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考爾只寫過寥寥幾部電影專著，但它們的重要性足以讓克拉考爾在電影理論史上占據不可磨滅的地位。《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是一部見解獨到的電影社會學著作。克拉考爾運用了精神分析法和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精細地分析了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國電影。在梳理了決定德國電影誕生和發展的種種因素後，他明確指出電影比其它門類的藝術更能反映一個民族的精神，因為首先電影不是個人產品，其次電影必須適應觀眾的願望。他認為，德國電影發展的幾個階段其實始終只圍繞一個不變的軸心：民族心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表現主義取代戰前的現實主義，標誌人民對悲慘現實的逃避和對失落感的掩飾，而20世紀末現實主義的再度興起則說明上述的逃避終結了。這種轉變實際上反映了那段時期德國民族心態的起伏變化，從而，克拉考爾用電影的風格和內容的變化，證明希特勒的上台是某種民族心態導致的結果。電影便在這種民族心態的變化中隨波逐流。他的這一觀點受到二戰前參與了表現主義電影運動和現實主義電影運動的電影導演（如Fritz Lang）的攻擊。然而，從某種意義上，克拉考爾的觀點為後來的意識形態學說開了先河。
克拉考爾在《電影的本性》一書中建立了他的完整嚴密的理論體系。該書的副題:“物質現實的復原”,體現了他的中心論旨，因為他把電影看作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其全部功能是紀錄和揭示我們的周圍世界，而不是講述虛構的故事。他研究電影的目的是通過對各類電影的研究，尋找出一條最符合電影本性的發展路線。為此，他詳盡地分析了電影的材料和方法，摒斥了一切“非電影化”的形式和內容，樹立起他的“電影化”標準。他的結論是，只有拿著攝影機到現實生活中去發現和攝錄那些典型的偶然事件,才能拍出符合電影本性的影片克拉考爾被認為是西方寫實主義電影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但他對傳統的故事影片所持的排斥態度引起了很多爭議。
S.克拉考爾是另一位原為德籍的美國電影學者。他採納了巴贊的理論前提，根據自己40多年的“觀影經驗”，寫出了《電影的本性》(1960)，把紀錄派理論發揮到了極至。
克拉考爾說，他的電影理論是一種“實體的美學”，而不是形式的美學。他關心的是內容。他的立論基礎是：“電影按其本性來說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樣，跟我們的周圍世界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近親性。當影片紀錄和揭示物質現實時，它才成為名副其實的影片。”
和巴贊一樣，克拉考爾也拋開了傳統的藝術觀念來看待電影，但比巴贊走得更遠。他斷言說，傳統藝術觀念“並不、也不能適用於真正‘電影化’的影片”，因為傳統的藝術是“從上層到基礎”，即從思想意圖出發來消化物質現實材料，而唯獨電影是“從基礎到上層”，即從對物質現實的如實反映開始，最後走向某個問題或信念。因此，“如果電影是一門藝術，那么它便是一門不同於尋常的藝術”，“是唯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藝術。”
克拉考爾的理論目的是通過對各類電影的審查，找出一條最符合電影本性的發展電影的路線為此,他詳盡地分析了電影的材料與方法，摒斥了一切“非電影化”的形式和內容。樹立起他的“電影化的”標準，最後在人類活動的總的背景上論證了電影的規律和可能性。
克拉考爾用“物質現實的復原”來概括他的“電影化”的概念。為了達到“復原”的目的，他只允許電影發揮“紀錄”和“揭示”兩種功能，而排斥一切經過藝術家設計的、有明確思想意圖的、在故事結構上有頭有尾的影片。即使是純視聽形式的實驗影片也在受排斥之列，因為在他看來，這種影片固然傾向於避免講述故事，但它們在這樣做時卻很少考慮電影手段的近親性，忽視攝影機面前的現實；它們廢除了故事的原則，只是為了樹立藝術的原則，在這次“革命”中也許藝術得到了好處。電影則一無所得。
在克拉考爾看來，最“電影化”的形式和內容是“找到的故事和插曲”。所謂“找到的故事”有3個特徵:①它是被發現的，而不是被構想出來的；②它是自然素材的一個重要的潛在元素，很少有可能發展成一個獨立自在的整體；③它能再現出我們周圍世界中一些典型的偶然事件，使其通過攝影機的揭示而從生活流中實現出來，繼而又消失在生活流中。
克拉考爾深深意識到，他給電影規定的嚴格的價值標準必然會遭到反駁，因為他對一切“非電影化”的題材的排斥，除了依靠他自己對電影的獨特信念和熱情外，無法在電影理論範圍內找到任何根據。於是他便轉而在人類思想和活動的變遷這一更為廣闊的背景中論證他的電影功能論。克拉考爾認為，看電影的意義在於使現代人有可能經驗物質現實，把注意力從內心世界轉移到生活的外部現象上來。現代人非常需要這個“轉移”，因為他們患了“思想空虛症”和“認識抽象症”。他認為，人的內心世界和外部現實之間的關係在過去3或4個世紀中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中有兩個變化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一是共同的信仰漸失人心，一是科學的威信穩定上升。由於現代人不再有共同的信仰，他們對理性的作用發生了懷疑，趨向於反理性主義；另一方面，科學的發達導致人們“把現實現象數學化”，把事物的具體的物質內容化為抽象的認識。這兩者最後使觀代人成為對觀實漠不關心的“孤獨的人群”。唯有電影才有可能幫助人們“通過攝影機來經驗這個世界”，使它從冬眠狀態中、從虛假的不存在狀態中徹底恢復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