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從1955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的經濟建設中出現了一股層層抬高數量指標和忽視綜合平衡的冒進勢頭。這股冒進風的出現，給國民經濟造成了相當緊張和混亂的局面。針對這種情況，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周恩來、陳雲等人提出了一系列正確措施，及時地糾正了當時經濟建設中的急躁冒進傾向，從而使1956年的經濟建設避免出現大的曲折，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右傾保守”思想開展了批判，11月16日至24日，中央又召開了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會議，批判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中的“右傾保守”思想。這兩次會議後，農業合作化運動大規模地急速發展，個體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加速進行。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在1955年底提出以農業發展的戰略目標為推動力量，在各項工作中繼續反對右傾保守思想，提前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迅速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戰略構想。在此期間，毛澤東還說，凡是辦得到和能夠辦的都要爭取辦，並要爭取多、爭取快、爭取好。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要多一點、快一點、好一點的思想。根據上述精神，《人民日報》於1956年元旦發表題為《為全面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畫而奮鬥》的社論，明確提出了反對右傾保守的任務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反對“右傾保守”的巨大壓力，要多快好省地辦一切事業的要求，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一五”計畫，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號召，以及國家經濟建設輝煌前景的鼓舞，使1956年初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已經膨脹了的空氣更進一步膨脹起來。
1956年初，國家計畫委員會召開了第三次全國計畫工作會議，初步擬定了11956年國民經濟計畫的主要指標。同1955年相比，要求工業總產值增長18.6%，農業中的糧食產量增長9%，棉花產量增長18%，基本建設投資增長60%左右。其他經濟事業和科學、文化、衛生事業也要採取比較快的速度向前發展。本來，這些指標已經過高，可是在當時的形勢壓力下，各地各部門在制定各自計畫和下達任務時又層層加碼，紛紛把遠景計畫所規定的12年或8年的任務，提前到5年甚至3年內完成。因此，指標越定越高，速度要求越來越快，規模也越搞越大。
由於計畫指標過高，基本建設的規模定得過大，1956年4月上旬，經濟建設急於求成、齊頭並進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已經突出地表現了出來。不但財政上比較緊張，而且引起了鋼材、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的現象，從而過多地動用了國家的物資儲備，並且造成了國民經濟各方面相當緊張的局面。由於在生產、基本建設與物資供應之間不相適應，招致許多工地發生停工待料和不能按期開工。經濟緊張狀況另一方面的突出表現是：片面追求數量，忽視質量、忽視節約和忽視安全生產。有的生產單位的定額訂得過高，使大多數工人無法達到，影響了工人的生產情緒。有的地方在基建工程中貪多求快，粗製濫造，結果導致廠房和宿舍的建築質量太差，根本無法使用。有些廠礦不適當地強調一切“打破常規”，結果使事故增加，影響了工人的安全，也影響到生產和建設工程的正常進行。急躁冒進傾向在農業方面的表現是：許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增產計畫過大，片面地看重糧棉而忽視副業，生產和非生產的投資都過多，一部分合作社的規模過大，對社員的干涉過多、要求過高，致使農民負擔過重，影響了其收入的增加和農業生產積極性的提高。
上述情況的出現，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重視。早在1956年1月20日，周恩來就在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上呼籲：不要搞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畫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計畫，而不是盲目冒進的計畫。”2月1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在討論各部門各地區所提1956年計畫的各項指標時，實施了“壓一壓”的方針。儘管經過壓縮以後經國務院批准下達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畫（草案）》還是一個高指標的計畫，但在壓縮指標過程中明確提出的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的思想，為不久以後提出的反對急躁冒進奠定了思想基礎。
1956年4月上旬經濟建設中出現嚴峻形勢後，國務院立即採取了動員生產、約束基建，以求平衡的應急措施。與此同時，周恩來、陳雲等把主要精力開始放在反對急躁冒進上來。他同李富春、李先念就1956年的國家預算和起草1955年國家決算及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稿交換意見時指出，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6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會議，會議明確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決定製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立即下馬。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要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強調在黨內只有既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又反對急躁冒進思想，我們才能正確地前進，指出急躁情緒之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存在於下面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面的領導幹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是上面逼出來的。社論提醒糾正急躁冒進的傾向，“要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萬不可一股風，擴大化”，並強調克服急躁冒進只是糾正具體工作中的偏向，而對黨的“多快好省”方針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則“要堅決地加以執行”。10月，周恩來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作了《1957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畫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的報告，明確指出：鑒於1956年度計畫中某些項目過高，某些費用用得多了，1957年的計畫，應當在繼續前進的前提下在某些方面作些適當壓縮，確定基本建設投資為111億元，比上年減少20%，並且在國家機關中大力開展節約運動。
經過一系列的努力，一股來勢兇猛的盲目冒進勢頭終於得到了遏制，1955年夏季以來膨脹的熾熱空氣，開始壓縮和冷卻下來。這不僅使1956年的經濟建設避免了大的曲折，並取得了重大進展（據統計，1956年實際完成的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28.1%，基本建設投資比上年增長62%，是“一五”期間中國經濟成長速度最高的一年。），而且為1957年國民經濟的順利發展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