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列館簡介
餘杭四無糧倉陳列館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倉前街道倉前塘路88號,占地5.34畝,展館面積近2000平方米,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題寫館名,於2009年7月8日正式開館。陳列館主要反映上世紀五十年代老一輩餘杭糧食人創建全國首批“無蟲”糧倉和“四無”糧倉的光輝歷史,是一座集糧倉文化、糧油文化和糧食廉政文化於一體的專業陳列館,為浙江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浙江省糧食系統傳統教育基地和浙江省黨史教育基地,館內完好保存的四棟“倉前糧倉”列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餘杭四無糧倉陳列館共分五個展區:一是四無糧倉的創建和發展歷史展區,通過大量圖片(珍貴歷史照片)和實物(獎狀、錦旗、書籍等)反映上世紀五十年代老一輩們創建全國首批“無蟲”糧倉和“四無”糧倉的歷史;二是糧食倉儲歷史展區,完好地保存了全國首批“四無”糧倉舊址,並以建築風格各異的糧倉複製品展示江南糧倉歷史和漕運文化;三是農耕文化展區,通過風箱、水車、犁、耙、木榨油車等展示江南農耕勞作和糧油加工場景;四是糧油知識展區,展示各類糧油品種,常見儲糧害蟲標本和我國糧食統購統銷時期的各類糧油票證;五是廉政文化展區,展示建國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廉政建設和糧食安全的論述和要求。
餘杭四無糧倉創建史
1950年—1952年,餘杭縣發動全縣糧食職工開展保管好糧食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用自己的雙手和簡單工具,大搞清潔衛生,改善儲糧條件,杜絕害蟲滋生。1953年9月,經浙江省糧食廳無蟲糧倉鑑定組檢查鑑定,確認餘杭全縣80座糧倉其中有55座實現“無蟲”,餘杭縣創造全國首批“無蟲”糧倉。
1953年10月12日,省糧食廳通報嘉獎餘杭縣創造“無蟲糧倉”的事跡,並獎給“創無蟲倉先鋒”錦旗一面,號召各地學習這一經驗。
1953年10月24日,蘇聯倉蟲防治專家莫若洛夫到餘杭縣倉前、城關(今餘杭街道)、閒林3個區糧庫參觀考察“無蟲糧倉”,對這些糧庫的清潔衛生、蟲害防治留下深刻印象,檢查後說:“這裡的糧倉可以作為糧食保管工作的典範”。
1954年1月17日,中央糧食部、華東區糧食局和浙江省糧食廳在杭州召開授獎大會,糧食部授予餘杭縣“無蟲糧倉”稱號並發給獎狀,華東區糧食局授予餘杭縣“保糧工作的旗幟”的錦旗。糧食部倉儲局龍映北副局長參加授獎。2月9日《浙江日報》笫一版報導了會議情況,並發表題為《進一步推廣“無蟲”糧倉先進經驗》的短評。
1954年3月6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介紹餘杭縣首創大批無蟲糧倉的事跡,並發表題為《推廣餘杭縣無蟲糧倉的經驗,作好糧食保管工作》的短評。
1954年3月6日—9日,餘杭縣召開了1953年度全縣保糧工作總結評比授獎大會,餘杭縣糧食局在總結“無蟲糧倉”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創建無蟲、無霉、無鼠、無雀的“四無糧倉”,這是全國糧食部門首次提出創建“四無”的口號。
1954年3月14日,《浙江日報》以頭版、二版和四版三個版面7篇文章12幅組照的規模集中報導了餘杭縣創造“無蟲”糧倉的事跡和創建“四無”糧倉的決心,並發表述評《把糧食保管工作的質量提高一步》。
1954年3月31日,浙江省糧食廳董方明廳長帶領全省各專署、縣(市)糧食局長到餘杭縣參觀無蟲糧倉。
1954年4月11日,浙江省糧食廳和省廣播電台聯合召開了廣播大會,學習推廣餘杭“無蟲糧倉”先進經驗,董方明廳長作報告,保糧模範喻傳秀和倉前糧管所馬五毛副主任介紹保糧經驗。至四月中旬,一個“學餘杭、創四無”的活動已在全省糧食系統廣泛開展。
1954年8月,浙江省糧食廳首次制訂了“四無糧倉”標準和鑑定辦法,這可稱之為全國第一部“四無標準”和“鑑定辦法”。
1955年4月,浙江省糧食廳按照糧食部頒發的全國統一標準,將“四無”內容調整為“無蟲、無霉、無鼠雀、無事故”。1954年一年中,浙江省開展了五次“四無”大檢查,累計檢查糧食60多億公斤。
1954年底,經過省糧食廳組織的檢查鑑定,餘杭全縣87座糧倉中,實現無蟲糧倉76座,無霉糧倉75座,無鼠糧倉30座,無雀糧倉75座,達到無蟲、無鼠、無雀、無霉的“四無糧倉”標準的有27座。
1955年,餘杭縣倉前糧庫獲得中央糧食部“首創四無”和浙江省人民委員會、浙江省糧食廳先進生產(工作)者、“模範糧庫”獎狀。
倉前糧倉
倉前糧倉位於餘杭倉前街道,南臨餘杭塘河,其前身是南宋時期臨安便民倉。今在餘杭四無糧倉陳列館內完好保存了4棟單體建築,均坐北朝南,占地面積1661平方米。其中2棟為清道光年間的老式木房,於建國初作木板地壟倉,為房式倉。二十世紀60年代,按蘇聯模式加建2棟平房,為蘇式倉。是全國首批"無蟲"糧倉和“四無”糧倉舊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餘杭古代糧食倉儲發展史
嘉慶《餘杭縣誌》倉廒篇有“積儲為濟民之實政,而倉廒又積儲之先務”之語,倉廒,儲糧處所也。早在良渚文化時期出現的乾欄式房屋建築(即在地上栽樁架板,高於地面,然後在板面上建房),學者認為這既是餘杭先民的居室也是儲藏稻穀的倉庫,是史前社會長江下游地區一種別具特色的“糧倉模式”。乾欄式的最大優點是防潮、通風。甚至最初的乾欄式建築很可能就是為解決稻穀的大量儲藏而設計的。
我國實行糧食專倉儲備制度約創於春秋戰國之際,秦繼之,興盛於漢,至隋唐已具宏大規模,史稱“資儲遍於天下”。餘杭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糧倉古蹟是“餘杭倉城”,唐順宗永貞初(805年),由刺史張綱奏置。位於餘杭舊縣治以東二里的安樂山,每個倉房高二丈,上廣八尺,下廣二丈,多達四十餘間,周回四里一百五十步,築倉為城,城內還有更早的唐天寶八年(749年)採訪使奏置的常平倉(按,官府為實現糧食儲備價格調控所設的專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餘杭倉城”至五代吳越時為錢氏所廢。
兩宋時期,杭嘉湖有浙西糧倉之稱,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稻米產區,城北所聚漕糧大多為蘇、湖、常、秀、潤、淮稻米,糧源可謂近水樓台。尤其是到了南宋時期,都城遷至杭州,餘杭地處東南的財賦中心,各地漕運糧食大多通過運河運輸,“江湖米運輸京師(杭州),歲以千萬石計”,臨安有大的糧食倉庫八個,儲糧千萬石,可備臨安城二、三年之需。今餘杭“倉前”地名的由來,即因臨安便民倉所在而得名。
元明時期,餘杭的糧食儲備比較充足。特別是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權後,極為重視倉儲,敕令各地方政府在當地設立預備倉,糴糶收貯以備凶荒,並擇請當地年高篤實者進行倉儲管理。曹菽園《棲水文乘》:“預備倉始名老人倉。明初,令天下州縣鄉都各里置倉,擇耆老一人主之,故名。正統間,戶部奏遣郎中劉廣沖巡行兩浙,勸立預備,遂改老人倉為預備倉”。張半庵《棲里景物略》:“(預備倉)按此倉名為義倉,有二所:一屬仁和,在鎮之南奉真觀之右;一屬德清,在鎮之北大善寺之右,俱萬曆初重建”,其中塘棲仁和倉“按其基地,系藉沒姚、沈二姓民產,故姚氏墓,共有四畝零幾分,初署曰預備”,明季猶存。明末清初張有道《題棲水助義倉》詩:“水上連廒南北殊,殘黎粒食此中需。百年保乂渾無事,知是神皇勵政圖。”
整個明代,餘杭地界上共建有常平倉四個,分別在餘杭縣治東南三里五顯廟對面,以及瓶窯鎮,長樂鎮,閒林鎮。有預備倉七個,分別在縣治東南一里的際留坊、東南二里的德茂坊,縣北二十五里的後杳界和石瀨市,以及當時屬仁和縣治的臨平鎮,塘棲鎮(有兩個,一屬當時的仁和縣,一屬當時的德清縣)。縣倉一個,在縣城東儀門內之東。便民倉一處,在靈源二三保城西橋東,嘉靖年間遷至步伍橋東。其中,塘棲鎮逐漸成為杭州的主要“糧倉”,明嘉靖年間,儲米達數十萬石,而當時整個浙江規定運京的漕糧每年才63萬石(《大明會典》)。
到清代,地方政府對原有重要的倉儲設施予以重建,並不斷予以添建和完善,例如:康熙元年(1661年),餘杭知縣宋士吉同縣丞王家善重修倉前便民倉,新造後廳、川堂,並建造和加固圍牆。康熙十四年(1675年)餘杭知縣王奎光重修東關外便民倉坐廳三間,計倉廒二十二所。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餘杭知縣龔嶸在倉外繚以周垣,並築臨河之堤磡,以資完固。後又查案舊址,對縣治東南的兩個預備倉進行修建,設法積穀,以便賑濟。捐俸建設倉廒房屋,積穀一百石,並勸率各里積儲。至雍正五年(1727年),餘杭地方政府又添建倉廒六間,每間貯谷五百石。七年添建一十九間,八年添建一十六間。
明清時期不僅地方政府重視糧食儲備,民間也擁有大量的糧食庫存,初步實現了地方糧食安全的多元化。以塘棲為例,商人們利用春秋季節之差,以絲易米,造就了著名的米市。舊志稱:“市中富賈,外境販入米,炤期上棧,明歲春夏之交,開倉易絲,以獲其利”(《棲里景物略》卷一)。這種利國利己的商業模式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和有識之士的推崇。李杭《問心牘》:“夫唐棲四面水鄉,各省直米豆與諸貨物輻輳,縉紳及富厚之家,皆於此置造棧房,或自積營利,或召貯取租,其來久矣。大抵米粟出產有限,積囤無窮,秋成谷賤則收,次夏絲齊則發。換易之利,積計復至數倍。合無因其棧房之便,積囤之利,勸令隨力加積,據實報數,其縣或置一簿,聽各棧戶認填,余積米若干擔,除五月間換絲髮變外,務照原認米數,於青黃不接時候,督令湖墅發糶接濟。省下饑荒仍照時價,不虧原本,彼則總之取利,我則藉以濟荒,又或官有帑銀,即令唐棲積米之家領批附糴。其人起家斗斛角糠之間,計算必精,駕輕就熟,其從必勇,而又得借官批庇,其新米所利,亦不少舳艫銜尾。因公及私,此誠兩便之道也。”(《荒政叢書》卷一○)
清末民國初,餘杭倉儲設施或廢或毀,僅有縣東便民倉尚存部分,計頭門三間,倉廳三間,川堂一間,上房五間,倉神殿三間,頭門一座,倉廒六十間,廚房二間,照牆一堵。四面圍牆二百五十丈,又披屋兩間。光緒二年水毀沖塌頗多,後重修。與此相反,民間糧食貿易發展迅速,糧食儲備和應急功能逐漸由市場來實現。民國時期,如塘棲的米行多至 80餘家,一些米行資本雄厚,塘棲的“袁桐春”,有銀洋12萬以囤米,年進出約2萬石。餘杭塘棲和杭州大關、海寧硤石為杭州地區水路聯接的三大米市。由於糧食貿易發達,市場競爭激烈,各店均非常注重大米質量和價格穩定。但到抗日戰爭時期,日軍控制糧食,客貨運輸中斷,商戶凋敝,通貨膨脹日趨嚴重。抗戰勝利以後,雖然商業逐漸恢復,但糧價仍一夕數漲,為穩定米市,加強儲備,國民政府將餘杭鎮東門頭的三大商會會館改建為了糧倉。
—— 摘自蘆雪齋《餘杭糧食倉儲發展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