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門村志》中這樣記載：西漢時期，劉秀兵敗於王莽，退逃途經黎陽淇口鎮（今濬縣淇門村附近），時值北風凜冽，大雪紛飛，人行不能睜目，劉秀被困在了淇門西南的“全真觀”（古道教住所），饑寒交迫的他心情極其哀傷，仰望蒼天喟然長嘆“此地得能無雪乎？”哪知話音剛落，觀內風雪即止。事後，每逢冬雪之際，道觀所在之處便不再落雪。
至北宋靖康之變後，浚境淪為金土，社會動亂，人心沉浮，追求“無為、隱世”的道教一度盛行。全真派創始人丘處機等人來到淇衛兩水交匯的淇門，隱居“全真觀”內，論文對舉，把酒放歌，析經釋卷。忽有一日，觀院東北角一口深井內噴出紅光，瞬間變成彩蓮，花朵競放，鮮艷異常，眾人皆近前觀看。稍許，只見一人踉踉蹌蹌跌入井內，與蓮花一起頓消不見。後此事竟再三出現，被附近村民疑為妖孽作怪。在道觀隱居的四位道士譚、馬、丘、劉乃用一長石將井蓋住，並鐫一碑刻立於石上。碑成後，慘劇不再，四道士卻悄然飄逝。村民皆曰其升仙而去，那塊石碑就被譽為“四仙碑”。清乾隆年間，“全真觀”因年久失修廢為瓦礫，“四仙碑”也飽受傷損，有人遂圍碑建一巨塔護之，並將塔定名“升仙塔”。又因劉秀於此處避過風雪，塔又得名“風雪避”。
問史“風雪避”
村志的記載是真是假？僅從表面上來看，村志的這部分內容可能是由傳說轉化而來，同時文字也帶有一些迷信的色彩，應該不足以全信。
翻開歷史書和一些文史資料，西漢末年，王莽篡奪漢室王權，劉漢後裔劉秀起兵伐莽，曾因兵敗被王莽追殺。而東漢政權確立後，劉秀於東漢建武元年（公元25年）的確在黎陽（今濬縣）大伾山築青壇祭告天地。如果單純地把這一事件孤立開來，掌權者偶爾在某地舉行祭典應屬正常。但剛剛坐定江山的劉秀為何偏偏選中黎陽這個地方築壇祭天呢？難道就沒有其他的原因？從地理位置上看，大伾山在平原地帶奇峰突起，腳下黃河滔天，或者在帝王眼中是“風水寶地”，但同時也存在這樣的事實：黎地淇門距大伾山僅30公里，《水經注》中“舊淇水口，東至黎陽入河”句可佐證淇河早時是穿衛水而過從大伾山注入黃河東流的，我們自此是否可合理懷疑劉秀大伾山築壇祭天是與淇門“風雪避”有一定關係呢？
至於道教盛行於淇門一說，從史料和遺蹟中也可查找出一些依據來。在《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濬縣》中有記載的濬縣最早的廟宇碑刻“張公廟碑”，這塊東漢和平元年（公元150年）的碑刻，就是鐫刻於當時的黎陽縣淇口鎮，即今天的淇門村。而至今仍藏在升仙塔中的“四仙碑”則鐫刻於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也已距今800餘年，模糊難辨的碑文字裡行間顯露出重重的道教痕跡，更進一步地佐證出這裡曾盛行過習經講法之風，宗教文化相當繁盛。
如此看來，《淇門村志》中的有關記載雖帶有深深的民間傳說甚至神話的色彩，但也並非完全悖於歷史。可是，我們再細緻推究又會發現一些疑問。眾所周知，道教的“全真派”由王重陽創建，劉秀時怎可能就能避風雪於“全真觀”呢？是這個名稱由來已久？還是村志在記載時將劉秀避風雪的故地用後來出現的全真觀代替？
淇門與“全真七子”
來到淇門村西南角的升仙塔下，舉頭上望，這座高約15米的磚塔共有七層，外觀頗似常見的佛塔，不過塔身第二層外側鐫刻的八卦符號卻清楚顯示出它和道教有著極深的淵源。從東面的小門鑽進塔內，塔中空，直望塔頂，午後的陽光透過塔的第三層處南北對開的兩扇小月窗斜射進來，與塔內陰影處的暗淡形成強烈對比，讓人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在塔內地面的正中央，立著一塊缺了角的石碑，這就是村民們所稱的“四仙碑”。殘碑正面鐫刻的文字，一看就出自大家之手，飄逸瀟灑，不拘一格，給人一種酣暢淋漓和呼之欲出的感覺。而在碑的另一面，字跡卻密密麻麻，字型方正有力，中規中矩。由於很多文字已被破壞，整個碑文讓人很難連貫通讀下來。所幸碑刻的落款部分受損較輕，我們在一番擦拭後終於看出了一些眉目：碑的陽面題字是一位道號丹陽名鈺者所留，而另一面則是“全真門弟子譚處端”留字。碑刻上標註的時間為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八月所作。
屈指算來，這塊殘碑距今已有832年的歷史了。在《淇門村志》中，查找有關這塊殘碑的碑文記錄時發現，碑文中兩位作者均提及了“譚馬丘劉”，這和當初村民們提及的四位“升仙”道士也恰恰吻合。
翻開有關道教的文獻資料，驚奇地發現，在淇門留下碑刻的兩位作者正是在道教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全真派“真人”丹陽子馬鈺和長真子譚處端，而他們提到的“譚馬丘劉”除了自己外，另兩位則是與他們齊名、名列道教“全真七子”之中的長春子丘處機、長生子劉處玄。
讀過金庸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的讀者恐怕都不會對“全真七子”感到陌生，在小說里他們是七位武功高強、身懷絕技的“全真派”道士。小說描寫的場景我們遙不可及，但如今我們卻在淇門與他們“相遇”，距離如此之近，仿佛穿越時空，與800多年前的他們“坐而論道”。
“四仙碑”探秘
雖然有著碑刻遺蹟，可碑文上的文字到底是不是這兩位真人親自題的呢？在刻碑文時他們在不在淇門呢？帶著這樣的問題，我們再次從歷史中搜尋。
據載，金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名道王重陽在攜丘、劉、譚、馬四大弟子西行途中，仙逝於開封，四弟子葬師於陝西重陽故里劉蔣村。守墓畢，馬鈺到終南山一帶修道、闡教，丘處機則在磻溪、龍門苦修，譚處端、劉處玄則傳教於伊洛一帶。1174年，譚、馬、丘、劉分往不同地方修道傳教後，馬鈺回到祖庭閉關，一直到1178年才出祖庭。如果按照這樣算來，淇門碑刻於1175年，此時馬鈺不太可能到淇門村，更不可能在碑上親筆題詩。至於長真子譚處端，因為他修道傳教在伊洛一帶，位處中原，倒是有可能到淇門村的全真觀去，並親自題字於碑上。但是，我們在查閱到的所有史料中，卻沒有一處確切的證據證明那時他確實在淇門村全真觀中。
難道淇門村的這塊碑刻是偽碑？這似乎也不可能。從馬鈺所留的碑文的文意中，依稀可以看出類似“家書”的語氣。通過查閱大量的資料，我們根據詩的意思可以這樣大膽推測：1175年，“全真七子”分居不同地方進行傳教，特別是譚、馬、丘、劉四人作為“重陽真人”座下“四哲”，師兄弟之間感情深厚。當時譚處端確實在淇門村中的全真觀中修道傳教，正在閉關修煉的馬鈺忍不住思念之苦及傳道心切，於是就寫了份“家書”寄給了譚處端，後譚處端將這封“家書”刻在了碑上，以記師兄弟之誼。
但另有一處細節同樣可以表明馬鈺至少應該到過淇河。在馬鈺眾多的詩詞作品中，有一名為《香山會·次重陽韻》的詞作就提到了淇河：“木金交，天地活，真真漸好。澄清淇寂深通奧……”通過詞作我們可以看出，馬鈺不僅到過淇訶，而且還對淇河有著極深的感受。
從碑刻上譚處端的字跡去分析一下碑的真偽。資料記載，譚處端“善書法”，其字型與悟道幾成“完美”結合，無為而為，率性飄逸。而淇門“四仙碑”上落名“譚處端”的碑文字跡則完全符合這一特點。
後 記
村民們說，升仙塔和四仙碑於1973年被公布為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幾十年來卻少見有人管理、修繕，四仙碑還曾被盜走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