調動弓弩手到前敵。邊戰鬥，邊觀察，一旦形勢對我有利，即全面發起攻勢。他還總結了在狹谷、在水上、陰雨天以及圍城戰的戰法，認為都要根據敵情，採取有力的應變措施。
其三，《吳子兵法》在論將方面也有新的思想。吳子指出，將領要文武全才、剛柔兼備，具有“理、備、果、戒、約”五種才能。“理”是能“治眾如治寡”；“備”是能“出門如見敵”；“果”是能“臨敵不懷生”；“戒”是能“雖克如始戰”；“約”是能“法令省而不煩”。
將領還要掌握用兵的四機：①氣機，能鼓舞士氣；②地機，能運用各種地形；③事機，臨事能運用計謀；④力機，善於保持和充實軍事力量。這樣的將領才是合格的將領。而“良將”在此之外還要具備“威、德、仁、勇”四種品質。良將是國家的棟樑，國家得之則強盛，失去會衰亡。所以，選拔良將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吳子提出作戰時還要察明敵將的才幹。利用敵將的不同特點採取不同的謀略，這是“不勞而功舉”的便宜事。他把敵將分為“愚而信”、“貪而忽名”、“輕變無謀”、“富而驕”、“進退多疑”等
各種類型，而分別制定了“詐而誘、貨而賂、離而間、震而走、邀而取”的作戰方針等。在“兩軍相望，不知其將”的情況下，可以選派輕兵挑戰，務敗不務勝，來探知敵將是“智將”還是“愚將”。如為“智將”，則“勿與戰”；如為“愚將”，則雖眾可俘獲。這些作戰原則都是他的前輩軍事家所沒有提出過的。
其四，提出了“以教戒為先”的治軍原則和“頒賜有功者”的勵士原則。
《吳子·治兵篇》說：兵“以治為勝”。所謂“治”，就是“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這樣的軍隊無往而不勝，“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如果部隊無治，“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治”軍是經嚴格地教練取得的。因此，“用兵之法，教戒為先”。部隊缺乏教練，就會“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只有經過嚴格教練的軍隊才能無往不勝。
教練的方法是：“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教練的內容之一是陣法，即適應方陣、圓陣的變化及掌握佇列的前、後、左、右、坐、起、進、止等動作。
教練的內容之二，是熟悉金、鼓、旗、鈴等指揮號令。“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論將》）號令嚴明，“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應變》）“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治兵》）有不服從軍令者，誅。
教練的內容之三，是軍中賞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軍中實行“什伍相保”。如此，則“三軍威服，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陣矣”。（《應變》）
在勵士方面，吳起雖為法家，但不主張用“嚴刑明罰”來鼓勵士氣，因為這是被動的辦法。
吳起主張用主動的辦法，即“賞”來激勵士氣。他提出君主要在廟堂上“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對於有功者，依據功勞大小，賞賜不同待遇。同時，在廟門外邊以功勞等次向立功者的父母妻子頒賞。這樣會造成一人立功，全家榮耀的社會風尚。對於陣亡將士的家屬，每年也要派使者進行慰問和賞賜。鼓勵沒有立功的士卒爭取立功。這樣，國家“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吳子》的這些主張，與後來的《尉繚子》主張用“殺”來解決士氣問題有很大區別。反映它確是戰國初期的觀念，還承襲有《司馬法》的“仁本”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