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
90後農民工不是一個名詞，不是一個文學辭彙，更不是一部小說的名字，他們是一群工作在基層，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願望強烈。
90後農民工屬於第二代農民工。如今，第一代農民工差不多已過“知天命”年齡，毫無疑問，他們的“天命”仍屬於農村。隨著第一代農民工變老、退出城市，第二代農民工又悄然出現在城市舞台上。與他們父輩相比，新一代農民工少了與農村的血脈聯繫以及對農村作為自己歸宿的認同，多了對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這同時也令這一代人的境遇更加尷尬：退回農村，他們做不了合格的農民；融入城市，他們很難逾越橫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牆。
對比
如果說一代農民工為溫飽而奮鬥是他們的歷史宿命的話，那么二代農民工繼續重複同樣的命運則是一種悲哀，這只能說明我們這個社會從起點又回到起點。令人可悲的是，我們這個社會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很多人反倒認為這是理所當然，農民天生就應該承擔這樣的義務。我們原本需要採用有力措施來幫助農民工實現有尊嚴的生活在城市而不是讓他們成為城市候鳥，但恰恰相反，這方面的制度環境改善乏善可陳、進展緩慢不說，反而不斷有歧視性政策出台，限制農民工在城市生存，不久前深圳的排外條例就是典型。
與上一代人不同，二代農民工從小生活在溫飽不成為主要問題的年代。因此他們的生活目標不可能停留在溫飽這種層次之上，這是他們與父輩的根本性區別。在他們的幼年，父輩們給他們訓誡就是不能只做苦力，要有技能，要更有尊嚴的生活。對於有這樣成長經歷的二代農民工來說，生存本身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種生活常態，所以他們對發展權追求比生存權要強烈的多。
而且，作為一個基本接受過完整初等教育的群體，二代農民工對社會和生活的認知比父輩要豐富深刻，這使得他們普遍不願意接受父輩同樣的命運，“一代更比一代強”就是這種認知的樸素表達。
消費特點
個人消費支出快速增加，不再為攢錢而使自己變成“苦行僧”——這是不同於父輩的顯著特點。調查顯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於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資很少寄回家，70%的人擁有手機或小靈通。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費觀念讓收入較低的農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90後農民工的消費觀念與父輩截然不同，甚至與70後、80後也不同。
遼寧團省委的調研顯示，不同於80後、70後的進城務工人員，90後農民工在考慮滿足自己物質需求的同時，也將精神需求的滿足提高到了重要位置，物質和精神並重成為他們區別於其他年齡段農民工的顯著特點。調研報告顯示，90後農民工閒暇時最喜歡的活動內容依次是“看電影或電視”、“去網咖上網”、“喝酒或下飯館”、“逛街”等。同時，90後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更加城市化，主要消費集中在遊戲、通訊和網路消費等方面。
安徽省發布的經濟藍頁也顯示，90後農民工收入用於消費的已超50%，明顯高於80後和70後。
文化特點
在建築工地、裝卸碼頭很少見到他們。他們大多工作在工廠，做一些相對更輕鬆，待遇相對更好的工作。他們不再像他們的父母，沒有文化，他們文化水平都在國中左右，具有更強的信息獲取能力。社會上所有流行的東西他們全都了解。中國有一億五千萬農民工，其中有一億二千萬是第二代農民工，這裡不包括農民工的第二代，農民工的第二代指的是父母從農村到城市打工，隨著父母在城市裡生活長大的人。他們對城市沒有認同感，也不願意回到農村生活。
其次他們的心裡狀態：他們是一群沒有家庭背景的、沒有文化的、沒有地位的年輕人。他們身上已經沒有了東張西望、土裡土氣的老一代農民工的影子。注重個人物質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時髦的服裝、輕鬆體面的工作以及時尚的休閒方式，使他們明顯區別於老一代民工。這些20歲上下的進城務工者，多是在1990年以後外出打工的。他們被稱為“新生代民工”。勞動部門提供的信息表明，2006年春節後去廣東、福建、上海等方向的新生代民工增加，這些地方每月的工資都在1 000元以上，年齡18~25歲，以“三高一低”為特徵: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與父輩的差別:“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實實地待在最髒、最累、最“沒出息”的工作崗位上，不再省吃儉用攢錢往家裡寄，更不會掙夠錢回家蓋房娶媳婦。在受到歧視時，他們會摔門離去。
生活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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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農民工[社會人群名稱]90後生活方式的變化，源於他們成長的環境變化。“自己賺錢自己花，不需要往家裡寄。”這是90後農民工傳遞的一個共同的信息，大多數90後農民工家庭經濟條件雖不富裕，但也不那么拮据，因此90後沒有或者經濟負擔不重。其中，不少90後農民工已在城裡買了房子，少數人還買了私家車。絕大多數90後農民工認為，他們早已融入了城市生活，如果現在回到農村，反而會不適應。
“90後農民工是消費潮流化的新一代農民工，他們正以這樣的方式融入城市生活。”重慶市協和心理顧問事務所所長譚剛強接受商報記者採訪時說，90後農民工成長在一個網路、信息、社交新媒體都空前繁榮的年代，他們有更多機會體驗新的消費工具和消費模式，也更渴望了解新事物。
從調查來看，90後農民工從事的崗位也以技術型為主，體力勞動者並不多。美心集團提供的數據顯示，公司5000農民工，90後占了10%，大多數90後農民工從事的工種以技術型居多，如檢驗、數控、焊接、裝配、充壓等。重慶萬泰建設集團一個施工項目，151名農民工，90後只有5個。
重慶工商大學文新學院院長蔡敏表示，90後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對更高，這也是影響他們消費方式的一大因素。“90後農民工更注重個人的職業發展，以及生活品質的提高。”蔡敏分析道，他們不只是滿足於經濟上的獲得，穩定的居住場所、享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成了他們的主要追求。同時，他們進城工作是為了走出農村、紮根城市，而大多數老一輩農民工掙錢則是為回農村蓋房子，從目的來說，這是兩代農民工最本質的區別。
求職狀況
企業評價
和上一代外出務工的群體不同，這群90後並不認同農民工這一稱謂。在他們印象里，農民工是那些學歷較低，從事水電工、建築行業等的那部分人。而他們則更喜歡把自己的單位叫做公司。雖然很多人對90後群體的責任心、工作能力還表現出質疑的態度，但現實情況卻是——90後農民工已經逐漸成為現代產業工人的主流群體。相比於他們父輩甚至更年輕的70後、80後，90後一代對城市生活並不陌生，對各種現代化工具比較熟悉，他們對新知識接受能力很強。因而，在產業轉型升級之中，90後農民工倍受歡迎，也成為各類企業、各個地區“農民工爭奪戰”的焦點。90後一代，是產業發展的未來所在，是區域經濟的活力所在。
擇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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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農民工[社會人群名稱]新生代農民工在關注個人價值的同時，也充分考慮職業的社會貢獻；值得注意的是90後農民工，擇業時對“能否為社會做貢獻”關注度較低。
新生代農民工在關注個人價值的同時，也充分考慮職業的社會貢獻；值得注意的是90後農民工，擇業時對“能否為社會做貢獻”關注度較低。（1）勤業:總體而言，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專注度較高（2）精業：新生代農民工精業水平欠佳（3）樂業：以職業穩定性來衡量，新生代農民工樂業程度較低，特別是他們中的男性、90後值得關注；此外，文化程度較低者的職業穩定性高，也說明他們缺乏更換職業的人力資本或資源。
婚姻狀況
90後，在人們看來還是孩子的時候，一些人卻選擇結婚生子，早早為人父母，且這一趨勢愈演愈烈，完全不同於80後晚婚晚育的婚戀觀。這一現象在90後農民工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有些90後法律意識不強，認為婚姻只要得到家人和鄉鄰的認可，是否登記無所謂，也是造成早婚的原因之一。衢州人欣欣去年已擺酒結婚，今年才19歲的她有了身孕，但因未到法定結婚年齡不能拿到準生證，當記者問到孩子上戶口的問題時，欣欣挺著大肚子，一臉無所謂地說：“到時候去修改一下身份證就行了。”
心理學者認為，十五歲至二十歲，是一個人最容易走錯路的年齡，在我國農村，這一年齡段的青年大都進城打工掙錢。90後農民工到了城市後，接觸很多新鮮事物，又沒有親人的束縛，自然更難理智處理感情與婚姻的關係。尤其是衣食無憂、深受寵愛環境下長大的90後獨生子女，更容易出於叛逆等原因，較早打破各種束縛，走進婚姻的圍城。
未來前景
90後農民工社會融合待提升。調查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流動人口經濟立足水平較高；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經濟立足情況不佳，但流動人口社會接納、文化交融和身份認同狀況較好。“這表明，經濟發展程度與社會融合之間存在著較為複雜的關係。”楊菊華認為，經濟發展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流動人口的經濟立足，但經濟發展未必帶來流動人口與流入地本地居民在行為、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合。
調查顯示，跨省流動人口的總體融合水平較低，但經濟立足狀況較好；跨縣流動人口更易實現社會接納，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認同感和歸屬感較強。
楊菊華分析，市內流動人口熟悉當地的社會環境，擁有相同或類似的文化背景，語言行為更易適應，融合障礙較小；跨市流動開始出現語言交流障礙，社會關係網路不再密集，勞動就業、保障居住等問題凸顯，故融合程度稍低；跨省流動使空間距離的影響最大化，社會關係需要重構，行為習慣或完全不同，社會保障缺乏，即使跨省流動可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較高的工資，也會被親情缺乏、語言障礙、習慣差異、歸屬不明所抵消，導致總體融合水平較低。
受教育程度越高，社會融合水平越高。受過大專及以上教育的流動人口融合指數得分超過僅有國小及以下教育水平者14分，二者在社會接納方面的差距更高達22.5分。表明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相對容易為當地市民所接納。而政府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可明顯促進流動人口社會融合。
“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核心指標，是實現流動人口市民化。”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深化人口流動遷移相關經濟社會政策研究，促進流動人口社會融合，保障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項社會福利，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未來城鎮化發展不能迴避的緊迫問題。
楊菊華建議，加快落實戶籍制度及相關制度改革，為有融入意願的流動人口掃除體制和制度壁壘；搭建對話平台，增進彼此認同；實施易於操作且受歡迎的融合項目，如子女託管、學習輔導、文化娛樂等，探索解決社會融合重點和難點問題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