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在著名的英國雷丁大學擔任過城市和社區研究系主任長達20年(1968～1988);
1988 - 1992: 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城市和區域研究所所長,並任該校終生教授.
1991 - 1994: 為環境國務大臣提供策略性規劃之特別顧問
1995 - 1999: 任英國城鄉規劃協會主席.
1998 - 1999: 為副首相之城市專責小組組員
2002年被任命為英國倫敦社會研究所所長.
他是城市區域研究學會之創會會員，並其區域性期刊之首位編輯;
曾獲皇家地理學會頒創會獎項 (Founder's Medal)，表彰其卓越之研究.
由於其在學術上的卓越成就,1988年他被英國女王授予騎士爵位.
他長期從事城市區域規劃、交通和城市歷史文化發展的教學和科研,著作多產而又影響廣泛深遠.
著作
他寫作或編輯了30多部有關城市和區域及相關問題的著作，其中包括：《倫敦2000》(London 2000，1963，1969)、《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ies，1966，1977，1983)、《規劃與城市增長：英美比較》(Planning and Urban Growth:An Anglo-American，與M.Clawson合著，1973)、《城市與區域規劃》(Urban and Regiona Planning，1975，1982)、《歐洲2000》(Europe 2000，編輯，1977)、《規劃大災難》(Great Planning Disasters，1980)、《歐洲城市體系中的增長中心》(Growth Centres in the European Urban System，與D.Hay合著，1980)、《內城及其關係》(The Inner City in Context，編輯，1981)、《矽谷景觀》(Silicon Landscapes，與A.Markusen合著，1985)、《鐵路能拯救城市嗎？》(Can Rail Save the City？與C.Hass-Klau合著，1985)、《高科技的美國》(High-tech America，與A.Markusen和A.Glasmeier合著，1986)、《載波》(The Carrier Wave，與P.Preston合著，1988)、《明天的城市》(Cities of Tomorrow，1988)、《倫敦2001》(London 2001，1989)、《Gunbelt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Gunbelt，與A.Markusen，S.Campbell和S.Deitrick合著，1991)、《世界技術城市》(Technopoles of the World，與M.Castells合著，1994)、《與人友善的城市》(Sociable Cities，與C.Ward合著，1998)、《文明中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zation，1998)、《21世紀的城市未來》(Urban Future 21，與U.Pfeiffer合著，2000)、《運營資金》(Working Capital，與N.Buck等合著)。
成就榮譽
由於傑出的研究工作他曾獲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頒發的奠基人獎(Founder's Medal)，他還是皇家城鎮規劃學會和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的榮譽會員，並擁有11個由英國、瑞典和加拿大等國家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頭銜。1998年，為表彰他為城鄉規劃學會所做出的貢獻被授予爵士頭銜。
他是區域研究學會(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創始人，是《區域研究》雜誌(Regional Studies)的第一位編輯(1967～1978)。他曾擔任城鄉規劃學會(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ssociation)的主席(1995～1999)，也是理事會成員。他是《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雜誌的聯合編輯。
他還是許多英國官方委員會的成員，包括社會科學委員會(1974～1979)、東南區域規劃委員會(1965～1979)、環境委員會(1975～1979)和主幹路評估顧問委員會(1977～1979)。
在美國，他曾為國會和加州立法機構工作，幫助確定了企業區(Enterprise Zone)的概念。1992～1994年，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委任，他擔任城市下層階級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mmittee on the Urban Underclass)的主席。他曾是由美國科學院組織的“汽車的未來”委員會成員；是“21世紀城市化”世界委員會的會議召集人。
他具有非常豐富而廣泛的研究經驗。近期他的主要工作是擔任“ESRC城市計畫“中”倫敦城市整體發展研究”(London Integrated City Study，1998～2001)的首席調查員，並領導了在曼徹斯特和萊比錫的兩個關於控制城市衰落的實例研究。他還有著非常豐富的顧問工作經歷：南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都市戰略評價的專家顧問(1990～1992)；倫敦和大陸鐵路公司關於倫敦到海底隧道快速鐵路聯繫的顧問(1994～1995)；Arup小組成員(關注倫敦在英國經濟中的競爭力，1994～1995)；指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關於4個世界城市的研究(1995～1996)；為倫敦政府協會編寫倫敦社會經濟評估報告(1997)；編寫倫敦空間經濟報告；倫敦發展合作關係變化的動力(1999)；新加坡政府顧問(關於新加坡戰略規劃的評價，2001～2003)；倫敦規劃的市長外部顧問委員會主席(2001～2002)。
城市規劃思想
創新城市與文化工業
彼得· 霍爾無疑是當代歐美規劃大師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作為地理學家和規劃師，置身英國涇渭分明的學術界和政界背景之中，真正能夠兼收並蓄的人並不多見，彼得· 霍爾是極少能從學術角度深刻影響政府，直接指導城市發展戰略和政策的一位，政府和學界的聯合邀請也能體現出他在這一角色上無可替代的地位。彼得· 霍爾本人對“創新城市”顯然有其獨到的見解。圍繞他在1998年發表的近1200頁的巨著《文明中的城市》，彼得· 霍爾將城市的活力、創新能力與文化創造力結合起來，縱談古今。從創新角度，彼得· 霍爾理論框架下的西方城市歷史劃分為3個時代：技術——生產創新(technological-productive)；文化——智慧型創新(culturalintellectual)，以及文化——技術創新(cultural-technological)。第一波技術性創新的城市如1770年代英國曼徹斯特的工業革命，1840年代英國格拉斯哥的機器工業和1870年代德國柏林的工業技術設計和創新；第二波文化－技術創新如1920年代美國洛杉磯好萊塢的出現，1955年代美國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城貓王李維斯對音樂工業的革命性影響等等。城市技術、智慧型創新造就了一座座曾經偉大的世界城市。當前，新的文化工業正成為城市發展的新動力和創新方向。新一波的城市創新表現為藝術與技術的結合，以網際網路技術為物質基礎，以新的含有附加價值的服務業(new value-added service)為支撐。他預見新的創新性中心城市將出現在三種城市中：歷史悠久的大都市，如倫敦、巴黎、紐約等；陽光地帶怡人適居的都市，如溫哥華、悉尼等；復興中的老城市，如格拉斯哥、紐卡斯爾等等。
彼得· 霍爾也指出這一發展方向存在著潛在的威脅，如旅遊產業的消極創新往往伴隨著城市文化和空間的單一和死板，易出現建築的模仿複製，以至於城市沒有了可識別性。
城市未來的生與死
新經濟成長點的出現體現了城市強大的生命力。彼得· 霍爾對於城市未來的看法：中心集聚仍將存在，並且會與信息高速公路互補地共存下去。
“(城市集聚)到了盡頭的預言只不過是一種誇大的說辭”(Hall2003)。在他看來，通訊技術的發展雖然降低了人類聯繫通勤的成本，但同時也大大刺激了人類經濟活動中進行直接交往的欲望和面對面的需要，集聚效應大於分散效應。與薩森的看法相同(Sassen2001)，他認為控制型的經濟跨國公司集團需要集聚以實現信息的高效調控，以信息製造、傳遞和消費為特徵的新服務業需要方便可達的勞動力，這些都是空間集聚存在的源泉。源泉既存，中心城市的生命即在。但空間的發展永遠存在競爭，技術進步同樣帶來城市、社會和經濟活動的此消彼長。遠程通勤、遠程工作等會使多中心邊緣城市的開發成為可能，傳統城市中心將依靠歷史基礎與之長期競爭，而新文化產業的時空分離性將決定這場競爭的結果：不同層次的商業中心、邊緣城市、遠距離邊緣城市和專業化的城市(以體育、會展、主題公園等為核心)將構造新的富於活力的多中心城市。
世界體系與世界城市
城市和城鎮體系變化決定了新的全球視野下的區位觀，新的世界體系在形成。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於“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研究可以說是西方城市研究的核心。彼得· 霍爾對全球城市性質的研究(Hall 1996)，彼得· 霍爾認為新國際勞動分工和全球化的出現使生產和創新在全球擴展，為新的全球等級網路結構的出現提供了物質基礎，而他非常強調歷史對於城市現實和未來的影響，強調不同區域的差異性。
城市研究與城市規劃
同時身為地理學家和規劃大師，彼得· 霍爾深刻理解城市規劃的學術脈絡和前景未來。在《明天的城市》一書中，他曾詳盡地闡述了他對過去、當代和未來城市規劃的看法(Hall 1988)。二戰以前的城市規劃主要以形體物質規劃為特徵，城市規劃教育人員同時是規劃師、設計師和景觀設計者，建築設計被擴展到城市尺度即可譽為規劃。一旦規劃圖紙完成，城市即被視為可以如房屋般創造出來。1960年代計量革命的影響使多種背景的人員開始進入規劃界經濟學、地理學、數學、系統分析等開始為規劃發展全新的範式。城市規劃被視為科學而不僅是製圖，系統的計量分析開始引入規劃的制定中。而1960年代同時發生的城市危機和種族問題等更使規劃師對社會問題開始重視，他們開始反問“規劃什麼樣的城市？為誰制定規劃？”等問題，這為城市研究新範式的發展和1970年代新馬克思主義的套用鋪就了道路。基於階級分析的城市理論遍布整個1970年代。但是，當代後現代城市的理解更多依賴定性和定量融合的改良狀態，缺少具有深度的理論支撐，對城市的認識再度陷入沉寂之中，城市研究與城市規劃設計不幸脫節。在彼得·霍爾看來，今天的城市研究純粹討論圈中的理論問題，很少考察具體的規劃實施，而規劃設計人員同樣漠視深層的理論研究，埋首實際的工程設計。因此他倡導規劃人員和研究者的融合，倡導理論與實際的結合，而他自己正是此中寫照。作為30多本專著的著者，他是倫敦大學學院(UCL)的規劃教授，曾執教倫敦經濟學院，曾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規劃系主任，他是院士，是1995～1999年度英國城鎮規劃協會的主席。作為規劃專家、爵士，他是英國政府環境戰略規劃的顧問，是副首相顧問團成員，是倫敦鐵路輕軌的規劃諮詢人，是倫敦空間經濟研究的顧問，是世界多個城市政府的規劃顧問，並曾於2002年到中國參加長江三角洲發展的國際研討會。
在《文明中的城市》的結尾，彼得· 霍爾預言城市的黃金時代正在來臨。文化工業的興起，全球城市的發展，都表明了城市文明將在資訊時代繼續。同時，三大問題正凸現為未來城市的主題：交通技術和可持續的城市主義，更加不公平的城市世界，以及逐步變化中的經濟、家庭和市民社會(Hall 1998)。快速發展下的中國無疑也將匯入這股城市潮流，輝煌與瑕疵並存，成功與失誤同在。市場經濟下更為異質的社會存在和城市空間對規劃師的自身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發展是快速多變的，城市現象是系統複雜的，城市社會空間與規劃的互動是紛繁的，但是霍爾預言的偉大城市時代應是一種召喚，一種呼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