訊息來源
2015·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新華社 北京 2015年3月2日電：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日就中方將舉行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答記者問時表示，今年，中方將根據慣例並參照各國作法，在北京隆重舉行紀念活動，包括舉行紀念大會、閱兵式、招待會和文藝晚會，習近平主席等中國領導人將出席。
紀念內容
有記者問：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中方將舉行哪些紀念活動？
2015·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華春瑩說，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戰場爆發時間最早、歷時最長。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堅定了盟國與法西斯作戰的信心，推動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中國人民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
華春瑩說，長期以來，中國政府每逢五、逢十周年，都舉行相關紀念活動。今年，我們將根據慣例並參照各國作法，在北京隆重舉行紀念活動，包括舉行紀念大會、閱兵式、招待會和文藝晚會，習近平主席等中國領導人將出席。中方還將邀請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參戰國、亞洲國家和其他地區國家領導人、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負責人、為中國抗戰勝利作出貢獻的國際友人或其遺屬出席。
華春瑩表示，中國政府隆重舉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目的是為了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視和平、開創未來。我們希望通過舉辦紀念活動，喚起每一個善良的人對和平的嚮往和堅守，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共同捍衛二戰勝利果實，開創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
大會流程
2015·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央視新聞（2015年）9月1日訊息 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流程：①9月3日早9點，習近平將攜夫人彭麗媛迎候各國嘉賓，合影后共登天安門城樓，準備觀禮②10點整紀念大會開始，70響禮炮聲後，舉行升旗儀式③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④習近平乘坐檢閱車檢閱完畢後，分列式正式開始。分列式預計持續50多分鐘。
9月3號早上9點左右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攜夫人彭麗媛在天安門以北的端門南廣場迎候應邀出席紀念大會的各國嘉賓，迎賓之後各國嘉賓將合影留念，合影以後，習主席夫婦將於各國嘉賓一同登上天安門城樓準備觀禮。10點整，紀念大會正式開始，這時位於禮炮陣地上的56門迎賓禮炮將以70響，轟隆的禮炮聲拉開這場紀念儀式的序幕。
而伴隨著禮炮的轟鳴，國旗護衛隊將從人民英雄紀念碑出發，沿中軸線向北行至國旗桿，舉行升旗儀式。隨後習近平主席將發表重要講話，講話完畢後，整場儀式就將進入到閱兵時間，習近平主席會乘坐檢閱車檢閱部隊，檢閱完畢後，分列式正式開始，整個分列式預計將持續50多分鐘，當最後一個空中梯隊飛過天安門廣場，數萬隻氣球與和平鴿將騰空而起，飛向藍天，整場紀念大會至此落下帷幕。
歷史警示
一個自尊、自立、自強的民族，才有遠大而美好的未來。
歲月的車輪，駛入充滿新的期冀和熱望的2015年。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一個偉大歷史事件，總是給人以深邃而久遠的啟悟。從某種意義而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最大勝利，是中華民族的覺醒。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深刻指出的：“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進行的一系列抗爭，就是中華民族覺醒的歷史進程，就是中華民族精神升華的歷史進程。這種民族覺醒和民族精神升華，在抗日戰爭時期達到了全新的高度……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
抗日戰爭的硝煙雖已散去，但戰爭喚起的偉大民族覺醒、形成的偉大抗戰精神，仍然是激勵我們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困難和挑戰、實現強國強軍夢想的不竭精神動力。
民族覺醒與民族恥辱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北京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前，屹立著一座4.5米高的巨型雕塑《醒獅》。這是一種意象，一個標識，象徵著四億五千萬同胞在抗日戰爭中的空前覺醒。
2015·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民族覺醒，是指近代中華民族為爭取獨立、自主、富強、進步而進行的思想啟蒙和精神發動的過程，體現了中華民族在歷史征程中改變前途命運的新追求、選擇前進道路的新定向、煥發生命活力的新躍升。
“朝曦入牖來，鳥喚昏不醒”。十八世紀後半葉西方工業革命的馬達轟鳴，沒有驚醒東方大清帝國“天朝上國”的迷夢。
近代中華民族的覺醒，是伴隨著帝國主義的不斷侵略、中國人民的不斷抗爭，在昏昏沉沉、懵懵懂懂中睜開雙眼的。
1840年，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鴉片戰爭雖然失敗了，但當時的中國人並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危機。因為大清輸給的是西方強國，即使割讓土地，也是邊緣不毛之地。個別有遠見的先進分子如鄭觀應向酣睡的國人發出“危言”警示，但不得不表白時處“盛世”，因而把自己的著作定為《盛世危言》，對“天朝上國”仍不乏自信。
自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列強一再欺侮中國，民族災難深重，人民饑寒交迫。時代呼喚東方“睡獅”醒來。
“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始也”。1894年甲午戰爭的慘敗，給中國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恥辱，也促成了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覺醒。“泱泱大國”居然敗於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蕞爾倭奴”，而且賠款數額巨大，割出的是整塊省區，並由此開啟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亡國滅種的危險，像一個令人戰慄的陰影，籠罩在愛國者的心頭。
中國面臨的不是強與弱，而是更嚴峻的存與亡的問題了。
《馬關條約》簽訂不久的1895年5月，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轟動一時的《救亡決論》，第一次響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號。這是中國近代發展史上一個有著標誌性意義的變化。
如果說，鴉片戰爭是民族覺醒的啟蒙發軔，甲午戰爭是民族覺醒的重大轉折，抗日戰爭則是民族覺醒的總爆發。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迅即強占了中國的東北全境。東北各族人民面臨的是被奴役的共同命運，而南京國民政府卻實行“不抵抗”政策，並荒唐地提出“彼有強權，我有公理”，“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社會幹預”。
當時駐國際聯盟的中國代表顧維鈞曾有悲痛的回憶：當他向各國代表逐個求援時，得到的最令其無地自容的回答是：“你們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別人代勞？”
在強權和實力主導國際舞台的狀態下，中國在反侵略時只有自己表現出意志和力量，才有可能爭得尊嚴，否則自己的命運只能掌握在他人手中。從李鴻章甲午之戰“以夷制夷”的失敗，到南京政府乞求國聯干預落空，都證明了這一點。
日本的侵華野心並不因南京政府的妥協退讓而有所收斂，反而益發膨脹起來。
1932年，日本為侵略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燃起了廣大民眾與愛國人士的反抗烈焰。
1935年，日本製造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激起了“一二九運動”的愛國救亡熱潮。
1937年，日本又蓄意製造“七七事變”，挑起了全面侵華戰爭。盧溝橋畔的槍炮聲，徹底喚醒了沉睡已久的東方“睡獅”。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國人民義無反顧投身到抗擊日寇的洪流之中，中華大地到處燃起了抗日烽火。
殷憂啟聖，多難興邦。回顧百年來的歷史可以看出，中華民族的覺醒，是以近代百年的屈辱史換來的，是被列強一“棒”一“棒”打出來的。儘管民族意識的覺醒艱難曲折，但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而逐步深化。
歷史的曙光，常常在最黑暗時閃現。民族心理學認為，當一個民族遭受外敵入侵時，其民眾心理就會發生急劇的變化。民族情感的喚起、民族態度的變革，就是這種民族心理變化的體現。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入侵，帶給中國人的不只是深重的災難，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強擊，成為中華民族覺醒的催化劑。只有到了抗日戰爭，中華民族覺醒最終得到集體呈現並引發質的飛躍，演繹出同仇敵愾、共御外侮的壯闊歷史場景。
正如朱自清在《這一天》一文中所寫的：“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
從“死中國”到“活中國”，這確乎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變化。民族覺醒與民族意識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實際生活過程。
作為民族存在的反映，民族意識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創造力，是使民族得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從一定意義上說，近代中華民族的覺醒，實質是民族意識、國家意識的覺醒。
“中國”這一辭彙，雖然在歷史上早就出現了，但它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而是朝代、邦國、家室的總稱，即“一姓之天下非萬姓之天下”。所謂“華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種相對狹隘的樸素的種族意識。
“中華民族”，這一家喻戶曉的稱謂，細算起來也只有區區百餘年的歷史。
1902年，義和團運動失敗後不久，梁啓超在一篇文章中，不但將德國政治理論家布倫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紹到中國，而且第一次明確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此後數年間，孫中山、楊度、章太炎、李大釗等多次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並從理論上逐步將其涵蓋到本國境內的所有民族。
我國著名民族學家費孝通經過多年研究，得出一個結論：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但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因為只有到了近代，中華民族才真正與“非我族類”的外國人發生衝突，才有可能使民族自我意識從自在走向自覺，意識到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生存空間、共同文化、共同生活方式、休戚與共的共同體。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叫“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正是在抗戰初期《義勇軍進行曲》“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鏗鏘旋律中，人們才深切感受到一個有血有肉的概念——“中華民族”。
抗戰時期民族意識的覺醒，表現為民族獨立意識開始形成，並賦予其時代性、人民性的內容。
這種覺醒體現的是對國家、民族的高度認同。“一個人生命是容易毀滅的，群體的生命就會永生……民族一旦存在，個人也不會滅亡”。在空前的民族危機面前，不管黨派、階級、階層、團體、個體，都共同意識到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國共兩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是這種覺醒的表現。儘管國共兩黨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仍存歧見，但在共御外侮、挽救危亡的民族意識推動下，“化干戈為玉帛”，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促使中華民族凝聚成一個戰鬥的集體。“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在中國歷史上，還從未有過這樣廣泛自覺的抗戰鬥爭。這與甲午戰爭只是“朝廷的戰爭”或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以北洋一隅之師搏擊日本全國之師”的狀況相比，真是有如天壤之別。
這種覺醒凝聚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民族意識在不同時代、不同民族有著不同的表現和特點。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年代，無論是中國的廣大官兵，還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實業家，不論是少數民族，還是海外僑胞，無不以各種方式，為救亡圖存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抗戰到底，成為一種全民族的堅強意志。正是這種覺醒的民族意識、定型的“國家感”，匯合成無堅不摧的精神力量。作為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精神財富，民族意識的空前覺醒，不僅直接影響和推動了抗日戰爭的實際進程，而且是抗戰最終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這種覺醒奠定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思想基礎。民族意識在抗戰中的空前覺醒，順應了近代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趨勢。鴉片戰爭以來劇烈的社會變動和內外危機的激化，為民族意識的覺醒提供了歷史場域和條件。經過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洗禮，民族、國家觀念逐步深入人心。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登上政治舞台，為民族的覺醒和進步注入了新的活力。那種地廣不足以為大、多不足以為眾、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衰弱局面，已經被有效的政治動員和民族精神的凝聚所取代。這種由民族覺醒和政治進步而積累的精神能量，在民族危亡之際迸射出無比耀眼的光芒。
當年日本侵略者以少量兵力就敢欺凌中華大國，認定南京政府和東北當局均不敢抵抗，一個重要根據便是中國的分裂和內戰不息，民眾處於一盤散沙狀態。“九一八”事變元兇板垣征四郎甚至認為，四分五裂的中國“不過是在一個自治部落的地區加上國家這一名稱而已”，像死豬一樣容易對付。然而，歷史辯證法無情地懲罰了侵略者。巨大的民族災難喚起中國空前的民族覺醒和團結，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中國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誠如抗戰之初日本《朝日新聞》上海特派員尾崎秀實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所分析的，日本“並非是對付支那(對中國的蔑稱)統一政權國民政府，而是與整個支那民族為敵”，“而與支那民族陣線的全面抗日戰爭相衝突，才是更為嚴重的問題”。戰爭的結局恰被尾崎所言中。中華民族空前覺醒所形成的強大的抗日力量，正是侵略者遭受失敗的根本原因。
可以說，民族意識的空前覺醒，是抗日戰爭給中華民族內心深處帶來的最深刻的變化。正是人民民眾的這種覺醒和奮起，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歷史的發展和進步。
強烈的民族意識，是中華民族的血脈和靈魂，也是我們有能力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民族覺醒與民族精神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說過，“民族精神是認識自己和希求自己的神物”，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推動著那個民族的一切行動和方向”。
近代中華民族的覺醒，既是民族意識的覺醒，又是民族精神的覺醒。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中華民族歷經挫折而不倒，飽受磨難而不滅，正是因為有著百折不撓、堅韌不屈、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
抗日戰爭，既是一場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的拼爭，更是一場意志和精神的較量。中國人民在14年艱難抗戰中形成的抗戰精神，既源於中國悠久文化和愛國傳統的薰陶，也來自近代歷史條件下新的民族覺醒的賦予。
習主席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69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將抗戰精神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韌不拔的必勝信念。這種偉大的抗戰精神，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優秀民族精神的時代體現，是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和取之不盡的力量源泉。
“一寸山河一寸血，四萬萬同胞千萬兵”。在兇殘的侵略者的殺戮面前，多少人前赴後繼，碎首沙場；多少人瀝血孤營，裂身銀漢；多少人毀家紓難，以身殉國。從平型關大捷到台兒莊會戰，從“劉老莊連”到“八百壯士”，從楊靖宇、左權到張自忠、戴安瀾，千千萬萬同胞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回望抗戰，我們怎不為民族氣節的大弘揚而驚嘆，為民族智慧的大迸發而自豪，為民族偉力的大釋放而振奮？
抗戰精神豐富和升華了愛國主義精神。近代中國的民族精神，以救亡圖存為主導價值理念。在14年抗日曆程中，救亡圖存是中華兒女始終銘刻在心的精神支柱，是民族發自深處的激情吶喊。它突破了以往“忠君報國”思想的局限，注入了近代以來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準則、以民族獨立和解放為目標的時代思想精華；它衝破了以往閉關鎖國觀念的束縛，把追求民族獨立和維護世界和平正義統一起來，把中國的抗日戰場與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統一起來，實現了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有機結合。
抗戰精神豐富和升華了英雄主義精神。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飽受屈辱，但這個民族從來沒有向任何侵略者低下頭顱。抗日戰爭的勝利，充分展示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這種抗戰精神突破了舊式英雄主義強調個人價值與作用的局限，形成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群體意識和團隊精神的英雄觀；這種抗戰精神摒棄了舊式英雄主義為個人利益打算，為統治者效力的愚昧落後思想，形成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並為之獻身的革命英雄主義。
抗戰精神豐富和升華了民族團結精神。團結是鐵，團結是鋼。鋼鐵般的民族團結，是戰勝任何艱難險阻的無窮力量。抗日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鬥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它突破了強調“華夷之辨”的大漢族主義局限，克服了你爭我奪、相互傾軋的內部紛爭，各民族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為重，和衷共濟，並肩戰鬥，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成為全民族的自覺共識和共同意志。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抗戰精神再一次昭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民族覺醒與民族復興
——“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不竭如江河，無窮如日月。
中華民族畢竟是一個充滿智慧與生機的民族。五千年中華文明亦稱“華夏文明”，“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義之大，兼有文章之華也”。故而，每當中華民族遭遇到困難挫折，華夏文明的基因總會凝聚起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去戰勝千難萬險，改變自己的命運。
抗戰時期的民族覺醒，不僅增強了救亡圖存的民族意識和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而且激發了中國人對民族復興的空前渴望。
正是由於近代以來中國的貧弱落後，才導致河山被踐踏，生靈遭塗炭。從甲午戰爭的旅順大屠殺，到“九一八事變”次年的平頂山慘案，再到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就是國家不夠強大、受到外國欺辱的慘痛案例。落後就要挨打，貧弱必然受欺侮。唯有自強不息才能自立於民族之林。民族復興的希望，召喚著堅韌不拔的中國人民。
近代中國始終面臨著兩大歷史課題：一是救亡圖存，實現國家的獨立；一是追求現代化，實現民族的復興。這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救亡圖存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出發點和基本前提，而只有促進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才能為救亡圖存提供堅強支持和保證，真正實現民族獨立。
抗戰時期的民族覺醒，凸顯出救亡與復興的時代主題。
經過14年浴血奮戰，中國軍民最終把日本侵略者逐出了國土，贏得了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一掃百年來中華民族屢戰屢敗的精神積弊和悲觀陰霾。這種久違了的自尊與自信，使民族獲得足夠的信心去重新創造一個嶄新的國家。
從興盛到衰敗，再到復興與崛起，雄辯地證明了中華民族蘊含著一種巨大的內生力量——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生命力。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從沉淪走向復興的歷史轉折點。
今天的中國，早已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早已告別了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時代，並以舉世矚目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成就巍然屹立於世界東方。實現幾代中國人孜孜以求的強國夢強軍夢，不再是飄渺虛幻的期待。但在築夢圓夢的征程中，重在永遠保持“喚醒”、“警醒”、“醒來”的狀態，凝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
新中國成立前夕，人民政協開會商定國歌。畫家徐悲鴻等委員建議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毛澤東當即表示支持，但也有人提出，新中國就要成立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歌詞已經過時了。周恩來堅定地指出，要留下這句話，讓我們耳邊警鐘長鳴，居安思危，安不忘危。
撫今追昔，70年前的血淚歷史早已終結；痛定思痛，醒世警鐘當須長鳴不止——經過了70年，我們國家是否已經能夠足以抵禦外侮？國人應以怎樣的精神狀態面對未來？
滔滔大浪總是挾沙而下。昔日抗戰中那么多的漢奸、偽軍，那么多的降兵、逃兵，在向我們敲響警鐘。
浩浩大潮總有暗流涌動。今天世界霸權主義的陰霾不散，日本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也在向我們敲響警鐘。
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強大的精神支撐；國家的繁榮富強，需要強大的實力保障。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命運，說到底，掌握在這個國家和民族的人民自己手中。
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習主席2014年3月在法國巴黎援引拿破崙的“睡獅論”，以形象精煉的概括，道出了中國由睡到醒、由弱到強的深刻變化，也闡明了中國同世界的交往之道。
歷史一再告訴我們，和平是需要爭取的，和平是需要維護的。不管任何時候，爭取和維護和平，都離不開民族的覺醒和強大的實力。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只要始終保持民族覺醒的精神和力量，就沒有什麼能夠阻止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