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反革命[王奇生所著書籍]](/img/a/d16/nBnauM3XxMjNyYjN4cjNzYT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3YzL4Q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革命與反革命[王奇生所著書籍]")
內容簡介
1949年以後的數十年間，國內史學界有關中國近代歷史的書寫，基本上等同於中國革命史的書寫。在業已“告別革命”的今天，我們不能僅僅簡單地放棄、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曾經長期沉迷的觀念，而有必要追問，那些早已成為我們思想價值觀念的革命話語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又是如何演變的？由於近代中國革命離我們太近，我們常常因置身其中而對習以為常的問題缺乏敏感性。適度拉開一點距離，以一種“去熟悉化”的眼光來重新檢視，也許能引發新的認識和新的思考。本書的思考即就此而展開。
本書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國政治，其突出特點在於“去熟悉化”，即對民國史的一些傳統觀點提出挑戰，譬如關於民國縣長和保長的政治、生活情境、關於國民黨在西南聯合大學的活動、關於新文化運動的發生髮展等等，都有新的詮釋，也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作者簡介
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鄉人，武漢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1997～1999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先後任職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1872～1949）》、《留學與救國：抗戰時期海外學人群像》、《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等。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
同一個《新青年》，新文化人的當下詮釋與後來史家的言說有相當的出入。沒有一場運動或事件，像五四一樣得到不同黨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與民間的共同紀念，且持久而不衰。五四運動的意義，越紀念越深巨；而五四運動的本相，則越紀念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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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與反革命[王奇生所著書籍]一 “普通刊物”
二 “復活”與“漸興旺”
三 與《東方雜誌》競爭
四 新文化形成“運動”
五 各方視野中的《新青年》
第二章 個人·社會·民眾·黨：五四前後的關聯與演進
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均因被視為基於“自由競爭”、“弱肉強食”的價值理念而遭否定，社會主義則因被建構為“平等”、“互助”而大受歡迎。
一 個人、國家、社會
二 社會與社會主義
三 社會運動：民眾與黨
第三章 “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
1920年代，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共產黨的“階級革命”與青年黨的“全民革命”幾乎並起。政治道路的不同選擇不再被定義為“革命”與“改良”之爭，而是被建構為“革命”與“反革命”的聖魔兩立，水火不容。
一 從一黨獨“革”到三黨競“革”
二 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
三 “革命”與“反革命”
第四章 “北伐”“南征”與“反革命罪”的緣起
《反革命治罪條例》的出籠，第一次將“反革命”作為一種刑事罪名列入法律。此後，“反革命”既是一項受打擊和處治最嚴厲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頂最隨意、最泛濫、最令人恐懼的政治污名，既具有法律的威嚴性，又具有相當的隨意性。
一 “北伐”與“南征”
二 “忠於職守”與“反革命”
三 “殺雞嚇猴”
第五章 黨員、黨組織與都市社會：上海的中共地下黨
中共對幫口並未因其“封建”屬性而拒斥，而是利用其組織網路作為動員工人的媒介，並轉化其組織能量為黨的目標服務。中共在利用幫口的同時，也反被幫口所利用。工頭介乎黨組織與工人之間，實際隔斷了黨組織與工人民眾的直接聯繫。
一 “精英黨”向“民眾黨”轉變
二 “學生很危險”
三 工人與幫口
四 政治力量強，組織力量弱
五 團與黨的競爭
第六章 黨員、黨組織與鄉村社會：廣東的中共地下黨
在“赤色鄉村”，自僱農到地主都贊成革命，而在“白色鄉村”，自地主至僱農都反對革命。“赤色鄉村”在進行武裝暴動和屠殺反革命時，往往將與自己有宿怨的宗族和村落當作革命的對象，從而使階級鬥爭的革命行動異化為村落之間的械鬥。
一 黨員的社會構成
二 支部生活
三 黨費、黨內交通與情報傳遞
四 地域社會、農民與黨
第七章 國民黨最高權力機構的演變
在國民黨歷史上，1924年的廣州改組，比1927年的南京開府更具有界標意義。就黨治體制而言，南京國民政府基本上是廣州/武漢國民政府的繼承和延續。廖仲愷案和西山會議派，亦有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之面相。
一 以俄共中央政治局為藍本
二 孫中山逝世後的權力繼替
三 國民黨二大之後
第八章 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
在西南聯大這所具有自由主義歷史傳承的高等學府，竟有半數左右的教授加入了國民黨。時人譽西南聯大為“民主堡壘”，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稱許其兼容並包的“寬容”精神。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與其說是“民主堡壘”，不如說是“自由堡壘”。
一 大學黨部的籌設
二 教師入黨，學生入團
三 教授入黨的情境
四 聯大區黨部的組織運作
五 聯大區黨部與學潮
六 比較中的審視
第九章 “武主文從”：戰時國軍的政工與黨務
朱家驊承認：“軍事勝於政治，政治勝於黨務。”“在戰地，最先瓦解的是黨部，其次是各級政府，最後才是軍隊；收復某一個地方，最先到達的是軍隊，其次是政府，最後才是黨部。”在國民黨那裡，黨務幾乎淪為軍政的附庸。
一 以黨治軍的蛻變
二 軍隊政工與黨務的恢復
三 文武關係的變奏
四 政工與黨務的困境
第十章 湖南會戰：戰時國軍的作戰能力
蔣素有越級指揮的習慣，導致前方將領欠缺自主作戰意識和機動應變能力。湖南會戰，近40萬國軍兵力的投入，9萬國軍和6萬多日軍的傷亡，足證國軍對日軍的積極出擊。但國軍士兵要六七個人才能抵抗一個日本兵，亦可見敵我戰
鬥力之懸殊。
一 對日軍戰略意圖的判斷
二 戰略部署
三 指揮與協調
四 官兵素質與戰鬥力
第十一章 紳權：鄉村權勢的蛻變
在京兆農村，凡受過高等國小教育的人就不肯在田間工作。在江西尋烏，一些地主子弟在城東國小混張畢業文憑後，就大擺其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城東國小畢業生”幾個字，煞是神氣！而且每年可以和那些老資格的秀才舉人在家族祠堂里平分學谷和胙肉。
一 傳統士紳的沒落
二 知識分子城市化
三 民國紳權的社會構成
第十二章 縣長：基層地方官的轉型
縣長置身於現代官僚群體與地方豪強勢力的夾縫之中，上窮下拙，左右為難。對上應付不當，動輒撤職查辦；對下稍有不慎，反對控告隨至。
一 銓選和任用
二 資格與出身
三 年齡、籍貫
四 薪俸、待遇
五 任期與出路
六 職責與施政
七 省權膨脹下的縣長角色
八 雙重結構下的縣長角色
第十三章 區鄉保甲：縣衙與村莊之間的政治
約從1934年開始，縣以下開始分區設署，國家行政機構下沉到“區”一級。1939年實行“新縣制”以後，國家權力進一步由區署下沉到鄉保，連甲長也成為國家政權的“跑腿”。國民黨政權的向下擴張，為土豪劣紳提供了一個僭取法理權威的絕好機會。
一 假託自治
二 重建保甲
三 “新縣制”
四 區長
五 鄉鎮長
六 保甲長
徵引書籍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