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海南師範大學、海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和海南省海洋文化學會等單位聯合舉辦的“南海海上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2011年4月25～26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召開。來自全國l6個省、市、自治區，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等單位在內的高校及科研機構的7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會議收到論文近40篇。與會學者積極參與討論，紛紛暢所欲言，圍繞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問題展開廣泛深入的討論與交流，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一、關於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演變及影響
以往學界對海上絲綢之路南海段的研究相對較弱。一般認為，南海海上絲綢之路始於漢，盛於宋。但對南海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發展的具體過程以及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和影響，還缺乏充分的論證。海南大學閻根齊在《論南海絲綢之路的形成與發展》一文中，從遠古時代人們的航海交通工具出發，通過對航路與港口、造船與航海技術等方面的考察，總結出南海絲綢之路形成時期的主要特徵，即它不僅“充滿了政治性和商業性的雙重特徵”，而且也是“促進航海業發展的動力”。隨著造船技術和水平的提高，中國人遠航的能力也逐漸提高，這使得中國人成為“西沙群島的最早認識和發現者”。海上考古發現也已充分證明：至少在南朝至宋時期，西沙群島就已經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南海上的中轉站”。 西方人如何認識海南島在南海絲綢之路上的地位，是學者們感興趣的問題。寧波大學龔纓晏以歐洲人所繪的大量早期地圖為例，指出馬可·波羅是最早把海南島介紹到歐洲的人，1375年加泰羅尼亞地圖是最早畫出海南島的地圖，進而考察了地理大發現後海南島在歐洲地圖上的不同表現方式。作者指出，從早期西方人所繪製的地圖中，既可看出海南島在南海絲綢之路上的位置，亦可以看出西方承認中國對於南海諸島的控制與管理，顯然並不存在異議。
海南大學張朔人在《南海海上絲綢之路變遷及其對海南影響》一文中，從季風、海流的特點出發，討論了南海海上絲綢之路具體航線的變化，即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路徑變遷，一直是圍繞著海南東西兩大水域展開的。東西航線的更替，更多地是從該路徑在王朝的朝貢體系、商貿路徑選擇上所占的比重而言；以朝代的劃分來斷定航線的轉移，則相對模糊。因為，航線移到海南島東部水域的時候，西部航線仍然對海南島有著一定的影響。就其內容來看，西部航線對海南島的影響，主要是將王朝意志通過流官、軍隊等加以具體化。與之相比，東部航線則更多地體現出經濟上的價值。
武漢大學謝貴安在《從〈清實錄〉看南海的海運與海盜問題》一文中，首次以《清實錄》這部清代編年體國史對清代海南的海運與海防所作的記載為研究文本，探討了從清初到清末南海的海盜問題以及清朝軍隊的各種剿匪行動。通過對《清實錄》中相關記載的梳理，縷述了清代海南在海洋事務上為《清實錄》所關注的重點。謝貴安認為：與海南相關的海上意外事件和外交問題、海南海運與通商口岸的開通、海南海防建設和軍事建置、海盜活動及政府的清剿，是《清實錄》相關記載的四個基本內容。文章指出，除了五指山地區的生黎造反問題外，海南島及其周圍發生的海洋活動，是《清實錄》所關注的主要內容，占據了有關海南記載的絕大部分篇幅，反映出海南與海洋的密切關係以及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由於海運的繁興，海盜問題由之而生，如影隨形，揮之不去，成為困擾清廷的重要問題，也成為《清實錄》最主要的記載對象。海南的歷史雖有像《瓊州府志》這樣的地方志為之記載，但《清實錄》以中央的視角和官方的立場，記載了海南的海洋事務，自有獨特的價值和作用。
海南師範大學張一平的《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與影響》及《海南島與南海海上絲綢之路》兩篇論文，比較全面地論述了南海海上絲綢之路在整個絲綢之路中的歷史地位與重要性以及海南島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係。作者按照歷史發展的邏輯思路，從使臣往來、商業貿易、中外文化交流與傳播以及移民等多個角度出發，闡述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和影響。作者認為，南海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國際航線和國內航線的要衝，而且還是聯繫中國到東南亞和太平洋的交通要道，因而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歷來就是國際社會關注的重點區域。《海南島與南海海上絲綢之路》一文，從對《更路簿》——海南島漁民的出海“秘笈”——的考察與研究開始，證明了海南島是“中外貿易往來的中轉之地和重要驛站”，認為海南島在南海絲綢之路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關於歷史上的海上貿易、口岸及海關
海上絲綢之路本質上是古代沿海國家間經濟貿易通道，與海上貿易相關的商品、口岸、海關等問題，就成為研究海上絲綢之路不可迴避的主要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耿異的《明末西班牙傳教士筆下的廣東口岸》一文，向人們披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重要史實，而這些史料，對於廣東海岸，特別是對潮州府、肇慶府、廣州府和澳門的記述甚為詳細，其史料彌足珍貴。耿昇認為，西班牙籍神父阿德里亞諾·德·拉斯·科爾特斯的《中國遊記》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這不但是由於其時代較早，而且還由於它涉及到的完全是中國廣東省沿海地區。它在天主教傳入中國的歷史上，處於利瑪竇世系之外，可以從側面來證實利瑪竇等人開創中國傳教事業的歷史。它對於研究17世紀上半葉的廣州海岸史，也具有“補史”和“證史”的意義。該文的研究表明：海外文獻也是南海區域問題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不可忽視的資料來源。
海南師範大學張一平、邢寒冬的論文《清朝前期海南與越南大米貿易及其影響》，從經貿往來的角度出發，對鴉片戰爭前海南與越南之間的大米貿易進行了探討。該文首先從海南與越南之間大米貿易的時代背景出發，對海南與越南之間大米貿易繁榮的原因進行了深度分析與考察，比較全面地分析了影響這種貿易的種種因素，然後重點探討了海南與越南之間大米貿易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清朝前期海南與越南的大米貿易，既有地利的因素，也有人和的因素，是中越兩國人民長期友好交往的結果。海南與越南的大米貿易對於解決海南與越南的商品供求矛盾、促進雙方貿易發展、維護南海區域多邊貿易正常化和推動清政府對外貿易政策的改善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寧波大學王慕民的論文《新航路開闢後寧波雙嶼港的勃興與南海東海貿易圈的溝通——兼論明代寧波與南海國家的交往》，通過對寧波雙嶼港的研究與考察，論述了寧波港與南海諸國之間的交往。作者認為，浙江寧波本是以東北亞日本和朝鮮半島為主要貿易對象的港口，16世紀歐亞新航路開闢後，歐洲葡萄牙人的到來和雙嶼私人貿易港的建立，導致中國對外貿易重心的一度北移。寧波雙嶼港由此溝通融會了南海東海貿易圈，並一躍成為中國最大的私人海上貿易基地。l548年明政府武力摧毀雙嶼港激化了中外商人與海禁政策的矛盾衝突。“嘉靖大倭寇”平息和月港開禁後，寧波港的地位一落千丈，但仍以各種方式維持著與南海諸國和日本的貿易。 中國社會科學院萬明題為《晚明東砂西珍考：海上貿易結構變化探折》的學術報告，指出在全球化開端的時候，中國社會變化與世界變革是緊密相連的。萬明從晚明人的東西洋概念變化著手，通過晚明與明初商品結構的比較分析，認為西洋變化不大，東洋變化較大，主要表現為白銀的大規模輸入，這種變化與明代白銀貨幣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海南師範大學胡素萍、朱軍舟的《瓊海關與近代海南社會變遷》一文，通過對瓊海關這一具體案例的研究，考察了海南社會的變遷。作者認為，l876年瓊海關的設立，對海口的城市化以及對整個海南的近代化諸多方面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作者進而指出，“瓊海關設立後，在近代海南社會的變遷和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影響了海南人口的流動和遷移、海口城市地位的變化及其城市化的建設、海南的公共事業”。作者同時指出，由於外國人控制下的海關是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標誌，本質上都是為了西方列強對華進行經濟文化侵略服務的，因而，“瓊海關不過是在列強對海南進行侵略的同時帶動了海南社會的近代化”。
廣州大學冷東在《“廣州十三行”還是“廣東十三行”？》一文中，針對自清朝以來近百年時間裡外貿體系“十三行”出現的許多不同界定名稱進行了研究。由於學界對此尚無系統研究，因而對其進行了初步的梳理與分析，通過歸納清朝時期的各種名稱，總結了相關研究成果中的各種界定名稱，同時分析了這些界定名稱產生的原因及內涵。作者指出，“十三行”制度是清朝政府為應對全球貿易擴大的需求，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礎上實施的公私結合的對外貿易經濟體制，在其存在的百餘年間，出現了許多界定名稱，但是並沒有出現“廣州十三行”或“廣東十三行”的名稱。近代以來，研究十三行的成果眾多，有關十三行的名稱也相當豐富。各種界定名稱都有其合理性，這恰恰說明十三行豐富的內涵和廣闊的研究前景。
福建社會科學院徐曉望的論文《隋唐宋琉球與台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雖然研究主體也是“十三行文化”，但其研究的具體對象顯然不同於冷東的文章。徐曉望在北宋李復的書信中發現一條有關琉球國的記載，所記北宋的琉球國對待華人很客氣，設館招待。針對此事件，作者結合相關文字進行了分析研究，最終判定古琉球國應在台灣島的北部，他們是台灣北部十三行文化的主人，在隋唐宋三代都與閩中有聯繫。因此，唐宋福建古籍中保留著一些有關古國琉球的記載。這些記載表明，古琉球國肯定是在台灣而不是在沖繩群島。
三、關於南海文物、器物及文化遺產
近年來水下考古和科技考古的新進展，為歷史研究提供了許多新材料、新方法，有力地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海南省博物館丘剛的論文《從海南島出土文物看南海海上絲綢之路》，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海南島上與南海絲綢之路相關的歷史遺存和文物出土情況，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信息資料。他指出，從漢代開始的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唐宋時期，往來於南海海域的中外貿易商船更加頻繁，儘管其航線屢有變化，但海南島已成為波斯和阿拉伯商船來往於廣州、泉州、揚州等通商口岸的避風港、中轉站和補給港，沿著海上絲綢之路這條藍色航線遠航的船舶大多要在海南島寄泊、避風或是補給，然後再繼續駛向更廣闊的大海。對於大部分商人而言，雖然海南島並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地，但他們所帶來的大量移民和商品，卻極大地影響了海南島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社會的方方面面，並推動著這個“孤懸海外”的海島的開發與發展。上述這些特徵在海南島的出土文物中都能得到反映。
中國科學院李青會等人的論文《中國出土的古代鉀矽酸鹽玻璃及其與絲綢之路的關係》則另闢蹊徑，以科學實證的方式，從科技考古的視角出發，從技術層面上對海上絲綢之路進行了系統研究。該文通過對從戰國到漢唐時代中國各地出土的玻璃器皿的分析與研究，初步勾畫出了戰國至兩漢時期我國不同地區與印度、東南亞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所開展的技術、經濟與文化交流線路。這種將實證科學分析方法在考古學上的運用，為今後解決區域性考古問題提供了一種深具探索性的新思路。李青會在論文中指出：對我國出土古代鉀玻璃的研究，涉及到亞洲發現的數以百萬計玻璃珠的起源問題，為此，應打破地域界限，充分吸收國內外該領域中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便在更大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內，結合絲綢之路上的其他相關器物，開展系統性的深入研究，以求對古代玻璃的起源能有更明晰的認識。
海南省博物館郝思德的《試探西沙北礁水下文物所揭示的歷史信息》一文，通過對西沙北礁水下文物的考古調查與研究得出結論：西沙北礁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歷史見證，反映了古代我國官船、商船以及漁船等早就往來於南海絲綢之路上，將祖國內地與西沙群島緊密地連線在一起。文章列舉大量西沙水下文物遺存和出水器物，表明南海西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固有領土，它與祖國大陸地區始終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福建社會科學院陸芸的論文《墓碑與歷史——從海南穆斯林墓碑石及中國東南地區其他地區穆斯林墓葬談起》，通過對海南三亞、陵水穆斯林墓葬群出土文物的考察，結合國內其他地區穆斯林墓葬墓碑所載名字、內容等的比較研究，揭示了中國與阿拉伯之間的海上往來，證明了海南島、廣州、泉州、福州等地曾經有大量外國穆斯林居住生活，反映了穆斯林商人後裔身份的轉化，從“蕃商”轉化為“唐人”，他們是古代海上貿易的重要參與者。
肇慶學院王超傑、海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陳佩在他們的文章和發言中，闡述了目前海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本情況、特點，提出了保護工作中加強立法的重要性，指出了目前海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與建議。
寧夏社會科學院薛正昌的論文《絲綢之路與固原——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寧夏段四處文化遺存》認為，“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對於寧夏尤其是固原來講，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它將在世界絲綢之路文化層面上，彰顯固原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雖然論文介紹的重點是寧夏固原的陸上絲綢之路文化遺存及保護情況，但這對於面臨同樣問題的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與保護顯然也具有很好的借鑑意義。
四、關於南海主權、南海開發及海權意識
現實問題往往就是歷史問題。當前南海問題的急劇升溫和錯綜複雜，引起了與會代表的高度關注。與會學者通過各自的研究課題，不僅以強有力的證據證明了南海諸島歷來就是我國的固有領土，而且還從多個方面對南海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些具有啟發性的新思路。
上海外國語大學張紹鐸在《新中國對南海問題的認識與對策》一文中，以我國外交部解密檔案為主要依據，全面梳理了l949年～l965年新中國對南海問題的認識過程以及對策制定過程。在以往對南海問題的研究中，大多數研究依據的資料多為《人民日報》等公開資料，該文另闢蹊徑，以外交部解密檔案作為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對於傳統的南海問題研究來說，僅就資料的特殊性而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海南師範大學胡素萍通過《冷戰以來美國對南海政策的演變》一文，全面回顧、展示了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對南海問題的立場變化及政策走向，即美國對南海問題的基本立場經歷了一個從“軍事封鎖”到“消極中立”，再從“積極中立”到“密切關注”這樣一個演變過程，除此之外，論文還分析了美國之所以要介入南海爭端的根本原因及對中國的影響，認為“美國已成為影響南海問題的最大外部因素，必將對中國及南海問題的解決產生影響”。這個影響不利於中美關係的順利發展，加大了解決南海問題的難度，威脅到了中國的周邊安全及其在亞太均勢中的地位。蘇州科技學院祝曙光在《韓戰、南海爭端與中美的相互理解》一文中，將南海問題置於整箇中美關係史的巨觀背景下進行考察，探討了韓戰對南海問題的影響。祝曙光認為，由於美國認知上的誤區，導致韓戰由國內戰爭最終演變為國際戰爭，交戰雙方由此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韓戰充分展示了交戰雙方的政策底線和鬥爭意志，對中美關係乃至整個東亞格局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戰爭給雙方留下深刻的教訓。冷戰後南海爭端的日趨激烈以及美國的介入，嚴重影響了東亞共同體的構建，中美是否會在南海擦槍走火，引發一場新的軍事衝突也引起世人的關注。為了應對新形勢下日趨複雜的南海問題，祝曙光認為中美必須加強了解和溝通，理解對方的文化、傳統、核心利益與思維方式，只有這樣才能減少矛盾和衝突，切實擔負起維護南海乃至世界和平的責任。
海南大學趙全鵬在《我國歷代漁民在南海諸島上的活動》一文中，對我國漁民早期在東沙、西沙和南沙群島上的開發活動進行了詳盡的考察與研究，介紹了自古以來我國漁民在南海諸島的活動情況。文章指出，我國漁民不僅很早以前就在東沙群島上捕魚，而且對東沙群島早已有自己的稱呼。文中不僅以中國古代的文獻資料而且還通過西方文獻證明我國漁民很早就在南沙諸島進行活動，說明我國對南沙諸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瓊州學院袁澍等人的論文《民國時期的南海》，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國民政府對南海問題所採取的種種措施。論文指出，民國時期，中國在南海的島嶼海域主權、經濟權益和國際法地位，曾受到法、日帝國主義列強的挑戰和侵犯，且愈演愈烈，部分島嶼一度被吞併。國民政府對南海諸島的統轄，大體可分為四個時期，即：一、承續前清朝（1911～1939年）；二、日踞期（1939～1945年）；三、國民政府收復期（1945—,1950年）；四、台灣當局恢復余續（1950年至今）。文章梳理了各個時期國民政府對南海的政策和管轄情況，認為歷屆台灣當局都十分明確，南海是生存發展的命脈，必須竭力保衛、鞏固和強化對其控制。
福建交通職業技術學院沈岩的論文《馬尾船政學堂的海權啟示》，通過研究清末福建的馬尾船政，闡述了提高海權意識、加強海防建設、落實科技戰略、重視人才培養的重要性。文章認為：馬尾船政是近代中國邁向海權的先驅者，今天的台海局勢、南海主權等問題都與海權有關。
寧夏大學張天政的《1940年法國扣留我外運礦砂事件述評》一文，詳細論述了抗日戰爭期間發生的一起中國鐵礦石經越南外運事件。這一事件反映了中法關係以及中國與蘇聯、美國、英國之間的複雜背景，涉及到當時在南海航線上的運輸和轉口貿易，對於研究當今的南海問題，很有借鑑意義。
五、關於南海區域的中外關係、文化交流及華僑華人
所謂南海區域，是指南海海域及南海周邊國家和地區，它是一個有別於“東南亞”或“南洋”的概念。將南海區域當做一個整體看待，就不僅包括了東南亞，而且還包括了中國的東南部。在這個範圍內研究歷史文化，就會產生一些新的視角和新的課題。
中國人民大學王政堯的論文《南海區域文化與海南特色歷史——從海瑞戲談起》，通過對海瑞一生感人事跡的研究得出結論：海瑞的一生“理應成為海南特色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應是以南海為中心的環南海周邊國家和地區文化的一個動人篇章”。王政堯呼籲，海南省相關部門應當充分利用2014年海瑞誕辰500周年的契機，通過宣傳海瑞來進一步發掘和宏揚海南的歷史文化，豐富南海區域文化研究。
山東大學晁中辰在《明成祖為滿刺加封山勒銘史事考論》一文中，通過對《明太宗實錄》中一段碑文的考釋，揭示了明朝中國與馬來西亞關係史上的一個鮮為人知的重大事件，即在明朝永樂三年，滿剌加遣使來華，表示“願同中國屬郡”。明成祖未允此請，但答應為其國封山勒銘。從此以後，兩國建立起極為密切的關係。該事件是中馬兩國關係史上的大事，它不僅增進了兩國人民之間的彼此了解與友誼，而且生動地說明了中國傳統的睦鄰政策。這不僅是發生在南海區域內的一件大事，而且對於批駁西方動輒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也是一個強有力的例證。
復旦大學鄒振環《（西洋記）的刊刻與明清海防危機中的“鄭和記憶”》一文，通過對《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這部小說的研究，探討了“鄭和意識”在中國海防危機中的復活。鄒振環認為，《西洋記》雖然只是文學史上的一部二三流小說，但在明末清初卻受到眾多出版商的青睞，特別是該書在清中後期經過相當長時期的沉寂後，清末民初再次出現刊刻的高潮，且每一次刊刻的高潮都伴隨著“鄭和記憶”的重構問題。顯而易見，文學作品的流通和傳播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其間所顯現的不僅僅是文學作品的接受問題。鄒振環在論文中將古代文學、中外關係、社會心理等不同領域聯繫在一起考察，從而展示了一個新的研究途徑和研究方法。
廈門大學施雪琴的《鄭和形象建構與中國——東南亞關係發展》一文，通過研究鄭和形象在東南亞的傳播情況，分析了東南亞華族的文化特點，進而探討了當代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問題。作者認為，鄭和作為中國航海事業的先驅與開拓者、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文化交流的推動者以及近代中國與東南亞外交政策的主要實踐者，在東南亞華人社會與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的不同語境中有著不同的形象。在東南亞華人社會，鄭和從一個歷史人物演變為東南亞華僑華人的保護神與華人族群文化意識的象徵，充分顯示了作為“非制度文化”的民間信仰在延續華人歷史文化傳統方面的生命力及其對鞏固華人族群意識、加強華人社會凝聚力等方面的重要意義。
眾所周知，由於地理、歷史、文化等種種因素的影響，在南海區域的範圍內聚集了眾多的海外華人華僑，而且這裡的許多華人華僑來自海南。因此，華人華僑問題就成為此次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海南師範大學嚴春寶的《海外華人林文慶和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一文，通過新加坡現存史料的深入挖掘，對新加坡土生華人林文慶進行了研究。作者認為，作為一個社會改良主義者，林文慶對辛亥革命的參與程度是有限度的，而且他的參與過程，主要是通過他與孫中山先生的交往或是通過幫助孫中山解決一系列困難而完成的。可以說，是林文慶與孫中山之間的私人情誼，促使林文慶間接地為辛亥革命做出了一些貢獻。
海南師範大學唐若玲的《海南華僑與宋耀如》一文認為，海南華僑在出洋謀生的艱難歲月中，積澱了吃苦耐勞、堅忍不拔、敢於冒險、勇於創新、甘於奉獻、追求理想、不怕犧牲的精神品質。宋耀如作為海南華僑的一分子，他身上也體現著這些精神品質。正是在這些精神品質的支撐下，身處各地的海南華僑譜寫了一曲曲華麗而充滿傳奇的人生樂章，為社會發展進步和改變自己命運作了不懈努力。
海南師範大學蒲晶、甘奇的《吧城華人社會中的女性》一文，通過考察印尼吧城公堂所保存的檔案文獻，深入分析、研究了當時印尼的社會文化狀態，說明在當時的印尼華人社會中，雖然男尊女卑現象仍然存在，但女姓的社會地位顯然要高於中國國內。
海南師範大學寒冬的《海上絲綢之路與海南華僑的分布》一文，通過對海上絲綢之路航線的構成、海南人出國的線路以及海南華僑的分布等三個方面的分析，揭示出海上絲綢之路的各條路線，並最終得出結論：海南華僑的分布與海上絲綢之路航線的發展關係密切，航路開到哪裡，華僑就到哪裡。由於海南島的海上運輸工具主要是以小型帆船為主，這就使得它的貿易範圍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主要集中於南洋一帶。所以，海南華僑大多分布在海上絲綢之路經過的南洋地區，尤其是越南、暹羅（今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
除上述外，還有幾篇會議論文雖然不是直接論述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問題，但其研究的視角和方法，仍然富有建設性和啟發性。如鄭州大學高凱的《從漢唐時期佛教的傳播蠡測中國麻風病的分布規律》，將麻風病與佛教的傳播聯繫起來進行考察，特別是探討了麻風病分布特點與海上絲綢之路之間的關係，是一篇研究切人角度比較獨特的論文。海南師範大學林敏的《義淨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書名變遷之小考》，從文獻考證的角度出發，以不同的版本為依據，考證了義淨著作的流傳過程以及書名的演變過程，並且對學術界現在流行的觀點提出了異議。杭州師範大學馬丁等的論文《泰國政治民主化的阻礙因素淺析》，對當今的泰國政治局勢進行了分析。論文以2006年9月泰國發生的軍事政變為切入點，聯繫泰國的歷史和現狀，通過揭示軍事政變及軍人干政現象和文化對於政治的作用，對阻礙泰國民主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
隨著討論的不斷深入，代表們更加感覺到南海問題與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要性，專家學者們普遍認為應當進一步推動南海研究的深入發展，復旦大學許全勝甚至在會議上提出了建立“南海學”的主張，他說：“當今南海及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日益成為國際矚目的顯學，因此有必要像‘敦煌學’、‘吐魯番學’一樣，提出‘南海學’的概念。正如敦煌吐魯番學並不局限於敦煌、吐魯番兩地，‘南海學’除了研究歷史上的南海外，自應包括從中國本土出發經南海向印度洋、波斯灣、非洲東海岸一線以及通過紅海至地中海的海上交通史以及與之相應的沿海各國情況的研究。”許全勝在會議上發表了《與時俱進，掉臂獨行——論中國南海學的開拓者沈曾植》一文，除了介紹晚清民初具有百科全書式的大學問家沈增植的生平事跡之外，重點對沈曾植在南海史地研究方面的貢獻進行了研究，進而認為沈曾植為我國早期南海研究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理應是“中國南海學的開拓者”。
此次會議雖然時間短暫，但主題突出，討論熱烈，新意迭出，成果豐碩，是一次成功的會議。當然，作為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專題研討會，國內舉辦的還比較少，需要探討的問題還很多。筆者相信，隨著南海問題日益重要和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將會加入到相關的討論中來，學術界對於南海海上絲綢之路以及南海區域歷史文化的研究，一定會取得越來越多的優秀成果，南海研究的前景充滿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