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毓蘅

顏毓蘅,南開大學外文系教授,才學淵博,翻譯家。無黨派人士,1955年肅反運動中受到個別談話審查,在校園內馬蹄湖自沉。

人物簡介

顏毓蘅的外祖父陸鍾琦,光緒十五年進士,曾任山西巡撫。顏毓蘅就讀清華大學時,與錢鍾書、曹禺三人被比擬“龍虎狗三傑”。龍重高尚, 虎重威猛, 狗重誠摯,各有各的含義。英國留學回國後在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長春大學等校任教。

後世緬懷

原標題:“龍虎狗”百年:懷念我的父親 (清華三傑之一顏毓蘅),作者顏超。

我的父親顏毓蘅是一位讀書人。他30年代清華大學畢業後留學英國。回國後一直追求施展才能報國的機會。1948年他到天津南開大學任外文系教授。轉年天津戰事結束,他以為從此能夠靜下心來從事心愛的事業。然而好景不長,在1951年開始的高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經過長時間的“反省”,轉年他的“檢查”還是沒能通過。儘管他傾注全力於工作不求回報,1955年卻仍未躲過厄運。從未曾參加任何黨派的他被定為肅反運動的審查對象,使他的一切夢想被重拳擊碎。當時,我正在東北讀大學。他是怎樣倒下去的,我不知道。只能從他的同事巫教授的回憶中看到那令我心寒戰慄的一刻。

巫寧坤教授早年留學美國。1951年,這位青年學者懷著對祖國的摯愛歸來。他寫道: “1955年9月1日,新學年開始,但並未上課,卻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肅反運動。誰料到我竟中了頭彩,當上了頭號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和外文系三名同事在文學院的教師大會上被揪了出來。積極份子一個接一個發言,聲勢洶洶,如臨大敵。開學三周以後才上課。但是,英語專業卻停辦了,因為一位資深的教授…,在圖書館前的水塘中自沉,… 。”

圖書館前的水塘是南開大學校園中的馬蹄湖。這個黑綠的水塘以荷花月色而聞名。

這位資深教授就是我的父親顏毓蘅。當時,他年僅45歲。

南大負責人在事後的一封給家屬的公函中寫道:“在此次肅反運動前和運動中,我們陸續收到對他的檢舉材料,學校決定進行審查,以便把問題弄清楚。審查方式是三人談話,並未在小組會上提名鬥爭。談話共進行五次,時間最長的為二時半,短的不過四十餘分鐘,談話態度系很溫和,…”。

“溫和”,但是不能接受。父親以“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進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屆處不淫,其飯食不褥,其過失可微詞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2),用生命做出回答。

父親在清華大學(主頁)畢業後,在英國倫敦大學攻讀學位。在二戰前,父親有一位長他六歲的諍友,是英國知名的歷史學家,文學家和藝術收藏家愛克頓爵士(Acton)3)。他於1932年至二戰前在北大教授英國文學。在父親的相冊中,有一張愛克頓年青時的大像片,背面題詞:“You are my very mirror(你簡直就是我的一面鏡子)”。在父親的藏書中,還有愛克頓親筆題贈的他1930年代初發表的名著《最後的美狄契王朝》(The Last Medici)。的確,父親不僅醉心於文學,也和他同時代的學人一樣,對歷史,哲學,政治學等有著廣泛和深入的涉獵。除精通英語外,父親還掌握日語,希臘語和義大利語。他不斷地涉獵群書,作了大量讀書筆記。這些筆記所用的語種,大部分和原語種一致,有大量英語的,也有用希臘語和義大利語書寫的。父親一生的研究心血,幾乎都在這些筆記之中。

父親還喜歡收藏珍本、古本書籍。在舊書攤、舊書店裡探寶是他十分喜愛的休息方式。父親的藏書中,有許多國外出版的文學,語言,政治,哲學和歷史名著的珍本。他曾用幾年時間在不同城市蒐集到全套十幾冊的古版牛津大詞典。他也珍藏過莎士比亞逝世後不久出版的珍本莎翁全集。父親以作學問為人生最愉快事。每有心得,歡快雀躍如稚童。

1951年大學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他回到家裡常常苦惱的講起積極分子對他嚴厲的揭發批判。在父親的心目中,共產黨有極其崇高的威信。他誠摯地希望能夠改造好思想,跟上時代的步伐。但是事與願違,在他去世後的“組織結論”中說:“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中他雖交待了一部分問題,但不徹底,未被通過。”他多年的老朋友李霽野先生,雖然1949年才從台灣歸來,卻沒有受到審查。不久成為南開大學“中國共產主義者同情組”組員並接著入了黨,兼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長。李先生在會上曾批判父親是“帶病菌的老鼠”。這“病菌”大抵是由於父親深陷西方文學中毒太深而來。父親成了老鼠,要改造這種討厭動物的本性該有多難!十幾年後在文革當中,李先生自己卻真正被放進了紅衛兵的牛棚,體驗到被當成有害動物的箇中滋味。興許他在牛棚中有了新的感悟,後來才對當年得意時對老朋友的踐踏私下表示歉意。

1953年父親獲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稿約,開始主譯馬克吐溫名著《鍍金時代》。此後,出版社的稿約接踵而來。他開始進入黃金創作時期。他也開始制定將過去的研究心得整理出書的計畫。萬萬沒有想到,一年多以後一場運動無情地奪去了他的生命。

父親鍾愛孩子。父母加上七個孩子組成了一個熱鬧和諧的大家庭。另一方面,撫養這麽多孩子成了父母的一個很重的經濟負擔。在當時南開大學的教授圈子裡,我們家的經濟窘迫是盡人皆知的。而我們家小孩在學校個個品學兼優卻也是有口皆碑的。兩個姐姐以同等學歷考進大學並多次獲獎。兩個妹妹在南開女中多次獲得優等生的獎勵,等等。這些成績和父親的教育子女有方是分不開的。父親為每個孩子創造了儘可能自由和廣闊的發展空間。他一有時間就坐下來給我們講故事。故事的延伸,往往是一部部的文學名著的書名和作家的生平。對於較深奧難懂的經典著作,他也盡力尋找適合兒童或青少年閱讀的版本。這樣就養成了我們自幼愛看書的習慣。我們每到學期末都要拿回分數單給父親過目。對於好的成績,父親總是鄭重地加以鼓勵,希望今後保持。而對於不好的成績,父親從不加以指責。總是勉勵孩子今後自己努力趕上去。

父親常說,“窮教授”只是掙錢少,樂趣可不少。最大的樂趣就是為年輕人工作。和年輕人一起,自己也會感覺到青春活力,不斷鞭策進取。父親備課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他不但對於同學提出的問題認真對待,有問必答;對於來家訪問的同學也從來都是放下手頭工作,立即接待解疑。有一位新同學來家向父親抱怨說,圖書館找不到適合初學者的課外讀物。父親叫我拿出自己的幾本英文書給這位同學挑選。那同學挑了一本“伊索寓言”和一本“英國的故事”借去。都是我非常珍惜的帶插圖的精裝書籍。後來我想把書要回來,父親卻說,學生經濟不寬裕,他也沒地方買這種書。人家的學習是為了將來找工作謀生,比你看看課外書重要。這書還不還由他去吧。

他愛生如子,細心關懷著每位學生的成長。他的一位如今已經年過七旬的學生李湖帆先生回憶道4):“一九五一年,剛到外文系學習時,自己的英語基礎知識,說老實話,是一窮二白的;…差距之大真有天壤之別!我心急如焚,後悔不該報考外文系。...正當山窮水盡疑無路,處於轉系改學別的專業與準備打退堂鼓的關鍵時刻,我壯著膽,求助於顏先生。沒成想,顏先生卻欣然伸出熱情真摯的手,為我指點迷津、排憂解難。他鼓勵我,為我樹立信心,...。顏先生和藹可親、循循善誘的音容笑貌至今我還記憶猶新、歷歷在目;…我終生感謝顏先生!顏先生是我的恩師。師恩將永遠銘刻於我的心中!我永遠懷念顏先生!”

父親生前曾多次告誡我要向他的學生於業海學習。於業海出身貧寒,精於學業,待人謙虛誠懇,尊師助友。因為學習刻苦,他在學生時期已經遍讀許多原文經典著作,在口語方面,也有長足進步。於業海來家請教,好幾次父親都把我叫來旁聽。講過問題之後,父親常會和他展開熱烈討論,師生親密無間,我聽的非常入神。到了盛夏,許多南大師生在六里台校園和平湖中划船游泳。於業海也是其中一位活躍的體育健將。大學畢業後,因為出身,業務雙好,於業海曾被選拔作為毛澤東隨員訪問蘇聯。1955年聽到父親去世的訊息後,他親自去天津郊區北倉的荒野去尋找父親的墳冢,並多次來家慰問母親。這在當時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風險。這種情操和勇氣,使我終生感佩。前幾年姐姐曾托人在北京全國總工會查尋,被告知於業海先生已經去世。

父親出生在封建官僚的大家庭里,有同母所生弟妹二人。姑姑顏一煙(原名顏毓芳)自幼反抗封建家庭對女孩子的歧視,自己奮鬥到日本留學。在姑姑的娘家人里,父親是與她關係最近的親人。姑姑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回國奔赴延安。父母親沒有二話地解囊助行。1950年代初,姑姑穿著一身戎裝,帶著警衛員從東北解放區凱旋歸來到我們家小住。父親對姑姑悉心照顧,每天早早起床親自到外面去給姑姑買早點。我到北京工作後,周末常去北京師範大學(主頁)姑姑家,對姑姑和她的一家才熟悉起來。姑父在北京師大執教,姑姑就近在北影演員劇團上班。姑父高羽早年參加革命。因為有過一段被捕入獄的歷史,延安整風時受到審查,黨籍一直沒有得到恢復。所以進城之後,也沒能從政。據姑父說,姑姑在延安整風時也曾遭到長時間的審查和監禁。我想也許這段經歷給姑姑留下了永遠抹不掉的思維和心靈創傷。她思想十分激進,在每次運動及至文革期間她都站在“革命左派”的最前沿,而在家庭生活中卻心地狹窄,虧待姑父因參加革命而失散的前妻的女兒。

姑姑1980年代初回顧自己奮鬥一生創作了一本充滿革命批判激情的自傳體小說“鹽丁兒” 5)。興許為了強化“階級教育”的作用,在書後面的“代跋”文字中竟然逾越創作小說的常規,宣稱那書中反面角色就是父親。進而由兄妹不同生活道路的對比提供警示: “一個是貴族家庭的寵兒,…,一個是家庭的棄兒…,是共產黨把她從九死一生中挽救出來,…,只這樣簡單對比,就有力說明了一個問題,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唯一的出路”。我在美國看到過一份家譜。因為是用滿文書寫的,一點也不懂。而姑姑的這本“階級教育讀物”問世後,為了介紹作者,報載資料留下了有關我的家庭身世的文字記錄。父親的“先祖為滿洲正黃旗。屬於雅蘭西楞地方的顏扎氏。高曾祖舒明泰與道光年間幫助過林則徐的陝甘總督布彥泰都是僧格之孫。他家世襲騎都尉。”他的父親“生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民國初年在國政商榷會工作。爾後在東北興業銀行任理事,在中東鐵路擔任襄理等職。日本投降後閒居。大陸解放前寄居台灣。”父親的生母陸海笙是他“外祖父的掌上明珠。外祖父陸鍾琦,浙江肖山人,光緒十五年進士,…,宣統元年任江蘇布政史,宣統三年升任山西巡撫。到任不到一個月辛亥革命爆發,…,陸鍾琦及妻唐氏被殺。”

我的祖母陸海笙去世後,祖父再婚。文載,父親的繼母“是愛心覺羅氏。系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二子英親王阿奇格的後裔。為曹雪芹好友敦敏玄孫吉堪之女,姓金名熙,字少寧,相當於毓字輩”。這位繼母生有一男二女。為了確立自己在家中的地位,也為了使自己的親生子女受到更多的照顧,繼母處處刁難父親兄妹。但父親對待同父異母的弟妹一視同仁,愛護有加。絲毫沒有因為受到繼母的薄待而將委屈轉嫁於他們。父親去世20多年後,1970年代末中國大陸剛剛開放,旅居美國的繼母所生的兩位姑姑經過許多曲折終於打聽到我們的下落。聯繫上之後,她們首先表達的是對父親手足之情的思念,並代已過世的她們的生母向我們後人致歉。

父親小時最親近的還有一對表兄妹。表妹叫陸士嘉(原名陸秀珍)是知名流體力學專家。表哥陸體乾深諳國學,從小帶著父親背誦古文,講故事。陸大爺和陸大媽有一段傳奇歷史。當年陸氏夫婦生有三子。兩個兒子在中學就參加抗日鬥爭,並加入了共產黨。他們早在40年代就先後失蹤,大概已被敵人殺害。二老沿兒子的足跡投身於革命。根據地下黨指示,陸大爺放棄了心愛的國學研究,在舊政府里作幕僚掩護革命同志。他們家也成了地下聯絡站。老兩口特別是陸大媽為革命同志放哨送信,吃了很多苦,經歷了很多危險。1949年建政以後,當年的地下黨同志都在北京或中央身居高位。陸氏夫婦卻拒絕了政府為他們提供的特殊照顧和經濟補貼。陸大爺年事已高,不適合正式工作。最後安排老夫婦倆看管街道的少年輔導站,以此微薄收入為生。

自從我1960年代初畢業分配到北京,母親就多次催促我去拜望陸體乾夫婦。母親說,他們夫婦不是那種趨炎附勢的小人,我不必擔心因為自己出身卑微而遭到他們的冷遇。於是我來到東單北大街後身洋溢胡同33號陸大爺的住處。二老見我,格外高興。他們關心地詳細詢問家母以及姊妹的情況所表達的親情,是我很久沒體驗到的。陸大爺提起父親的往事恍如昨日。我說,聽說運動中並沒有把父親揪出來公開批鬥。是一位助教在食堂里當眾指斥父親要老實交待問題。而這位先生是過去父親曾經幫助過的學生地下黨員,對父親是很大的刺激。他感嘆說,“你父親受的是舊教育。只懂得仁義道德,知恩圖報;不懂得階級鬥爭,大義滅親。你父親學業有成,像他這樣不懂政治而又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卻和反革命沾上邊,實在難以理解。也好,不然就算過了55年的一關,57年反右的一關也未必過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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