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簡介
主要成員段錫朋、周利生、程天放、洪軌、巫啟聖、曾華英、熊育鍚、王禮錫、王冠英、羅時實、賀揚靈等。
宗旨
AB團的宗旨,是反對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取消民主主義。這樣一個組織,在成立後僅三個月,就被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發動的“四.二”大暴動所催垮。AB團的創建人段錫朋在1931年曾說:“AB團在四.二暴動後,一般忠實的同志,紛紛逃避京滬,此時適逢中央開始清黨,AB反赤團之目的已達,非但按諸黨紀,黨內不得再有組織,即環境之變遷,人事之移易,亦萬無可以存在之形勢, ”。
其他相關信息
AB是“反布爾什維克”的英文縮寫。北伐軍占領南昌後,蔣介石為了破壞江西的工農革命軍運動,奪取由共產黨人掌握的江西國民黨省黨部的領導權,通過其黨羽中央黨部組織部長陳果夫派段錫朋等到江西,以“廬陵同鄉”、“北大同學”的關係網路黨羽,於1927年1月秘密組織了專門從事反共活動的反革命團體-“AB團”。
AB團在解體之後,江西儘管還存在著個別的殘餘分子,但這個組織並沒有重建。無論是後來把持江西國民黨黨務,致力於打擊AB團的汪精衛改組派,還是再後來大力肅清AB團的共產黨,都始終沒有得到AB團仍然存在的真憑實據。在1927年4月以後,已經不復存在的AB團先是成為汪精衛改組派攻擊蔣介石一派的藉口,後又成為共產黨內部整肅的理由。
富田事變
地點介紹
江西省吉安縣的西部疆域,像一條長長的帶子,與吉水、泰和、興國、永豐四縣接壤。坐落在這帶狀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個由十多個小村組成的大村莊。土地革命時期,五縣交匯處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這兒爆發了震驚黨內外、軍內外的“富田事變”。從此,贛西南這個平平常常的村莊,便被歷史之刀,極其悲壯地鐫刻在中國現代史上。建國以後,作為“中央蘇區”的江西省,很多區、縣被視為“老區”,給予了許許多多的特殊照顧。而富田,儘管它所屬的吉安縣和四鄰的縣、鄉都屬於“老區”,唯有它被排斥在外,成了當年一大片“紅區”中小島狀的“白區”。其理由只有一條:那就是因為這裡發生過“反革命的富田事變”。
事變經過
1930年9月紅一方面軍攻打吉安,破獲了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一部分材料,其中一部分是AB團檔案,牽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特委。
當時在蘇區已經有一些反特、肅托的呼聲,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派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任、政治保衛處處長李韶九率紅十二軍一連士兵,於1930年12月3日下午,從總前委駐地寧都黃陂,前往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富田,到當時江西省行委的所在地富田抓捕懷疑是AB團的分子,讓他們交待誰是AB團,從黃陂到富田不過一百多里,由於敵我形勢犬牙交錯,白區和紅區如插花的拼盤,這一連人整整走了四天,於7日下午3點才到達目的地。
李韶九到達富田,立即逮捕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金萬邦(省蘇軍事部長)、周冕(省蘇財政部長)、馬銘(省蘇秘書長)、劉萬清(原四軍政治部主任)等8人。從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處捕人、審訊。僅在省行委、省蘇兩機關和政治保衛隊即破獲“AB團”120餘名。10日夜,李韶九下令槍斃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處決24人,其中有省行委員7名。總前委希望通過肅反來清除內部隱患,挽救贛西南地方黨和政府的“危機”,1930年12月8日又派總前委秘書長古柏到富田,加強肅反的領導力量。9日,富田肅反人員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規模的捕人狂潮。由於李韶九等人的濫捕、濫殺,事態越來越擴大,終於導致紅二十軍譁變,他們認為主要就是毛澤東乾的,認為他是許克祥第二。宣布脫離一方面軍。這就是富田事變。
與此同時,肅反的淫風惡浪襲向主力紅軍。在不到30天內,紅一方面軍有幾十個團長被殺,4000餘名指戰員被抓。有的老同志回憶說,在當時政治保衛局所在地附近河灘上,屍橫遍地,河上腥紅。
事後處理
基本概述
富田事變發生後,事變領導人認為他們的這些做法有些過分,所以派段良弼去上海向臨時中央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匯報,一方面檢討自己,一方面說明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事情的處理上有問題。因為他們已經不相信紅一方面軍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認為他們是反革命暴動。蘇區中央局的看法和紅一方面軍不一樣, 項英認為這件事情兩方面都有錯,主張按照黨內矛盾處理。段良弼到了上海以後發現有問題,從此消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一個中央代表團去處理這個事情,他們撤消了項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直接處理富田事變。
前期
首先把事變的領導人都逮捕,第一個槍斃的就是劉敵,緊接著就把其餘二十多個人都槍斃了。然後把紅二十軍從前方調到後方,包圍了全部排以上的幹部七八百人,包括軍長全部殺害(只有兩個人逃脫。一個是172團副官叫謝象晃,後來當了江西省民政廳廳長,八十年代當過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還有一個是排長叫劉守英,後來當過八路軍團長,在百團大戰中犧牲了)。紅二十軍番號從此取消。此後就開始在各根據地大規模肅反,結果殺了“AB團”七萬多人、“社會民主黨”六千二百人、“改組派”兩萬多人。
最早關注這個歷史問題的是江西省委黨校教員戴向青教授。“文革”前他在贛南老區搞調查,發現老區人沒有不知道AB團的。從一九七九年底開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贛南收集材料,走訪調查,發現這是一個冤案、錯案,並且發表了文章,引起很大反響。此後,關於富田事變的爭論得非常激烈,一種觀點是維持原案,認定事變是反革命事件;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完全是個冤案。
中期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被選為全國黨史研究會理事,有機會接近研究會顧問蕭克,將自己的文章送給蕭克指正。蕭克贊同戴向青的看法,他當年就在中央蘇區,親身經歷過歷史,非常清楚這個事情。他認為江西富田事件和蘇區肅反的問題必須要澄清。事情終於引起中央最高層的注意,胡耀邦明確說,這個問題該解決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責成當時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和副主任馬石江,到湖南、江西調查,專門調查“富田事件”問題。這個工作做了大概有好幾個月,整理出AB團和富田事變兩個材料,上報中央領導人。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開中央組織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相關部門負責人座談會,同意上報材料的觀點,認為這樁延誤多年的大案應該澄清,並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起草給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
後期
一九八八年,中央組織部組織了一個富田事變覆核小組,以原中組部部長陳野苹為首,又查閱大量材料,把當年段良弼給臨時中央的報告都找出來了。這個報告非常關鍵,敘述了整個“富田事件”的來龍去脈,也證明段良弼和劉敵等根本不是“AB團”。一九八九年春夏,覆核小組將平反檔案上報中央。但是,到現在為止,一直沒有結果。
現況
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有一個新說法: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各個根據地的肅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嚴重危害。這算是某種程度的平反。但是學術界對此並不滿足,因為任何一個冤案、假案、錯案的平反,都應該有中央的正式檔案,而這樣的檔案因為某些人的干預迄今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