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馬津龍性別: 男
生日: 1949.03.02
民族: 漢族
職業: 自由職業者
婚戀狀況: 已婚
星座: 雙魚座
教育水平: 本科/學士
血型: B
身高: 165－170公分
體型: 勻稱
性格特徵: 儒雅 ,現實
興趣愛好: 電腦 ,網路 ,閱讀
籍貫: 浙江省溫州市
馬津龍職位
溫州市經濟學會會長
著名經濟學家
中共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溫州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
中共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調研員
溫州市經濟學會會長
溫州大學城市學院教授
溫州市市場行銷協會會長
馬津龍 作品
長期參與溫州改革與發展的調查研究、方案設計和政策諮詢工作，先後發表過近百篇有關溫州改革與發展的論文和調研報告，其中多篇文章在全國性評選中獲一等獎、二等獎。《溫州模式的演變與創新》、《家族制的適應性與局限性》、《溫州民營企業的組織創新和股份合作企業的發展趨勢》、《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溫州模式》等論文在國際研討會上交流，並在國外有關書刊上發表。曾多次應邀在美國、日本等國外著名大學作關於溫州改革與發展的演講，為溫州經濟改革與發展作出突出貢獻。
馬津龍 介紹
溫州市人， 1949 年 3 月出生，中共黨員 , 大學學歷。 1985 年至 1988 年任中共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溫州市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1988 年至 1997 年底任溫州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1998 年初任溫州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 1998 年 8 月至 2001 年底任中共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溫州市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現為中共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調研員、溫州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溫州市經濟學會會長、溫州市市場行銷協會會長。同時，兼任華東理工大學工商經濟學院、溫州大學管理學院、溫州師範學院、浙江工貿學院和浙江東方學院等多所大專院校客座教授，華商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美特斯邦威集團公司名譽董事長，以及正泰集團公司、天正集團公司、華商影業公司、報喜鳥集團公司、奧康集團公司和上海羅萊家用紡織品公司等多家大公司的高級顧問。
長期參與溫州改革與發展的調查研究、方案設計和政策諮詢工作。先後在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部門的有關刊物、經濟日報等國家級報刊上發表過近百篇論文和調查研究報告；在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關專著中擔任主編、副主編。其中《國有企業所有制改革的構想和選擇》等多篇論文在全國性評選中獲一等獎；《 溫州模式的演變與創新》、《家族制的適應性與局限性 —— 溫州民營企業家族制的繁衍與揚棄案例分析》、《溫州民營企業的組織創新和股份合作企業的發展趨勢》、《關於溫州民營企業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若干問題的思考》等文在國際研討會上交流並在國外有關書刊上發表 。
多次出席國際性學術研討會，經常應邀在國內有關院校以及美國密西根大學、日本神戶大學等國外著名大學作關於溫州改革與發展的演講。常年在溫州或應邀赴全國各地宣傳溫州改革、發展經驗。
馬津龍 訪談
“如果溫州模式被否定，我是第一個被否定的”
《商界名家》：在當年轉軌時期，一個政府官員只埋頭做學問，“不務正業”不說，還為溫州模式正名，竟然沒有丟官。現在想來，你是個什麼感受？
馬津龍：首先，我覺得我是很幸運的。如果我出生在另一個時代，以我的個性，在三反五反時期一定是個“反動派”，五七年一定是個“右派”，“文化大革命”時一定是個“走資派”。還是得感謝時代，感謝偉人。
在他們眼裡，我就是一個讀書人，根本算不得是官員，對他們也沒有任何威脅。反正我在報紙、期刊上發表那些言論也不損害它們的直接利益，而且當時溫州的書記比較認可我的想法，但還沒到“支持”的程度。
《商界名家》：那時你的工作常態是怎樣的？
馬津龍：就是每天把自己關在辦公室，白天看書，晚上寫作，別人都說，我的辦公室都成私人書房了。到後來名氣大一點，就經常出去講課，全國各地跑，除了工資，我當時的收入還有不少稿費和講課費。
《商界名家》：是什麼在支撐你那么做？
馬津龍：應該還是人的個性決定的，我最推崇的精神狀態是“自由精神，獨立人格”。當初被調到政研室的主要原因，是和我的知識結構相近，看書看多了，有些事情想得比較明白，就希望告訴別人。當然，我也是很擔心的，那個時候很多人贊同我的觀點，但只有我一個人敢寫出來發表在報刊上，這些白紙黑字都是可以拿過來當“罪證”的。所以如果當年“溫州模式”被否定了，那我一定是第一個被否定的個人。
“和企業家交朋友不能有私心”
《商界名家》：溫州的企業家從你那裡受到了什麼影響？
馬津龍：應該說，我和他們的接觸也是有限的。從本質上來說，他們是商人，我是個知識分子，這兩類人其實是不太好相融的。但一起交往多了，可能有些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舉個例子說，我有時候在和他們聊天喜歡引用些唐詩宋詞之類的，慢慢地，有些老闆也開始不再唯讀那些管理商業類的書籍，也會偶爾翻翻這些文學、藝術方面的東西。這是能在交往中感覺得到的。
《商界名家》：在你眼裡，真實的溫州商人是什麼樣的？
馬津龍：即使在這些私人聚會上，我還是能感覺到溫州企業家的忙碌與操勞。他們中的很多人非常羨慕我的生活狀態。溫州發展這么多年，當這裡的商人群體逐漸成為一種時代符號，他們的壓力肯定是越來越大的。
但這群人的確是在很用心地做企業，眼界也越來越開闊。2003年，挺宇集團的潘佩聰去日本回來，和我說起日本人的環保意識對她的震撼。後來，她把這種震撼自覺運用到自己公司的產品生產流程，還獲得了國際組織的認可。
《商界名家》：你認為這些企業家為什麼願意和你打交道？
馬津龍：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和我的知識結構，官員身份應該還是會有一點關係。如果是純粹的文人，他們是不會接觸的。
和企業家打交道，我沒有私心，不會利用自己的話語權偏袒哪個企業。在溫州，政府官員是不允許在企業兼職做“顧問”的，但我不避諱掛這個名。記得正泰第一次請我做高級顧問，我就在名片上註明了。熟悉我的人都清楚，他們知道這一定是掛名的，我沒有專門為這個企業做什麼，沒做過哪個個別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商界名家》：你是說你毫不考慮個人利益嗎？
馬津龍：那也不是。但和企業家打交道不能有這個私心。上世紀80年代，交通不便，我去蒼南這樣的偏遠地區調研，每次都是先在城裡坐汽車，然後轉乘拖拉機，到最後還要坐那種江浙一帶常見的“蚱蜢船”才能到達所在村子。這些調研是我自發的，是沒有任何短期利益可言的。
當然，現在有些企業請我去講課，我也會收講課費，如果他們不給，我也不會要。目前我的工資、稿費收入足夠我生活了。
《商界名家》：你曾認為自己的激流勇退是平生最偉大成就，但實際上你並沒有真正“急流勇退”。你的自我定位是什麼？
馬津龍：就覺得我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從沒有當自己是“官”，相信溫州各界也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我希望自己做一個獨立的民間學者——從來都是獨立的。
《商界名家》：.有沒有想過在外地有更大的影響？
馬津龍：我的舞台在溫州，我不會刻意那么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