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 月20 日，絲綢之路文化遺產國際論壇在敦煌召開。這次論壇是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的重要內容，也是國際社會共同促進絲路文化遺產保護與弘揚的實際行動。與會代表圍繞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進行了深入研討和廣泛交流。
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內涵的空間概念和文化概念。絲綢之路穿越兩千年時空，不僅是中國與歐亞非各國之間商業貿易的通道，更是溝通東西方文明的橋樑。通過絲綢之路，沿線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相互碰撞、相互對話、相互交流，共同推動著東西經貿交流、文化融合和文明多樣性的發展，為人類的共同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後人留下了極為豐厚的文化遺產。
2013 年，習近平主席在出訪中亞、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共建“一帶一路”就是要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闡釋、弘揚、認同文化遺產中蘊含的絲綢之路精神，是實現“一帶一路”共建目標的內在動力、民心基礎和社會根基。同時，共建“一帶一路”也為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開闢了廣闊的發展前景。
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今天，儘管世界各文明之間交往的內容和方式與古代相比都已發生了質的變化，但是文明交往發展的總特點並沒有改變，不同文明間的對話仍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必然趨勢。絲綢之路仍然在為中國與世界各種文明之間的深入交往與互動提供著新的舞台，為當今世界的和平、發展、合作提供著可資借鑑的精神資源。
1988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了絲綢之路跨國聯合申遺。隨後的26 年，在準備中哈吉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和天山廊道的路網”申遺項目的過程中，中國一直是參與者和最主要的推動力量。這個申遺項目包括中哈吉三國33 處遺蹟，遺產區和緩衝區總面積超過23萬公頃，申遺工作難度之大，前所未有。2014 年，這個項目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以跨國聯合申報的形式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絲綢之路項目，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的絲綢之路54 個廊道中第一個成功申遺的項目。
為保護好這些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中國在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的法規體系、管理體制、規劃編制、維修保護和展示利用等方面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顯著進展。
絲綢之路研究
現任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的趙豐，自研究生時代起就開始研究絲綢之路上的絲綢文物。1995 年，他第一次踏上絲綢之路，開始了對絲綢之路出土絲綢的調查和研究。2006 年以後，中國絲綢博物館啟動了大量的關於絲綢之路敦煌出土絲綢的國際合作。2009 年底，趙豐提出了要建立絲路之綢國際中心的構想。2015 年，絲路之綢國際聯盟在杭州成立，同時開展了理論的梳理，籌建中國絲綢博物館國際絲路之綢研究中心，並列入浙江省“十三五”重點文化項目。2015 年國家文物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在中國絲綢博物館舉辦的“絲路之綢：起源、傳播和交流”展覽，展出了來自國內的絲綢之路沿途地區的出土絲綢文物，展示了從古代遺址或墓葬中考古發現的絲綢文物，在沿途出土文書和文獻中保存的記載，沿途石刻壁畫中描繪的絲綢服飾與紋樣以及今天仍在栽桑養蠶進行生產的大量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今年中國絲綢博物館舉辦了“錦繡世界：國際絲綢藝術展”，展出了來自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歐洲、美洲、非洲等地的絲綢100 多件，正是絲綢之路絲綢生產技術傳播的集中反映。
目前，中國絲綢博物館國際絲路之綢研究中心已啟動申報UNESCO 二類中心，主要工作是蒐集並整理絲路沿途關於絲綢考古、傳統生產、文化、套用等相關信息，構建跨地域、跨博物館的分散式知識庫及綜合展示平台，促進國家、地區、跨地區和國際層面的資源共享和信息交流；開展並促進絲路之綢領域的科學研究，建設開放流動的實驗室，構建研究方法體系和保護技術體系，從文明互鑒和技術交流的特定視角提高對絲路之綢的科學認知及其對絲綢之路的獨特貢獻；加強絲路沿途國家的相關能力建設，通過科技合作、共建聯合實驗室等形式，促進人員交流，共同提升絲路之綢領域的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通過展覽、網上虛擬陳列、研討會、講習班、培訓班、會議、網站及出版物等形式，向政策制定者和特定目標客群開展以研究為基礎的宣傳並傳播研究成果；針對絲路沿途的民間紡織品在當地傳承套用的現狀，在尊重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框架下，開展傳統紡織工藝傳承與創新的合作，形成獨具特色的文化產品，推動相關文創產業發展。
絲綢之路與文化路網
希臘文化與體育部文化遺產司司長柯克·艾萊尼在演講中說，絲綢之路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道路之一，它建立了東方和西方之間的第一座橋樑。它對於推動古老的中國文明以及中亞、西亞地區，印度次大陸以及西方的貿易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絲綢之路橫跨亞洲大陸，並體現了最早的全球一體化，儘管很小，但和現在比起來在當時是很難的。它形成的網路不僅包括陸路，還包括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從中國出發向東到韓國和日本，向南通過中亞到達印度，向西到達土耳其、希臘和義大利。
絲綢之路網路的發展不僅是關於絲綢和其他名貴商品貿易的道路，同時也是文化、思想、宗教交流的道路，影響了現代世界當代文化的形成。許多藝術影響和工藝品交流通過絲路，特別是希臘、伊朗、印度、中國文明通過中亞得到了交流融合。絲綢之路最為卓著的藝術傳播是佛教藝術，在莫高窟中的佛像、泥塑、壁畫等都體現了極高的文化價值，都是古代文明交流的見證。
不同文明之間的藝術文化交流是無價的，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文化領域、不同的地區都在進行著，隨著時間的流逝得以恆久。古代的絲綢之路毫無疑問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化之路。而且這條路上的文化故事也一直延續到現代，在當今世界這條道路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凸顯。希臘致力於和中國一起在這條道路上建立友好關係，共同進行文化和遺產的保護。
文化道路網路是提升和保護分享多樣性文化認同的有力工具。相互理解與交流是國際合作的目標，對於文化遺產方面的交流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不同國家之間的多元性，可以幫助我們有效地防止一些衝突和爭端，這樣就可以更好地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促成各國之間的和平共處。文化之路可以促進各國之間的合作、促進世界的團結、可以在不同的文明以及人群之間建立對話，並且更好地防止衝突和偏見。
文化的道路為我們帶來了多種可能性。其中就包括旅遊業的新發展和促進當地的發展以及更好的網路拓寬。作為旅遊景點，文化的道路可以幫助提升文化、宗教、經濟和創意產業的發展，還可以幫助當地實現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當然前提是有一個得當的旅遊規劃，一方面可以保護古代的藝術和遺蹟，同時也可以促進旅遊業以及創意行業，這樣就可以實現文化和經濟的雙重發展，並且為當地人民帶來福祉。文化性的旅遊業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各國之間的文化、了解不同的身份認同，同時也為我們留下無盡的想像空間。
未來，希臘與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可以體現在考古、展覽展示、經驗交流、聯合開展活動等多方面。古代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貿易之路，也是一條關於思維、思想以及文化交流的道路。在過去的2000 年來始終如此。通過重走過去跨大陸的超級高速公路，我們可以進一步促進當代的商貿、藝術以及文化思想的交流與發展。
研討會上，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中心副主任趙雲，與大家一起分享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和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世界文化遺產類型的框架里，絲綢之路屬於文化線路的類型。事實上，在二十世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開展了一項長達十年的絲綢之路對話之路活動，共考察了五條有關絲綢之路的文化線路，包括西安到喀什的沙漠路線，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路線，中亞的草原路線，蒙古的遊牧路線，還有尼泊爾段的佛教路線。
1990 年至1991 年，大概有30 多個國家的近100 位專家乘坐和平號，體驗了從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路線，這與現在所說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區域基本吻合。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人們藉助季風與洋流等自然條件，利用傳統的航海技術開通的東西方海路網路。它不只是一條商路，也不僅僅是關於絲綢的一種交流，而是東、西方不同文明板塊之間在經濟、文化、科技各個層面的相互傳輸、交流的一個紐帶。
海上絲綢之路的時間範圍限定在自公元前1 世紀至19 世紀中後期蒸汽動力取代風帆動力的時段。從空間上，根據各個文明的發展特徵、地理位置以及航線，劃分為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地中海六個板塊。在海絲的網路體系里，交流的內容包括貨物、文化宗教等方面。通過研究，我們認為海絲的申遺可以由各國單獨申報或聯合申報，申報對象可以為連線板塊內外的重要節點，也可以為各子板塊內的重要節點，申報應儘可能多地包括與海絲相關的各種遺產類型；包括完整體現這個區域的海上絲綢之路歷史發展進程的遺存。
以中國為例，重要節點有四個，從南到北有廣州、泉州、寧波、南京。廣州是伴隨兩千年的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也經歷著始終持續繁榮的一個跨板塊的節點；泉州是十一世紀到十五世紀前期，海絲繁榮階段東亞板塊內最具影響力的跨板塊節點；寧波是東亞板塊內中國與日本列島、朝鮮半島長期往來最重要的節點；南京是十四世紀末十五世紀初官方貿易鼎盛時期，中國對外交流的策源地。目前，我們已對中國大概超過100處的海絲遺產進行了登記，對其中的30 多處遺產進行了重點研究。
為了保護這些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跡，我們現在已經開展了如下工作：依據ICOMOS 文化路線線長和絲綢之路概念檔案，開展國內“海絲”遺產資源調查；為促進搭建全球海絲遺產的總體架構和相關各國的對話平台，開展海上絲綢之路主題研究，主辦了多屆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建立海上絲綢之路城市聯盟；開展遺產點本體保護與環境整治、展示與監測工作；加強管理機構建設與立法；建立研究學術平台。
史詩般的合作：蓋蒂和敦煌研究院
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首席項目專家內維爾·阿格紐在演講中，介紹了蓋蒂和敦煌研究院的合作歷程。敦煌是在公元前111 年為軍事目的而創建的，經歷多個世紀，敦煌已經成為絲綢之路的中心，直至明朝關閉了絲綢之路。20 世紀中期，常書鴻開始了漫長的復興之路，引導奠定了今天傑出的組織機構——敦煌研究院的誕生。
開放精神對其他地方的影響，絲綢之路、敦煌、莫高窟的洞窟寺就是典型的代表，敦煌研究院與蓋蒂保護研究所的合作就是明證。敦煌研究院與蓋蒂保護研究所的合作始於1989 年1 月19 日在洛杉磯的聯合宣言，這是中國與外國私人基金會間首次重要的合作。由首任蓋蒂保護研究所所長路易斯蒙雷亞爾發起的合作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辦公室的支持。那時，蓋蒂保護研究所自身也才成立幾年時間，工作重點在於大遺址保護、化學分析、穩定性研究、培訓及文獻收集。莫高窟保護最迫切的問題是風沙堆積。風沙不僅會掩埋洞窟入口還會磨蝕上層洞窟崖體，使水和沙進入崖洞。通過共同工作，設計和成功實施治沙干預工程，封閉受破壞的洞窟頂。同時開展環境研究，科學分析壁畫所使用的膠結材料，回答了一些未解決的突出問題。在這個領域經過5 年的合作，雙方在遺址地聯合舉辦了一次國際會議。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聯合澳大利亞遺產委員會和敦煌研究院共同編寫了《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這一檔案由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於2000 年發行，蓋蒂保護研究所進行了雙語翻譯編輯。經過15 年的修訂和擴充於2015 年再版。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大眾旅遊給莫高窟的保護帶來新的威脅。如今，每年有超過100 萬的遊客來到敦煌參觀洞窟。遊客集中在夏季到來，這個數量遠遠超過了遺址地的接待能力，對脆弱的洞窟藝術品和遺產地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為了應對這個威脅，蓋蒂保護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開始了遊客承載量研究。研究的前提是遊客日參觀接待的最大數量不能給遺址及藝術品帶來負面影響，要確保每位遊客參觀體驗的舒適和安全。最近出版的報告顯示參觀人數6000 人為宜。而這個數字在某些日子也被極大的超出了，尤其是“十一”國慶黃金周。為此，敦煌研究院主動採取針對遊客擁堵和流動性的模擬研究，建立了線上預約系統，與公共團體和旅行社建立聯繫取得合作。由此，敦煌研究院再次顯示了其地區級和國家級的管理水平。
最近期的合作項目剛剛完成，在蓋蒂中心舉辦了“敦煌石窟寺——中國絲綢之路上的佛教藝術”展覽，展期4 個月。敦煌研究院出借了3個有特色的複製洞窟，還出借了第17 窟藏經洞中發現的物品。整個展覽展示了遺址保護的信息以及合作成果。展覽的第3 個組成部分被稱為“虛擬體驗”，以3D 展現第45 窟。展覽取得了高度成功並在美國公眾中創建了一個意識：莫高窟是中美共同的榮耀。未來，蓋蒂與敦煌研究院的合作將繼續深化，相關的舉措是在莫高窟採用總體規劃並作為與之相類似的絲綢之路沿線遺址的一個範例，這些遺址在壁畫、氣候環境、保護髮展模式和遊客管理方面都很相似。採取這些措施後，不斷被蠶食和侵害的古絲綢之路文化遺產將得以有效保護並成為世界人民的精神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