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道德重建 特色及評論
本書的特點在於，作者從政治家的角度出發第一次在全球化背景下把政治、經濟和文化問題聯繫起來考察，其觀點比一般理論著作明了、深刻。本書著力論述了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價值和意義，社會各界的道德責任，以及不同文化、文明之間相互尊重和寬容的必要性，而這些正是近年來有關全球化問題的著述所忽略了的內容。本書出版後受到西方媒體和讀者的好評，相信本書內容對中國讀者也會有很大的幫助和啟發意義。全球化與道德重建 內容簡介
全球化是近十年以來的流行語。作者言簡意賅地闡述了全球化的含義以及它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方面所帶來的挑戰，指出了改革政治、經濟制度和轉變思想文化觀念的必要性和途徑。本書的特點在於，作者從政治家的角度出發第一次在全球化背景下把政治、經濟和文化問題聯繫起來考察，其觀點比一般理論著作明了、深刻。本書著力論述了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價值和意義，社會各界的道德責任，以及不同文化、文明之間相互尊重和寬容的必要性，而這些正是近年來有關全球化問題的著述所忽略了的內容。本書出版後受到西方媒體和讀者的好評，相信本書內容對中國讀者也會有很大的幫助和啟發意義。
全球化與道德重建 本書前言
中譯者序 本世紀60年代以前，雖然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交往日益加強，但是，人們的活動和思想仍然局限於民族國家的框架之內。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動搖了世界經濟結構，也改變了西方人對世界社會的看法。人們認識到，世界日益成為一個全球共享的空間，一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政治發展能夠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產生重大影響，民族國家式的政治調控能力在某些場合是不夠的。面對全球化的趨勢，世界各國都在尋求應變辦法，不同的黨派及政界、經濟界的首腦人物也都通過不同途徑表達了自己的主張。 1975年11月，西方六國首腦會集於法國朗布依埃，著手討論如何克服西方國家因衰退而可能出現的危機，同時試圖在政治、經濟上達成協調一致的行動。這次會議是西方國家有意識地對政治、經濟問題做出全球性反應的開端。本書的作者、聯邦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就是這次會議的主要發起人之一。可以說施密特很早就意識到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意識到提出新的對策的必要性。 赫爾穆特・施密特，1918年12月生於德國漢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長期擔任漢堡市政委員會委員；1953年起當選為聯邦議會議員，1958年進入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1968～1984年任副主席；1969年參加勃蘭特政府，歷任聯邦國防部長、財政和經濟部長等職。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施密特於1974年勃蘭特辭職後接任聯邦總理，任期內在反對恐怖主義、實行務實的經濟政策穩定國內經濟、建立歐洲經濟體系和謀求國際和解等問題上發揮了關鍵作用，贏得國民信任，於1976、1980年連任；後來在經濟衰退期間因拒絕削減社會福利事業而失去自由民主黨的合作，於1982年辭職，此後一直從事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研究，現為德國《時代》周報主編之一。施密特思維敏銳，對新問題極其敏感，其豐富的政治經歷和對世界政治、歷史的熟稔使他對許多問題有獨到的見解。 在政治、經濟政策方面，施密特是個務實的政治家和政論家，自稱是“保守的社會民主黨人”。鑒於貿易和資本流通自由程度的提高以及世界力量對比的變化，民族國家的塑造能力受到削弱，個別國家的調控能力往往無法奏效或者適得其反，施密特主張在較大的範圍內達成某種一致性的政策，實現對金融市場的真正調控。考慮到世界力量對比格局的變化，施密特贊同維持合理的“均勢”，認為這樣做有助於建立和平的世界秩序，也有利於保護各國的利益。出於對歐洲各國利益的考慮，施密特主張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和實行單一歐洲貨幣；在思想文化方面，施密特承認各種文明、文化本身的意義，主張促進不同文明、宗教之間的相互尊重和理解。為此，施密特甚至同一些國家的卸任總統、總理一道，組成了一個旨在促進人類義務意識的普及的國際行動委員會，並且發表了關於人類義務的宣言。 本書是一部政論性著作，源自作者的兩本書：一本是《全球化――政治、經濟和文化挑戰》，主要論題是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挑戰及其應對策略：另一本是《尋求公共道德》，論述的是全球化條件下社會各界的責任或義務。鑒於內容上的連貫性，徵得原出版者的同意，現將其合在一起出版。 近年來，大多數有關全球化的著述都著力於探究全球化的內涵和影響，關於全球化的論爭亦主要集中於如何界定全球化，如何考察全球化的動因，以及怎樣看待全球化的結構性影響等方面。與上述著作不同，施密特在本書中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全球化定義，他的目的也不在於界定什麼是全球化及其所包含的內容。相反，施密特試圖通過描述全球化的種種表現來提出當今世界所面臨的新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 ……全球化與道德重建 本書目錄
中譯者序
上篇 全球化
――政治、經濟和文化挑戰
出版說明
一、全球化現象
二、政治挑戰和經濟挑戰
三、文化挑戰
下篇 尋求公共道德
――面臨新世紀的德國
前言
一、墮落還是轉變
德國人的種種恐懼
失望
德國人的集體意識
轉變是可能的
一、職能精英的責任
政治階層的道德職責
教會的公共責任
法官、醫生、教師和教授的責任
電視能夠代替教育嗎？
經營管理階層的雙重角色
三、經濟是我們的命運
大量失業是個道德問題
虛假的“妙方”
結構革新的重點
1．降低國家支出比例
2．稅收和補貼
3．重新明確財政職責
4．私人金融機構需要自律和監督
5．疏理法規條款和審批程式
6．建立靈活的勞動市場
7．革新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
8．我們需要尖端技術
必須重新啟動振興東部的過程
四、崇尚道德的勇氣
自由權
義務和責任
美德是不可或缺的
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訓練
五、一個全新的世紀
新的力量對比格局
歐盟存在的必要性
各種宗教和文化之間必須相互尊重
附錄
世界人類義務宣言
全球化與道德重建 文章節選
德國人的集體意識
與德國東部相比，德國西部更缺少足夠的集體精神。們必須承認它是一種危險。另一種危險在於這樣的事實。即許多德國人在1933～1989年期間經歷過獨裁統治，而大部分國民自1949年至今生活在民主、市場經濟和社會福利國家的條件下，了解其全部優點和缺陷，因此，前者關於民主、經濟和社會公正的觀念勢必不同於後者。1989年，由於戈巴契夫的幫助，柏林圍牆倒塌。當時幾乎所有東、西德人都覺得那是一個非常幸福的時刻。它表明，德國人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分裂之後仍然保留著息息相關的意識。幾年過後，這種意識雖然沒有淡漠，但是它已經日益被東、西德人的失望情緒沖淡。
1990年，我曾指望聯邦總理會向國民發出呼籲，對國民指出：我們面臨著一項重大的使命，面臨著一場巨大的考驗。我們希望重新實現內心的融合，重新實現政治和經濟的統一，因此，從易北河到韋拉河，東、西德雙方的居民都必須付出艱苦的努力。不要抱有幻想。你們西德居民必須明白：做出財政犧牲是必要的；你們東德居民則必須明白：要經過10年的艱苦勞動才能達到西德的生活水平。然而，只要我們共同努力，就能做到這一點！
實際上，我們並沒有聽到這種呼籲。相反，有些人聽信了這樣一種幻想，即無需做出任何犧牲就能實現社會經濟的統一，市場本身就會促成統一；而另外一些人則接受了這樣的幻想，即經濟形勢在4年之內就會走向繁榮，屆時東德的工薪水平將與西德持平。然而，到1992年，事實便否定了這兩種幻想，證明它們是站不住腳的。
從此以後，東、西德雙方都出現了失望情緒，並且都開始尋找“罪魁禍首”和替罪羊。人們把罪責歸到高傲自大的“西部佬”和怨天尤人的“東部優”頭上，認為東部的問題源於過去的共產主義混亂經濟（據說它的影響直到事後被認識清楚）以及許多東德公民同統一社會黨和國家安全部門的密切關係，而西部的問題則出在執政者身上。因此，人們準備在1998年的議會選舉時懲罰基民盟，正如他們出於抗議此前已經用第二票選舉了統一社會黨的後身――民主社會主義黨和極右黨派德國人民聯盟一樣。由於東德的實際失業率是西德的兩倍，東德地區雇員的工薪水平只相當於西德雇員的 75％，因此，（在實現統一 8年之後）當地人目前有些失望和不滿情緒是完全自然的。
執政者從一開始就該明白改造東部的過程將是多么艱苦和漫長。可是，他們當時卻沒有這樣想，相反，他們只是希望贏得選舉。有些人早在1990年就比較清楚改造過程的艱巨性和長期性，然而，即使是他們也對問題估計得不足。我本人也是如此。1990年，我在東德的許多城市做了一系列報告，一方面談到當時所面臨的失業；另一方面又表示相信，在10年之內東德的生產率和收人將趕上西德的水平，失業現象也將消失。10年的期限很快即將結束，聯邦總理許諾的4年期限早已過去，可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一個人只要能夠做出現實的判斷，並且肯於實事求是，他就必須承認：改造東部的過程至少還要延續1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任何人都不必對上述前景感到恐懼，相反，東德公民在許多場合已經顯示出首創精神，建築物和村鎮得到修葺，基礎設施得到更新，東德退休者的生活水平逐步上升，當地生產率和收人同波蘭、捷克的差距日益拉大（後兩個國家得不到西方的轉移支付，只能依靠自己），東德地區大學的效率日益提高，大部分年輕人表現出日益明顯的現實主義態度――所有這些明顯的跡象都體現了進步。隨著我們繼續推動東部的社會經濟改造，我們將在觀念、價值觀。希望乃至恐懼等方面進一步實現心理和政治上的融合。
當然，只有在不發生新的重大失誤的條件下，這種樂觀主義才是有根據的。如果減少西部地區對東部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聽任目前中斷東部振興過程的局面延續下去，那將是一種嚴重的失誤。
同樣，如果知識界和政界繼續為尋找1990年以前的“替罪羊”爭論不休，那也將是一種重大失誤。目前對東德人的懷疑和指責已經夠多了。一個人如果蓄意對他人造成了傷害，理應受到法院的審判，然而，適用法律只能是行為發生期間尚具有效力的東德刑法。至於某人曾經有過某種想法、屬於某個黨派或者只是同國家安全部門有些聯繫，都不能再成為懷疑、輕視和貶低其既往經歷的理由。
西德的律師和法官，尤其是來自當時的前沿城市――西柏林的律師和法官在對付共產黨人和統一社會黨成員時做得極其細緻周密。在那些應對射殺偷越柏林圍牆者的事件負責的人當中，他們首先指控並判決了一些士兵和低級軍官；多年以來，他們還對原民主德國秘密警察負責人沃爾夫提出刑事訴訟，其實後者當時的工作同他的西方對手或者說同行沒有什麼不同；此外，他們還長期指控東柏林的律師福格爾，而此人當時是波恩政府與東柏林政府之間的中間人，為西德政府贖買那些在東德受到迫害並願意離開東德的人牽線搭橋，深得我和我的後任者的信任。西德的（和東德的）一些政治家和記者也大力參與了懷疑他人的活動。誰參加過統一社會黨，就會被貶稱為“紅襪子”；而誰曾經加人過東德地區的基民盟或自由民主黨，就會被視為值得尊敬的公民。曼弗雷德・斯托爾佩作為布蘭登堡州的州長一直受到公民的信任，然而，近年來他也受到懷疑，儘管並沒有人出來說自己受過斯托爾佩的傷害；有些人還試圖拒絕萊比錫著名畫家伯恩哈德・海斯希參與改建後的國會大廈的裝飾工作，理由是海斯希幼年時期曾加人過納粹組織，後來在統一社會黨統治時期又受到重用。在許多場合，妒忌、猜忌、報復欲、卑鄙的動機占據了上風。
1949年後人們對前納粹分子進行追究時極少帶有敵意。阿登納甚至任命紐倫堡種族歧視法令的解釋者為總理府的高級官員，他比牧師出身的、充滿嫉恨和惡意的現任基民盟總幹事要大度得多。
我們德國人――尤其是西德人――應當明白：我們的國家需要和解！帶著嫉恨去懷疑無數國民，無疑會延誤重建德國人集體精神的過程。而且，如果我們不去真心誠意地面對重新實現民族融合的任務，我們將問心有愧。因此，我們需要具備相互體諒的想法和意願。
從長遠來看，無論是東德人的懷舊情緒還是西德人的高傲自負，都無法阻止人們重新接受我們同屬於德意志這個文明民族的意識以及擁有共同的德意志歷史――包括它的所有成就和罪惡――的意識。只要共同努力，我們將確認德意志民族國家，即《基本法》所規定的以民主制和法治為基礎的聯邦共和國是我們的愛國主義的紐帶。然而，20世紀行將結束，我們離這種集體精神的距離卻比人們1989、1990年在布蘭登堡門下所構想的還要遙遠一些。
全球化與道德重建 作者介紹
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聯邦德國前總理，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西文著名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