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高明 衣冠冢由於數忤權貴，晚年退居於明州(寧波)櫟社之沈氏樓，“以詞曲自娛”(《留青日札》等)。相傳明初太祖朱元璋慕其名，遣使徵召，他“佯狂不出”(《南詞敘錄》)，不久病卒。糟糠自厭選自明代萬曆二十五年玩虎軒刻本《琵琶記》插圖高明善書法工詩文。他的詩文中有不滿黑暗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內容，如《題畫虎》斥責“人間苛政”，《烏寶傳》抨擊元朝的寶鈔政策；有表現晚年厭倦塵世奔波、嚮往隱居生活的思想，如《次韻酬高應文》等。
他還借詠史抒發黍離之嘆,對宋王朝的昏暗,岳飛父子的愚忠給予批判。至於《孝義井(全部)記》、《華孝子故址記》、《王節婦詩》等，則是頌揚孝義、表彰貞節賢德之篇。南戲《琵琶記》是高明得以名揚後世的代表作，它是在宋元時民間流行的蔡伯喈故事，尤其是在“戲文之首”《趙貞女蔡二郎》的基礎上進行再創作而成。在宋代民間講唱、戲文中，蔡伯喈是一個棄親背婦的反面人物，高明卻把他改寫成孝義兩全的正面形象。關於高明作《琵琶記》的起因及劇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前人曾經有過種種不同的說法，不過多為捕風捉影之談。姚華《□猗室曲話》說：“柔克所譏，□屬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實有其人，即以為諷世之作可也。”
作品
高明戲劇《琵琶記》《琵琶記》寫蔡伯喈被其父逼迫赴京應試。中狀元後，牛丞相奉旨招他為婿。他辭婚、辭官均不獲準，被逼入贅相府。時值家鄉遭逢荒年，其妻趙五娘歷盡艱辛，奉侍公婆。她求得賑米供養二老，自己卻暗吞糠□，年邁雙親盼子不歸，氣餓而亡。五娘剪髮買葬，安葬公婆後，又琵琶賣唱，尋夫至京。最後夫妻團圓，廬墓一門受旌表。這是一部思想內容比較複雜的作品。它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專橫自私、欺壓百姓的黑暗社會現實，告誡讀書人應試求官會帶來災難,宣揚“真樂在田園,何必當今公與侯”的避世思想；另一方面又以提倡道德風化為創作宗旨，不厭其煩地宣揚子孝、妻賢等封建倫理觀念。在元朝統治即將滅亡，重開科舉，妄圖拉攏知識分子為其服務的時候，作品中表現的不與統治者合作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但是，在元末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背景下，這畢竟是一種消極的反抗，而作品以彰孝義、美教化作為拯救社會的靈丹妙藥，也暴露了作者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局限性。趙五娘是劇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裡許多婦女身受的深重苦難，體現了中國婦女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傳統美德和克己待人的犧牲精神。蔡伯喈是一個軟弱動搖的知識分子，他被迫屈從權勢，生活在富貴之中，內心卻充滿痛苦。他希望忠孝兩全，結果卻忠孝兩不全。這個悲劇形象暴露了封建道德自身的矛盾及其不合理性。劇中牛氏以賢惠著稱，但是以她為主的幾場戲充滿了令人生厭的封建說教。張大公古道熱腸、扶危濟困，反映了中國古來民間的睦鄰風尚。劇中人物各具性格，五娘、伯喈、張大公、蔡公、蔡婆都寫得有血有肉，情態逼真。
高明戲劇《琵琶記》《琵琶記》被稱為戲文中的“絕唱”（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它描寫人情，真實細膩，婉轉曲折，能深深打動讀者。劇中雙線交錯發展，以富襯貧，以喜襯悲，二者成鮮明對比，有力地突出了封建時代的社會矛盾，加強了悲劇的氣氛，文詞以本色為主而又文采斐然。明代王世貞說：“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仿佛如生；回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藝苑卮言》）傳說高明寫劇本時，“其足按拍處，板皆為穿”，表明他的創作態度是十分認真的。高明墨跡《琵琶記》是把民間戲文與文人創作結合起來的成功之作，它把南戲創作提高到藝術上比較成熟、能為雅俗共賞的新階段。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讚賞，獲得不同階層人們廣泛的愛好。自它以後，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紛紛起而製作戲文，以致蔚然成風。
《琵琶記》成為南戲創作的範本，獲得“曲祖”（魏良輔《曲律》）、“南曲之宗”(黃圖□《看山閣集閒筆》)的稱譽，對後世的戲劇創作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它還被譯為法文、日文，傳播國外。中國戲劇家協會曾於1956年在北京召開關於評價、整理《琵琶記》的討論會。《琵琶記》的傳本很多，《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收有清陸貽典鈔本《蔡伯喈琵琶記》，是保持古本原貌較好的本子。明嘉靖蘇州坊刻巾箱本與此相近。1958年在廣東揭陽出土的嘉靖寫本，也屬“元本”範疇，是今存最早的藝人演出本。其餘均經後人刪改，與原本差異較大。據《南詞敘錄》載，高明還有《閔子騫單衣記》戲文一部，今無存。高明的詩文集,有《柔克齋集》20卷,已佚。近人冒廣生曾輯其詩49首,詞1首，刊於《永嘉詩人祠堂叢刻》中。另有《碧梧翠竹堂後記》、《孝義井記》、《華孝子故址記》、《烏寶傳》等多篇,散見於《玉山名勝集》、《黃岩志》、《常州府志》、《南村輟耕錄》等書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