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劉達臨1989年至1990年，劉達臨主持了全國兩萬例“性文明”調查，並於1992年出版了書名為《中國當代性文化》的調查報告，這本調查報告被國內外評為“中國的金西報告”、“中國性科學的奠基之作”。一時間劉達臨聲名鵲起，蜚聲四海。
這次調查的對象是中學生、大學生、城鄉已婚者、性罪錯分子，涉及15個省市、24個地區。發出問卷21500份，回收20712份，回收率達到96.3%，其中有效問卷為19559份，合格率為94.4%。在有效問卷中，中學生6092例，占31.1%；大學生3360例，占17.2%；城鄉已婚者7971例，占40.8%；性罪錯分子2136例，占10.9%。
作者
1932年，劉達臨生於上海，195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新聞系。他曾長期在部隊工作，後到上海大學任教，為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現為亞洲性學聯會副主席。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劉達臨開始研究婚姻家庭問題，1985年開始重點研究性科學，著有相關著作60餘本。1989年至1990年，他成功地主持了全國兩萬例性調查。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劉達臨又建立了我國第一個性文化博物館。1994年，劉達臨在第五屆柏林國際性學大會上被授予“赫希菲爾德國際性學大獎”，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一個亞洲學者。美國《時代》周刊評論他是“引導中國走向幸福的21世紀的六個代表人物之一”。
劉達臨教授著作等身，如《世界古代性文化》、《世界當代性文化》、《華夏縱橫性史》、《性與中國文化》等，有些作品已經被譯成英、德、日、韓文在海外出版。他所編寫的《中國情色文化史》和《中國性史圖鑑》在讀者都廣受好評。
訪談
性學專家 劉達臨徐兆壽：這種調查，應該說在中國尚屬首次，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性”一直是一個迴避的問題，我想，您肯定遇到了很多麻煩。
劉達臨：1988年11月，我在進行中國第一次性調查之前，收到一封北京同行的來信，勸我不要搞大規模的性調查，他指出三大危險，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經濟上的，三是傳統觀念上的。
我回信說，幹得成要試試，幹不成也要試試，盡力而為，即使失敗了，也會有許多教訓提供給後人再乾。再說，科學研究必須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礎上，自然科學要進行實驗室研究，社會科學要進行社會調查，否則，泛泛而談，那不是真正的研究。我國的性科學起步不久，還沒有什麼量化分析，對許多性問題心中無數，不搞調查是不行的，而且調查樣本不能太少，否則說明不了什麼問題。美國的金西教授克服了重重困難，用了10年的時間，調查了17000例，發表了著名的“金西報告”，轟動了世界，並且在世界範圍奠定了性社會學的基礎，至今沒人超過他。
1989年5月12日，全國“性文明”調查工作會議在上海開幕，標誌著這次調查正式開始了。
但是，1989年7月，北京方面來信，說原來聯繫好的幾個中學都拒絕接受中學生性調查了，第一個在大學中開性教育課的周銘孝女研究員在10所上海大學進行聯繫，10次碰壁。有些大學本來答應支持、配合，一看到問卷內容，又縮回去了。在新疆一所大學搞了一半就不準再搞了。成都一位婦女在四川組織性調查，結果被領導批為“不務正業”。在蘇州一所監獄進行的性犯罪分子調查也泡湯了。同時，原來答應給予資助的法國一家公司由於政治原因也拒絕資助了，我們幾乎斷炊了。
禍不單行，我自辦發行的三本書也因為“掃黃”而被退回來了。由我主編的《中華性學辭典》也不能出版了。怎么辦呢？我就與妻子商量，把先前買的舊紅木家具全部賣掉，以繼續事業。妻子不同意。後來我覺得還是得到社會上去尋求支持，還是得取得社會的認可。時任《民主與法制》社社長的丁柯聽了我的請求後，毫不猶豫地給了我25000元；上海市計生委科研處和上海大學文學院科研處都給予很大的支持；還有很多朋友都幫我宣傳、拉贊助，最後我自己補貼了29000元。雖然在當時這也是一個大數目，但比起傾家蕩產就好多了，調查總算進行完了。
中國首次性文化展覽1993年底到1994年7月，劉達臨在上海、瀋陽、無錫、大連公開組織了中國古代性文化展覽，受到熱烈歡迎；1994年12月到1996年初，又在台灣、柏林、橫濱、墨爾本等地展出，取得巨大成功。台灣評價此次展覽為“五千年來第一展”，柏林則報導“柏林掀起了一股中國性文化熱”。1995年底，劉達臨在上海建成中國第一個性文化博物館。
徐兆壽：當時您是怎么想到要進行這樣一個創舉的？
劉達臨：1992年9月舉行的“上海性學研討會”上，我第一次將當時還不豐富的藏品在會議內部作了展示，收到轟動性的效果，中外來賓都讚不絕口，這大大增強了我的信心。1993年10月，在舉辦上海科技節的時候，我和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合作，在上海舉辦了第一屆中國古代性文化的公開展覽。這次展覽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來觀看的人很多。我的《中國古代性文化》一書賣得很好，很多人來給我說他們也收藏有性文物，問我要不要；還有一些國外的文化公司聯繫相關業務。我覺得這個展覽真的很有意義。沒有一個觀眾說展覽是“黃”或不好，也沒有領導部門的批評，這說明中國人的性觀念還是有很大進步的。
徐兆壽：1995年3月，您到台灣進行展覽，收到了轟動效應，台灣人稱此為“五千年來第一展”，評價非常之高。後來您到國外進行展覽，效果也非常好。但是，據我所知，您的這個展覽一直還是不怎么順利，主要原因是什麼？怎么個不順利？
劉達臨：1994年9月，我在上海的青浦縣徐涇鎮買了一幢房，作為我的私人博物館。我喜歡這地方，它離市區不算太遠，有公共汽車可以直達，但離市區畢竟有段路，很多人不會跑這么遠來參觀。1998年12月30日，上海市虹口區的文化局局長張永林和遠方廣告公司總經理張家龍要我搬到虹口區去。有了政府的支持，我覺得開始走上順道了，可是，不久張家龍來說，他們區里發生了一些問題，性文化展覽不好辦了。這事泡湯了。
後來我跟企業合作，搬到了南京路。在那兒的20個月裡，不僅得到了政府部門的肯定，還得到了觀眾的一致好評。但這個地方觀眾不好找，影響了經濟收入，博物館的收入只能勉強地支付水電費、人員工資和雜費，至於房費和裝修費的逐步歸還根本無力支付。本來我們想掛一個招牌，但有關部門不許招牌上出現“性”字，既然“性”不能提，就掛個“生殖”文化的牌子，結果還是不讓掛。由於這諸多原因，合作也就只能到此為止。2001年4月26日，這是永難忘記的一天。那一天，我的燕京大學的30多位校友在最後看完展覽後，我說：“各位，請等一下。”大家不知道還有什麼事。我招呼當時的副總經理、我的助手和合作夥伴胡宏霞：“我們一起向這個博物館的最後一批觀眾致謝。”我們站在大家面前，深深地鞠躬，我哭了，小胡也淚流滿面。
徐兆壽：這個情景真是讓人感動。在那深深的鞠躬中，我覺得您一定充滿了辛酸和不滿。這辛酸來自您事業的艱難，然而這不滿卻來自您對中國人性觀念落後的焦急與悲哀。後來呢？
劉達臨：後來移至武定路1133號了。
徐兆壽：現在的狀況怎么樣呢？
劉達臨：現在比以前要好一些，但沒有根本改變，好在我現在在外面就是在外省開辦分館或展覽的機會越來越多了。這是好現象。
徐兆壽：實際上，我覺得您的性文化博物館的艱難，正好反映了目前中國性學研究的艱難，也反映了目前中國人的性觀念。看上去它很讓人高興，因為有那么多的人來觀看，也給予了很高的讚譽，這說明現在中國人的性觀念開放得多了，但實際上，從您遇到的這些遭遇來看，政府的態度還是不明朗，大部分老百姓的觀念還是舊式的。我想，如果有一天，人們要到上海來玩，特別是華人，那么他一定要到您的博物館來看看，來看看我們的老祖宗過去的生活，想想我們自己的生活，認識我們自己。如果他沒有來，他一定感到遺憾。如果真有那一天，說明我們對性的認識已經到了一種文化的認識上。因為我覺得性是人人都要面對的事，是與人關係最近的，它應該變成一種很自然、很美、很有文化的行為。如果到那一天，您的博物館就成了我們的國寶了。
劉達臨：但願有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