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長沙東廣廣告印務有限公司董事長2003年，長沙東廣廣告印務有限公司，任董事長。
2007年3月，任湖南省印刷行業協會副秘書長。
2007年5月，任湖南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2008年5月，任長沙市印刷行業協會會長。
2008年11月，任湖南省出版協會理事。
2009年5月，任湖南省直郵協會副會長。
目前，公司擁有固定資產幾千萬元，流動資金數百萬元，廠房面積四千平方米，固定職工60餘人。現為湖南省省直行政事業單位印刷服務定點印刷單位，長沙市行政事業單位印刷服務定點印刷企業，湖南省郵政管理局國內信封生產監製單位，全國郵政特快專遞封套生產監製單位及藥品外包裝、標籤、說明書定點生產單位之一。創辦了湖南廣告印刷網被指定為長沙市印刷行業協會官方網站。
在多年的艱苦創業中，遵紀守法，誠心服務，帶領全公司員工努力攻克技術難題，不斷提高產品質量，從而贏得了市場獲得了廣大客戶的信賴。同時，深知企業的成長與發展離不開各級政府和當地社區的支持關懷，在回報社會、為他人排憂解難、扶貧幫困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今後將一如既往地為社會的深入發展而作出更大的貢獻。
雲南藍海潛水打撈有限公司專業潛水員
人物介紹
高金海，男，生於1971年，雲南藍海潛水打撈有限公司專業潛水員。高金海，自小生活在撫仙湖邊，水性極好。出於興趣愛好，1995年，他開始跟著朋友學習潛水。2004年，祿充風景區成立救援中心，高金海主動報名成為其中一員，開始在撫仙湖邊進行緊急救援。 2005年，高金海通過考試，取得了世界潛水聯合會頒發的國際潛水教練員證書。2009年他結識潛水愛好者盧春雪後，便離開救援隊，和盧春雪一起成立了雲南藍海潛水打撈有限公司，在祿充風景區做起了生意。他們搞起潛水旅遊，帶遊客體驗潛水，同時還承接一些水下測量、水下維修、水下加固等業務。通過訓練，高金海帶出了一批專業潛水員，2011年7月，他和其中幾名潛水員取得了潛水員證，目前打撈隊共有15名成員。打撈驚魂
清晨8點，高金海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吵醒。來電的是個陌生號碼，他知道，一定又出事了。接完電話，高金海撥通了老搭檔盧春雪的電話：“老盧，趕緊準備一下，又要出發了。昨天下午楚雄青山嘴水庫有一架直升機墜毀，一人失蹤。”接著，他又給其他人打了電話，約定2小時後集合。
從事水下打撈工作十餘年，這樣的情況，高金海早已習以為常。由於擁有專業的潛水員資質和專業的打撈設備，他們參與的打撈工作已經多得數不清。因為常參與打撈溺亡者，在外人看來，他們這群人有些“晦氣”。但他們的存在，有時是遇難者家屬僅存的希望。
尋找直升機空難失蹤者
2012年 7月21日，一架直升機在楚雄墜入水庫，一名乘客遇難。這支民間的專業打撈隊又有任務了。
給高金海打來電話的是雲南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7月21日下午5點47分，該公司一架正在執行訓練任務的直升機在途經青山嘴水庫上空時，突然遭遇垂直風切變，直升機失去控制，不幸墜落水中。當時機上一共有3名乘員，其中2人成功獲救，另1人不幸遇難。
事故發生後，楚雄消防進行了全力搜救，找到了墜毀中折斷的直升機機尾，但由於現場缺乏水下探測、施救的相關專業設備，夜幕降臨後視線不佳，救援行動被迫於當晚8點暫時中斷。第二天一大早，雲南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便給遠在澂江縣的高金海打電話，請他們幫忙打撈直升機殘骸和遇難者的遺體。這對於高金海的打撈隊來說，並不是什麼難事，所以他當即答應了。
幾年來，高金海和隊友們參與了多次的水下打撈工作，在業界也算小有名氣，有時公安、消防的一些救援工作也會請他們參與幫忙。“我們從沒有進行過宣傳，他們都是通過相互打聽才找到我們的。”
跟家人簡單交代幾句後，高金海便趕往打撈隊位於撫仙湖邊的訓練基地，那裡放著他們的打撈設備。接到高金海的通知，打撈隊的其他隊員也陸續趕到訓練基地，加上高金海一共12人。“我們打撈過船隻、車輛，但直升機還是第一次。不知道現場的情況怎樣，我們初步準備了4名潛水員，多帶一些人是為了以防萬一，另外也希望增加他們的打撈經歷。”
基地里，聲吶、水下電視、潛水服、氧氣瓶等設備十分齊全，隊員們認真檢查完設備，把它們搬上車，一群人出發前往楚雄。
下午2點左右，打撈隊到達楚雄青山嘴水庫。在了解了事故發生的大致過程後，高金海和4名潛水員乘快艇來到之前搜救人員確定的墜機位置，2名潛水員迅速換好裝備，下水查看情況。
在水下搜尋了半個多小時後，潛水員無功而返，他們不僅沒有發現疑似墜落機體的物體，也未發現失蹤乘員。
“一定是位置搞錯了！用聲吶重新定位。”隊員們啟用聲吶設備，重新搜尋墜機的準確位置。此時天下起了大雨，本來清澈的水體變得渾濁，能見度不到1米，給打撈帶來了困難。經過探測，隊員們很快在水中發現了一個疑似墜落機體的物體，經過測量，大致確定了其在水中的姿態。
下午4點半，2名潛水員再次下水。這一次，他們終於發現了直升機的殘骸，還在機艙內發現了那名遇難的乘員。潛水員先將他的遺體打撈上岸，隨後又返回水下，將吊繩固定在直升機的四周。經過重型吊車的起吊，下午6點半，機身殘骸在墜落24小時後被成功吊起。
與亡者的水下接觸
在水下，當他的手觸碰到遇難者遺體的那一刻，他清楚地記得，自己的心臟停跳了一陣。
每一次打撈完畢，隊員們聚在一起聊天時，總是不可避免地提到遇難者，這次也不例外。
“他看上去很年輕，我們發現他時，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還保持著抓牢前座靠背的防衝擊姿勢，身上的安全帶沒有完全解開。”33歲的曹樹兵是此次楚雄墜機事故負責打撈的潛水員之一，也是打撈隊里的“老資格”，因為打撈了太多的死者遺體，談到這個問題，隊員們都很淡定。“看多了，習慣了，也就不害怕了。”
隊員們的談話，讓高金海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打撈遺體的場景。“當時是在水庫打撈一個溺水者，我還特意戴了一雙手套，水的能見度很低，下去後確實很害怕。”當手觸碰到遇難者遺體的那一刻，他清楚地記得自己的心臟停跳了一陣，“我真的被嚇到了，因為我不知道我摸到的是哪個部位。”最終，高金海咬著牙把遺體拖了上來。
被水泡久的屍體很容易脫皮，水深超過5米，幽暗的光線下還會有色差，此時如果突然看見屍體，一般人的心理難以承受。因此，打撈隊員們更喜歡水質清澈的環境，“起碼能看見，否則還是會有點害怕。”
但是，需要打撈的水下環境通常能見度都非常低，甚至還有急流或是暗流。就在楚雄發生直升機墜落事件的前幾天，高金海等人剛剛從耿馬回來，一輛越野車在耿馬附近墜入瀾滄江內，他們前去打撈車輛。“當時測的水流速度是每秒2718立方米，水流很急，一旦發生意外，後果不堪構想。”他說，以前有一位潛水員朋友，就是在進行水下維修時遭遇暗流，不幸身亡。
一般來說，打撈工作在白天進行會好一些，但遇到緊急情況，他們不得不半夜下水打撈。有一次晚上11點左右，一輛拖拉機在雲龍水庫邊側翻，滾落水庫，油箱漏油。由於雲龍水庫是水源保護區，情況十分緊急，高金海接到電話後立即趕到現場，下水後，很快就將拖拉機吊起，所幸沒有造成太大損失。
高金海甚至還打撈過碎屍，這是他經歷過的最驚悚的一次。幾年前，滇池邊曾發生過一起碎屍拋屍案，嫌疑人將被害者的遺體分別拋入滇池內幾個不同的地方。當時警方找到高金海的打撈隊幫忙，由於自己資歷最深，高金海決定出馬。“那時是9月份，滇池水下的能見度較低，我們就按照嫌疑人所指的拋屍地點一一下水搜尋，最終打撈回了遺體的90%。如今想想都後怕，當時怎么會有那么大的勇氣。”
正因為潛水員是一個高危行業，所以沒有哪個保險公司願意為他們辦理投保業務。而長期在水下工作，肺部很容易遭受損傷，因此隊員們每次下水都會非常小心。
然而，外界對他們的職業並不了解，認為他們是在賺“死人錢”，甚至連他們的家人都會忌諱他們。“有一次我半夜回到家，我媳婦死活不讓我進家門，讓我到旅館去住，第二天中午才能回家。”盧春雪說，他的家人十分反對他從事這個工作，每次回家都要給他做一套“法事”，去除晦氣才能進家。所以，隊員們在跟親戚朋友提自己的工作內容時，都會避開打撈屍體這一項，只說“在做一些水下工程項目”。
儘管如此，打撈隊依然堅持做從事打撈遇難者遺體的業務，“只有我們會潛水。我們不做，誰來做呢？”
天價問題
專業設備，高昂成本
公司成立時，他們就定位要做雲南最專業的潛水打撈隊伍。作為公司的出資人，盧春雪可謂下了血本：一套水下彩色電視監控系統176萬元，一套聲吶設備56萬元，兩套水下探測打撈系統117萬元。“我們的水下探測打撈系統，頭盔帶有對講、照明、攝像功能，可以進行高深水作業，目前這套設備除了軍用的，全國只有6套。”除此之外，包括購買潛水服、救生艇、皮划艇、車輛等，盧春雪目前在設備方面的投資已經花去了約500萬元，下一步，他還準備購買一套水下機器人和兩個減壓艙，“估計還得要500多萬元。”
正因為有了這些專業的設備，他們的打撈工作從沒有失手過。有時候其它一些打撈公司沒能完成打撈任務，不得不找他們去救急。“我們遇到好幾次了，那些打撈公司只有幾套簡單的潛水服，潛水員甚至都沒經過專業的培訓，最終還是要我們去打撈。”高金海說，打撈搜救只是他們工作內容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們還從事一些水庫、水電站的搶險、補漏、勘測業務，以及水下澆灌、切割、焊接、爆破等工作。
時間長了，打撈公司的業務不僅遍及全省，甚至還前往貴州、四川等地作業，名聲也越來越響，所以這次楚雄的墜機事故第一個找的就是他們。
“天價打撈費”背後的隱情
打撈業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再加上“中介”的存在，以及無相關法律約束，打撈費用居高不下。
7月14日，一名男子在昆明西白沙河水庫溺水身亡，由於無力承擔1.2萬元的打撈費，家屬只好自己租船打撈。
打撈一具屍體，價格動輒上萬元。近兩年來，“天價打撈費”這一字眼頻頻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甚至還發生了“挾屍要價”事件，讓民間打撈業飽受爭議。
高金海自己也曾遭遇過這樣的質疑。兩年前的一個夏天，一名男子獨自划船行駛到撫仙湖北岸附近時失蹤，只留下船隻漂泊在水面上。男子的家人找到高金海，希望他們能幫忙找到該男子的遺體。但由於溺水地點不明確，打撈工作十分困難，高金海一共派了10多名潛水員下水搜尋，找了兩天仍無結果。高金海勸家屬放棄，過幾天屍體會自動浮上來，家屬卻堅持要找，他只好動用了水下聲吶和水下電視等設備，但仍然一無所獲。“那一次，我們打撈的成本就花去了八九萬，但最後家屬只給我們兩萬元錢，還不停地責怪我們，我們也很無奈。”
盧春雪算過一筆賬，一個潛水員的工資、培訓費、設備折舊費折算下來，平均每個月是1萬元，而每次下水打撈必須要2名潛水員一起，因此打撈業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如果路程遠、打撈環境複雜，潛水員的危險係數就越高，動用的設備就越多，要價自然要高一些。另外，目前民間打撈隊很少，無形中也抬高了價格。
就昆明來說，周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水庫，每年都會發生多起溺亡事件。雖然每個水庫附近都印有打撈公司的電話，但都市時報記者調查發現，那些電話其實都指向同一個人——趙某，而且他只是一個中介。當有家屬打電話要求幫忙打撈時，趙某就會給高金海打電話求助，希望高金海派兩名潛水員來幫忙打撈。除了支付潛水員的費用外，他還要從中賺一筆中介費，所以他的要價會很高，而這樣的“合作”方式，趙某已經做了快三年了。
像撫仙湖這樣溺亡事件頻發的水域，由於沒有公共救援體系，付費聘請擁有專業設備的潛水員打撈，成了遇難者家屬的唯一選擇。據了解，撫仙湖一共有五六家這樣的潛水俱樂部，但是資質參差不齊，有的設備不齊全，有的人員不專業。由於沒有相關法律約束，收費完全靠雙方協商，遇難者家屬並沒有太多討價還價的餘地。
玉溪市旅遊局和撫仙湖管理局的負責人曾公開表示，撫仙湖目前是按照“誰經營，誰收益，誰救援”的原則，管理部門的安全監管責任主要是針對水上娛樂設施的運營企業，督促和指導企業做好救援服務。但如果遊客沒有在這些企業消費，自行下水發生意外，政府和企業都沒有必須救援的義務。
“建立應急打撈制度確實有必要”
消防、公安、民間打撈隊，誰應該成為應急打撈的主體？
每當有溺水事件發生，報警後，一般是由消防隊員出警救援，實施打撈。但是，由於沒有專業的潛水員，消防隊員也有無能為力的時候。在西白沙河水庫發生的這起溺亡事件中，消防隊員就曾實施過兩次打撈，但由於四周的堤壩很陡，水庫直徑達70米，加上水體能見度較低，給搜救工作帶來了很大難度，最終消防隊員還是未能打撈到溺亡者，無奈只好勸家屬向民間打撈隊求助。
昆明市公安局新聞發言人姚志宏說，目前並沒有法律法規明確規定，發生溺亡事件時必須由消防隊員負責打撈，但消防有應急救援的責任。警方也沒有專業的打撈隊，需要打撈時，往往也是求助於民間打撈隊。“之前的陽光海岸別墅殺人案，嫌疑人將作案工具拋進滇池內，我們就是通過114查詢找到了一家民間打撈隊，最終找到了作案工具。”姚志宏說，在相關的職能部門中，昆明市公安局水務分局有打撈的職責，但它只對滇池、松華壩水庫等大型水域負責，當發現浮屍或是其它物品漂浮在水面上時，他們有打撈的義務；沉入水底的，他們也無能為力。
2004年，北京曾出台規定，將原本由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總隊負責的溺亡者打撈工作交由專門的打撈公司處理。當年8月，北京警方決定，刑事案件等以外的溺亡者打撈一律交給當地的潛水俱樂部負責。之所以這樣決定，是因為其治安總隊潛水隊人數不多，負責水下贓物證物打撈、水下刑事案件和首都的水下安防等任務，工作已超負荷，無力負責溺亡者打撈。因此，北京市的各級公安機關都有全市各潛水俱樂部的電話，一旦發生溺亡事件，潛水員就會接到打撈任務，打撈費用由家屬承擔。
而其他一些國家，每個城市的政府部門都會組織一支專業打撈隊伍，建立完善的應急打撈制度。那么，我們是否也應該建立相同的應急制度呢？
雲南凌雲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李春光認為，建立應急打撈制度確實有必要，但首先應該明確由誰來打撈，是水域管理部門，是公安消防部門，還是民間打撈隊，而這一責任主體的明確十分複雜，因此還有待討論。
“天價打撈”背後的政府與制度缺位
所謂“天價打撈”事件被提起，依舊讓人憤怒。故此，打撈溺水者的人常成為眾矢之的。不過，雲南民間打撈隊真實的狀態到底如何，公眾並不是很了解。
打撈隊首先是私營企業，自負盈虧。它的主業不只是打撈遺體，還從事水下工程建設、維修以及潛水培訓旅遊等。相對官方機構，他們更專業，最近楚雄的直升機墜毀事件，尋找失蹤者也是由民間打撈隊完成的。
溺亡事件發生時，接警後第一時間來處理的是消防。但是消防隊缺乏水下裝備，打撈效率過低，故而讓家屬轉投私人打撈公司。私人打撈公司沒有政府補貼，配備的設施昂貴，潛水員人力成本高昂，提高了打撈成本。各種涉及人道的爭議也隨之而來。
作為純市場運作的公司，在沒有市場價格規定的前提下，議價打撈就成為必然。這中間的經濟糾紛也就必然出現。
一味指責“打撈隊缺乏道德血液”，未免過於淺顯。事實是，現行法律沒有規定溺亡援救責任歸誰。消防部門有應急救援責任，但沒有優質水下設備；而警方只會為刑事案件打撈，非刑事案件的溺亡事件需由家屬承擔打撈費用，向民間打撈機構購買服務。
儘管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設有溺亡打撈應急制度，並擁有專業的打撈隊伍，但中國長期在這方面處於缺失狀態。無數溺亡事件並沒有成功倒逼政府作出法律建設和公共決策應變，政府也沒有為官方應急救援機構提供足夠的專業配備。但是就算是民間和市場來完成，政府也應有價格管理的控制系統。所以說，政府和制度缺位才是溺亡打撈道德問題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