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家]](/img/e/92f/nBnauM3XxMTN4MzM0gDO0I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4gzLwM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null[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家]")
人物經歷
博古（此名為俄語“上帝”的音譯），原名秦邦憲，1907年6月24日出生於江蘇無錫縣中耆英里的書香世家。
16歲時的博古1924年至1926年在家鄉江蘇無錫編輯《無錫評論》。
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博古在入黨前後即開始寫作與從事編輯工作。博古與王明、張聞天等人是蘇聯留學期間的同學，與其他同期的同學合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1926年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畢業後留校工作。
1930年回國，任全國總工會宣傳幹事、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
1931年4月任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後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
博古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1931年9月－1935年1月任中共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
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又與李德推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致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
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
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秦邦憲協助周恩來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從左至右)博古、周恩來、朱德、毛澤東1937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同年，秦邦憲任黨中央代表，在南京與國民黨談判，即提出要在國民黨統治區辦報，蔣介石被迫同意。秦邦憲迅速安排他營救出獄的潘梓年、章漢夫等人負責。
1938年任中共中央長江局組織部部長和南方局組織部部長。
1939年1月7日，博古寫了《祝新華二周年》，闡明《新華日報》的宗旨：“本報志願在爭取民族生存獨立的偉大的戰鬥中作一個鼓勵前進的號角。為完成這個神聖的使命，本報願為一切受殘暴的寇賊蹂躪的同胞之苦難的呼籲者描述者，本報願為後方民眾支持抗戰參加抗戰之鼓勵者倡導者。”
1940年底返回延安，繼續任新華通訊社社長。
毛澤東和周恩來、博古在延安1941年後，博古在延安創辦和主持《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工作，任新華通訊社社長，為黨的新聞事業和解放區新聞機構的建設作了大量的工作。延安整風時期博古曾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其兼任的理論性職務和宣傳陣地都被迫交出，也退出中共七大政治局。中共七大選出的44名中央委員中，和王明排名最後兩位。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博古同志1942年3月17日，博古召開全社幹部大會，檢查十個月的報紙，列舉事實，說明“沒有完成戰鬥的黨的機關報的責任完全在我”。總編輯楊松肺病發作入醫院治療，文藝欄發錶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博古太忙沒有看，他也承擔責任，對報紙發生的錯誤與問題都包在自己身上。博古任勞任怨，勇於自我批評，總結經驗教訓不作任何解釋，終於抓住了“以我為主”的黨報宣傳的擎天柱，提出把版面改為一版是要聞，二版是國內，三版是國際，四版是副刊與專刊。另外創辦僅供內部參閱的《參考訊息》（四開四版，1942年12月1日創刊，這是最早創辦的《參考訊息》）。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與博古召開改版座談會，博古首先做自我批評，毛澤東最後指示：“利用《解放日報》應當是各機關的經常業務之一，經過報紙把一個部門的經驗傳播出去，就可推動其他部門的改造。我們今天整頓三風，必須要好好利用報紙。”1942年10月10日，博古在新華社拿到被圍在史達林格勒的蘇聯紅軍突破德國法西斯一百五十萬侵略軍的包圍的訊息，立即送毛澤東參閱，毛澤東11日撰寫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的評論送給博古：“請看看可否作社論用?”這是10月12日《解放日報》的社論，也是全世界最早指出二次大戰轉折點的評論。西方報刊，在三個月以後，蘇聯紅軍在史達林格勒城外殲滅德國法西斯精銳部隊鮑里斯兵團三十萬大軍，方說為世界大戰的轉折點。1942年9月，中央決定《解放日報》同時又是西北局機關報以後，博古撰寫社論《黨與黨報》，首次提出黨報是“黨的喉舌”。
1943年夏，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調動二十萬大軍擬進攻延安，在準備軍事反擊的同時，中央決定先進行宣傳反擊戰，7月8日頭版用四號字全版發表朱德總司令致蔣介石、胡宗南等電，揭露國民黨軍調動情況，呼籲團結，反對內戰。報紙接連十多天報導延安三萬餘軍民集會反對內戰，報導各根據地反對內戰、準備反擊的活動。毛澤東接連寫了《中央“七·七”宣言在重慶被扣》《質問國民黨》《中國政治黑暗、抗戰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滿意》的評論、社論與訊息。博古寫了專論《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為保衛中國共產黨而戰》與延安三萬餘軍民集會的頭題新聞。報紙迅速、猛烈、密集的宣傳彈，打得國民黨不知所措，匆忙宣稱“誤會”“別誤會”，下令撤退進攻部隊。報紙起這么大的作用，在新聞史上是罕見的。黨的領導人中，博古是第一個提“毛澤東旗幟”的。
1944年2月16日，博古執筆的社論《本報創刊一千期》說：“我們的重要經驗，一言以蔽之，就是‘全黨辦報’四個字。”並說：“辦報是全黨一件大事，是人民大眾的一件大事，是治國的本領之一。”從此，《解放日報》被認為是一份完全的黨報了。
1944年10月11日博古又寫了《黨報記者要注意些什麼問題》的社論，提出“黨報的記者是黨的耳目喉舌”，為此“要用黨的立場黨的觀點去分析問題”，“不僅反映現實，還要指導現實”，“還要有記者的品質”等等，這些話在延安是黃鶯第一聲，現在重讀也極耐人尋味。
1945年6月，當選為七大中央委員。12月23日，博古又寫了社論《從五個W說起》，這是講解新聞寫作的五個要素的經典著作，講述了新聞寫作的基本知識。
1946年2月作為中共代表去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憲章審議小組的工作。同年4月8日，從重慶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於山西興縣黑茶山。同機的遇難者還包括王若飛、葉挺、鄧發。
主要成就
在博古領導下，黨的新聞出版大軍學馬列、勤讀書、鑽研業務的好風尚在他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逐步形成。
博古生前譯有《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卡爾·馬克思》等等，為在全黨範圍內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作了重要貢獻。
個人生活
博古少年時家境清貧。其父不得不將城中耆英里的祖遺老宅賣掉，租借族人秦琢如家宅（今崇寧路一百十二號）居住。秦宅寬敞，始建於清光緒末年。秦邦憲家租住的是其家宅第三進三間平屋，面積為八十九平方米，石庫牆門後背裝飾有磚刻“進德修業”四字。同年，其父病逝，家庭經濟更加困難。秦邦憲和弟邦禮、妹邦范，在母親朱氏撫育下生活、讀書。
兒子：秦剛、秦鐵
女兒：秦摩亞、秦新華
人物事件
擔負總責
周恩來、葉劍英、博古合影1931年，博古24歲時，在上海任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這時黨中央遭到破壞，在上海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不足半數。這時黨中央決定，周恩來赴中央蘇區，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黨中央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商量，在上海成立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6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博古總負責。1931年10月10日，共產國際批准上述任命。博古擔任這個職務是臨危受命，服從分配，並且合法的。延安整風時，我們副刊部的同志曾向博古請問過這一情況。博古說，他當時曾再三提出他不是中央委員，負責黨中央的工作，不合組織原則。他還提出自己太年輕，不懂軍事，又不熟悉國情，擔此重任不合適。但周恩來他們說，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產國際同意就行。黨的負責人原稱書記，這時為什麼稱“總負責”呢？因為盧福坦曾想當書記，遠東局不同意，而王明呢？想留著這個職務以後他擔任。
“10月21日，中央蘇區中央局致電臨時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志來主持中央政府工作”，“10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致電蘇區中央局，提出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由毛澤東任主席”。（以上見《毛澤東年譜》）這樣，是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將毛澤東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崗位。
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的博古、周恩來、張聞天與項英4人未經中委選舉，但五中全會政治局常委（有時也稱書記）的名單是經共產國際批准並有所增減的，手續不完備，但合法。
不當舉措
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因盲目聽從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的指揮，使紅軍傷亡慘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這就是博古負總責的時期，這時期犯過路線錯誤。博古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檢討說：“我應向黨所負的責任就在於執行了這個路線，而且在執行中把它發揮了，極端化了。”在1935年元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著名的遵義會議上，博古作了初步檢討，承認五次反“圍剿”失敗，撤出中央蘇區，不能不開始長征。服從多數而錯失其間，1933年冬福建省發生了抗日反蔣的事變，博古不贊成與福建合作，導致十九路軍被鎮壓，第五次反圍剿錯失良機，他的錯誤是極其嚴重的。
正確決策
博古負總責時犯過路線錯誤，但在任用幹部上做過好事，在1934年12月以前，中央秘書長是由鄧穎超擔任的，她患肺結核辭職，12月18日後，改由鄧小平接任，鄧小平以此職務參加了遵義會議，1935年夏鄧小平到部隊，中央秘書長的職務改由劉英接任，這是許多相關的人都證實了的。
其實，博古參加四次反“圍剿”已經體會到發動農民進行游擊戰爭的重要。他在總結四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時說：“在粉碎敵人四次‘圍剿’中，游擊戰爭的開展，非常不夠，沒有充分組織游擊部隊，有計畫的配合紅軍作戰。”當時我們如果“有一支像從前朱、毛、彭、黃的游擊隊伍，即你們的勝利，一定要比現在大得多。”（見《紅色中華》第99期，1933年8月4日）
遵義時期
遵義會議，作出以下決定：
1．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
2．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
3．常委再進行分工；
4．取消博古、李德與周恩來的軍事領導3人小組，由朱德總司令與周恩來政委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軍事指揮最後下決心的負責人。
毛澤東與博古合影18日，博古召集常委研究分工，確定周恩來指揮軍事，毛澤東為周恩來的助手，張聞天負責宣傳，博古負責組織。作為黨中央的書記博古又讓出許多權力。現在一般書籍上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與軍內的領導地位，是僅指思想上說的，是階段性的說法，沒有組織決定。
遵義會議後，長征隊伍路經打鼓新場時，成立毛澤東、周恩來與王稼祥組成的3人軍事指揮團，這個3人團代替了以前的3人軍事領導小組，毛澤東開始正式成為黨的軍事負責人。
遵義會議後，約半個月，博古在行軍中沉默寡言，減食少睡。《遵義會議文獻》中，“關於洛甫（作者註：即張聞天）代替博古職務”的記載“是1935年2月5日前後”，“行軍到雲、貴、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一帶宿營時”，“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具體地說，這個雞鳴三省的宿營地是雲南省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我怎么能說出宿營的村名呢，是請教了博古的胞弟秦邦禮的兒子秦福銓的，他是聽父親和潘漢年說的。
此具體情況是2月5日上午，毛澤東與周恩來、張聞天商量，由張聞天代替博古的工作。當天下午，周恩來到博古處，一進門，周恩來就說：“邦憲弟，近來身體怎樣？聽說這些日子你飯量減少，人也瘦了，潤之讓我來看看你有什麼需要。”博古說：“有什麼事，你就直說吧。”周恩來就談了他們想讓洛甫接替博古的事。博古當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印章與中央書記的條形章交給周恩來，並說明把檔案擔子挑到張聞天處。博古為了革命利益，不計較個人得失，主動讓出領導崗位，可見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坦蕩胸懷。我找不到具體的確切的張聞天代替博古的檔案檔案，這情況也是向秦福銓請教得來的。 談話最後周恩來將洛甫起草的，毛澤東、洛甫、周恩來與王稼祥都看過的《遵義會議決議》交給博古。博古說我看完就還給你，你叫潘漢年到我處來一下。
潘漢年精明能幹，記憶力特強，讀物過目不忘，能背誦電報密碼，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與博古約定的聯絡員。博古向潘漢年談遵義會議的經過和與周恩來談話的經過。博古又說交權不僅僅是交三顆印章和檔案箱，還要向共產國際報告，共產國際不承認，這個權還是交不出去。我們商量好，讓你與陳雲兩個人去莫斯科報告，你倆分開走，不管誰先到，報告以你為主，陳雲補充。2月7日張聞天通知潘漢年與陳雲赴莫斯科，9日陳雲出發，10日潘漢年也走。1935年9月中旬潘漢年與陳雲向王明作了匯報。王明對博古交權表示遺憾，對張聞天上台還能接受。1935年10月20日共產國際批准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張聞天上台也符合組織手續。
犧牲經過
1946年，博古等人到達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擔任憲草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王若飛、博古等於4月8日乘美國運輸機回延安向中央匯報請示。飛機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機包括葉挺將軍等17人全部遇難，史稱“四八烈士”。
人物評價
博古同志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黨的新聞事業的重要奠基人和開拓者。
人物故居
博古故居位於江蘇省無錫市中心崇寧路上，原為無錫地方名流、秦邦憲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堂”，建於清光緒末年。故居占地面積2300平方米，建築面積1500平方米，放眼望去，青磚黛瓦，庭院抱廈，馬頭牆矗立，為一組典型的江南民居。秦邦憲故居2002年被省政府公布為省級文保單位，2003年啟動故居修復，2004年底竣工，總投資1100萬元。楊尚昆題寫了“秦邦憲故居”匾額，薄一波題寫了《秦邦憲生平事跡陳列》展名。
在秦邦憲故居修復開放的同日，《秦邦憲生平事跡陳列》展和觀眾見面。展覽共分“勤奮讀書立志報國”、“探求真理投身革命”、“臨危受命歷盡艱難”、“統戰工作嘔心瀝血”、“新聞事業輝煌新篇”、“鞠躬盡瘁名垂千古”6個部分，展出親屬等捐獻的秦邦憲生前使用過的辭典、書籍、皮箱、毛毯以及秦邦憲編譯的書籍原版等一批珍貴文物和歷史照片200餘件。開放後的秦邦憲故居將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紀念地，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名人名居參觀地，對市民和遊客免費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