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高碕達之助Takasaki Tatsunosuke（1885～1964）日本實業家、前通商產業大臣。1885年2月7日生於大阪府 高槻市一個農民家庭。1906年畢業於農商務省水產講習所（東京水產大學前身）製造科。同年任東洋水產公司技師長。1912年東洋水產公司因經營不善，高碕辭職赴美任美國國際漁業公司技師，曾去過墨西哥和太平洋沿岸各地，1916年回國，與友人創立東洋制罐公司，並自任支配人。1934年創辦東洋鋼板、東洋機械等公司。
1939年，高碕為了尋找馬口鐵的原材料，至中國東北考察，此後他和中國方面的聯繫也就越發增多。1940年和佐藤尚武、小林一三等組圖到義大利、德國訪問考察重工業，回國後到中國東北創辦滿洲飛機製造公司，1941年受時任滿洲重工業開發公司總裁鮎川義介的邀請，在滿洲重工業開發公司幫忙料理業務。隨日本實行戰時統制經濟體制，鋼鐵等戰略物質的調配越發困難，東洋制罐公司乘勢兼併了北海制罐和日本制罐等公司，於是基本放棄原來的業務而變成軍需工廠。高碕把日本國內的工作交由他人經管，專注於滿洲重工業公司副總裁一職，也就是說，在中國東北的經濟經營活動成了他的主要事業。滿洲重工業開發公司當時的業務是經營鋼鐵、煤炭、化學、機械等重工產業，故也是十足的日本國策公司，為此一直受到日本關東軍和軍部的嚴密控制，公司內雖然也設有數名中國副總裁，但大小權力全掌控在日本人手中。次年高碕升任總裁，在這個重要位置上，為維持日本戰時經濟而竭盡全力。還曾任中國偽滿政府經濟顧問、昭和制鋼所、滿洲輕金屬製造，本溪湖煤鐵、滿洲礦山、東邊道開發及鶴崗、溪城、西安、北票等煤礦的董事長。
日本戰敗後，1946年5月，進入東北的中國共產黨軍隊方面要求高碕協助當地復興產業，高碕以專搞經濟活動、不參與政治和軍事活動為條件，同意擔任東北地區的產業調查所副所長一職。但不久，共產黨軍隊撤退，國民黨政府派軍進駐當時高碕所在的長春一帶，於是高碕又承諾幫助國民黨政府方面復興經濟，並擔任東北行營與中央政府資源委員會的顧問。1946年，國民黨政府開始遣返在東北的日本僑民，高碕任東北日僑善後聯絡機構的主任，成為統一處理東北地區日僑回國工作的日方負責人。年底自葫蘆島遣返回國。著有“滿洲之終焉”鼓吹其在東北的開發業績，同年被整肅，和美國合資建立日本艾特納公司和日本琺瑯公司，自任總經理。併兼任東洋制罐公司，新日本化學等公司董事。1951年解除整肅，7月出席在巴黎召開的世界艾特納公司經理會議，會後赴美國東北部重工業地區進行考察，還出席了美、加、日三國漁業會議，以太平洋輸出漁業代表身份和美方交涉減稅事宜。
1952年任日本電源開發公司（國營）總裁、東洋制罐公司會長、東洋鋼板公司會長、大日本水產會會長等職。1954～1955年任鳩山一郎內閣經濟審議廳長官，1955～1956年任該內閣經濟企劃廳長官。1955年當選為民主黨眾議員,後連續3次當選自由民主黨眾議員。1955年，作為日本政府代表團團長參加了萬隆會議。1957年任農林省顧問，1958年1月任經濟考察團團長赴埃及活動，5月任第2屆岸信介內閣通商產業大臣。1964年2月24日因病逝世。
高碕原無黨派，接近自由黨鳩山派，1955年加入民主黨，他雖與吉田茂不和，但與吉田的親信白洲次郎，池田勇人關係尚好。與舊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關係密切，對前“滿洲重工開發公司”3.5萬名部署仍有影響，善於投機冒險，1951年曾利用美國艾特納公司（後台是梅隆財團）策劃建立“日本-印度聯合制鐵廠”。為此奔走歐洲、美國，日本有人稱此計畫為“滿洲開發之再版。”1952年5月與三井財閥的向井忠晴和關西財團的小林一三籌組亞細亞協會，並派伊藤述史（前內閣情報局總裁，現中情局特工）赴東南亞活動。
高碕性格固執，有強烈的冒險心，也有辦事能力，愛好動物，在家中蓄養獅子、老虎、鱷魚和鷹和數百字各種各樣的鳥類。他領導的東洋制罐公司是日本最大的貨櫃公司，主導著東協市場 。
中日友好
1955年萬隆舉辦亞非會議，因美國不參加，日本執政黨內也有人反對與會，但最終由鳩山首相決斷，組成了由高碕任首席代表的日本政府代表團。這是戰後高碕以政治家身分參與外交事務處理並和中國打交道的最初機會。亞非會議期間，日本外務省因顧慮國際政治的影響，反對高碕和中國代表尤其是周恩來總理接觸，但高碕則認為中日政治家的晤面有不同尋常的意義，故而對此持向前看的態度。於是，在亞非會議期間，高碕如願與周總理舉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周總理讚揚高碕為中國東北的產業復興所做的貢獻，並邀請其在適當的時候訪問中國大陸，這個外交姿態也為日後高碕等構建對華長期備忘錄貿易體制鋪墊了基礎。會談期間，高碕通過解釋當時日本所處的特殊國際政治背景，要求中方理解日方在處理對華關係問題上受到美國和國際秩序高度制約的被動地位。
1957年石橋湛山任首相期間，高碕因支持該內閣大力發展對華貿易，為此得到了希望打開大陸市場的日本企業家的擁戴。石橋之後，高碕支持岸信介組閣。第二次岸信介內閣成立時，高碕任通產省大臣。1958年因發生長崎國旗事件，致中日經濟及文化交流完全中斷，次年高碕為解決日本的生漆原料問題，欲憑藉自己和中共領導人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直接給周總理去信求援，但岸信介首相和藤山愛一郎外相，則以現職閣僚給非邦交國領導人致函極易引發政治外交問題為由，出面加以阻攔，於是聯繫工作便改成托人轉達口信的方式。不久，高碕辭去通產相，擔任大日本水產會會長、東洋制罐公司顧問等職。
1962年9月，時任大日本水產會會長的高碕，就擴大中日貿易的具體方案，與自民黨國會議員中主張積極發展對華交流的領軍人物松村謙三舉行會談，並確認了今後以新體制展開兩國貿易的原則和具體做法：第一，下月由高碕率領日本鋼鐵、肥料、機械、海運、金融等業界的代表訪華，展開貿易交涉；第二，高碕等訪華期間，和中國方面締結出口鋼鐵、肥料、機械、農藥和進口煤、大豆、玉米、中藥、鐵礦石的長期易貨貿易協定；第三，在做這些進出口貿易時，給予中方延期兩年付款等貿易優惠條件11。
高碕訪華團一行33人於1962年10月26日出發，11月12日回國。訪華期間，高碕等和周恩來總理等中國政府領導人進行了三次會談。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達之助簽署了《關於發展中日兩國民間貿易的備忘錄》。並根據備忘錄的兩位簽約人的姓氏分別為“廖（Liao）”和“高碕（Takasaki）”，將中日備忘錄貿易命名為“廖高貿易”，或“LT貿易”。中日備忘錄貿易協定的內容實際上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備忘錄，另是第一次協定事項。
備忘錄的主要內容為：第一，兩國民間貿易根據周恩來總理和松村謙三氏會談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採取漸進及積累的方式加以發展；第二，雙方同意發展長期綜合的易貨貿易，自1963年到1967年為第一個五年貿易期，在此期間平均每年進出口交易總額為3600萬英鎊；第三，中國主要對日出口煤、鐵砂、大豆、玉米、鹽、錫等商品，日本主要對中國出口鋼材、化學肥料、農藥、農機械和農具、成套設備等商品；第四，各項交易由日本當事者和中國對外貿易進出口公司簽訂個別契約；第五，各項交易以英鎊及雙方同意的其他貨幣結算；第六，日本向中國出口的部分商品的延期付款和成套設備的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則另行規定。
在以上交涉過程中，高碕在兩個問題上發揮了積極作用。一是關於日本對華出口合成硫銨問題，在相關品目的貿易交涉中握有決定權的業界主要代表缺席的情況下，高碕代為做出了決定，同意自1964年開始向大陸出口與輸往台灣同樣質量的合成硫銨商品；二是在贊同向中國出口成套設備的問題上，根據達成的協定內容，顯然已經突破了事前日本外務省擬定的不就成套設備出口問題進行協定的原則。即高碕等以回應中方需求的方式，不僅同意在備忘錄中明確記述自日本出口的商品中包括成套設備，而且在協定事項中還具體規定從1963年至1965年出口的成套設備支付總額，每年為100萬英鎊。因這個交涉結果，以致有學者認為日方的姿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高碕個人頗具膽識的判斷。
可是，就在中日備忘錄貿易事業剛剛起步，尚需要高碕這樣富於經驗和有志於對華友好的人士繼續為其掌舵之際，七十九歲高齡的高碕卻於1964年2月24日離世而去。當天，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分別對高碕的家族傳送了唁電。周恩來總理在電文中指出：“高碕先生在萬隆會議上同亞非各國領導人共同創立了萬隆會議十項原則，並在以後的幾年為發展中日貿易和增進中日友好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對實現中日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必有深遠的影響”；陳毅副總理的電文稱：“高碕先生生前將他的晚年獻給了中日友好事業，並作了重要的貢獻。高碕先生的逝世是中日兩國人民友好事業的重大損失”。從中國領導人的這些電文中，我們除了可以感受到對高碕長期展開對華交流事業的高度評價以外，也可讀出對逝者的欽佩和痛惜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