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作用
青島市物品證券交易所（以下稱青島交易所），以土產、紗布的期貨交易為主。交易所設有理事會，訂有必要的規章制度，並註冊備案。交易所擔保買賣雙方按期交貨、收貨；向成交雙方收取一定的費用。其章程規定，在青島市土產、紗布的期貨交易，不準在所外私自進行。土產、紗布、麵粉、糧食等商品的現貨交易，則可在所外自由進行。
山東省是我國花生的主要產地，青島市地處山東半島，黃海之濱，水陸交通便利，成為花生的重要集散地。花生米、花生油由各產區通過鐵路、公路、船舶運來青島，由青島的華洋出口商收購加工，行銷華南港澳及歐美、日本、南洋等地。此外，日商在青島設有8家紗廠，在當時來說，產量頗為可觀，這些紗廠生產的棉紗棉布，銷往全國各地。青島交易所的商品成交行情動態，影響國內外的土產、紗布市場。因此，青島交易所在國內外頗有名聲。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對推動城鄉物資交流，發展生產，促進出口貿易，換回我國需要進口的物資，繁榮我國經濟，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當然也滋生了買空賣空、投機倒把之風，同時也為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經濟侵略提供了某些方便。
成立的背景和經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以對德宣戰為藉口，於同年11月11日攻占了它覬覦已久的德國在遠東的殖民地、我國的優良港口——青島，攫取了德國在山東的特權，成了青島市的第二代帝國主義占領者。大批日本商人乘勢湧進青島，在青島興建工廠，開設商店，憑藉占領者的權勢，大肆掠奪。1920年日本占領者在青島設立了青島取引所株式會社，經營土產、紗布、麵粉等期貨交易及日本金票買空賣空交易。青島取引所是日本帝國主義壟斷市場、掠奪我省資源的一個重要機構。
1922年，中國政府收回被德國霸占了16年、又被日本霸占了8年的青島市及膠濟鐵路等。但是，在談判過程中，由於北洋政府昏庸無能，屈從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無理要求，允許它保留在青島的一些經濟特權。如青島取引所仍由日本駐青領事館控制，並單方面決定，將日方資本占四分之三、中方資本占四分之一的信託株式會社合併於中日資本各半的青島取引所，改名為青島取引所信託株式會社，經營管理大權完全操縱於日本人之手，中方理事徒有虛名。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激起了我國人民的無比憤怒，青島市的工商業者，出於愛國熱忱，群起抵制日本帝國主義，舉行罷市，不去取引所進行交易。當時取引所理事長安滕榮次郎，對我經營土產、紗布的愛國工商業者施加壓力，妄圖迫使他們就範。我愛國工商業者不為所動，堅持不進取引所交易。同時，青島市商會代表廣大工商業者的意向，醞釀籌設一個完全由我國工商業者經營的土產、紗布貿易中心。在當時的青島市長沈鴻烈的暗地支持下，經過一番努力，於1931年冬成立了青島市物品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籌備委員會，工商業大戶宋雨亭、柳文亭、張立堂、梁和璞、董希堯、於維霆、姚仲拔等21人擔任籌備委員，隨即開始籌備。交易所地址暫設在館陶路齊燕會館，先行開業，經營土產、紗布期貨。開始交易之日，工商企業的代表踴躍參加，生意興隆；由日本人把持的青島取引所，則門庭冷落。日本人在嫉恨之餘，乃採取卑鄙無恥的手段，收買一些日本、高麗浪人，頭纏黑布，手持棍棒石塊，一再襲擊到交易所參加交易的各商號的代表，進行搗亂破壞。為避開日本人的搗亂干擾，各商號代表改由陵縣路齊燕會館後門進出，但仍擺脫不了日本浪人的襲擊搗亂。交易所籌備處遂決定把土產交易市場移到北京路同豐益土產代理店門前，紗布交易市場移到河北路同興昌紗布代理店門前。河北路、北京路是我商民聚居的鬧市區，來往行人眾多，日本浪人不敢公開來這裡搗亂破壞。
青島交易所在籌備期內，一面開始營業，一面組織內部機構，興建交易所大樓；同時申請市政當局，轉呈南京政府註冊備案。迨至1933年2月，在天津路興建的交易大樓落成，同時也領到了正式開業執照，遂將土產、紗布交易由臨時市場遷至交易大樓，並舉行了正式開幕儀式。從此青島交易所的營業蒸蒸日上，日本人把持的青島取引所的營業則急劇下降。
組織形式和規章制度
青島交易所的組織形式和規章制度，多取法於青島取引所。青島交易所籌備時，定為2萬股，每股20元，資金總額40萬元，籌備委員率先認購股票，其他工商業戶則協商認購。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理事25人，再由理事中選出理事長1人，常務理事4人，監事3人。凡屬交易所的重大事項，須經理事會決議後，交理事長執行。理事長主持交易所的一切事務；4個常務理事協助理事長工作，分管土產部、紗布部、證券部、會計科。會計科辦理會計、庶務、文牘事宜。3位監事負責檢查賬目及業務活動是否違反規章制度。當時交易所每年可獲純利20萬元，利潤分配比例如下：公積金13％，房屋修繕費2％，職工獎金14％，家具折舊費22％，股東紅利4％，滾存下年度9％。青島交易所只設土產部和紗布部兩個市場，每部有40—60家殷實商號為代理店。這些代理店須經理事會嚴格審查，資本雄厚、信用卓著者，方為合格。各代理店依次編號，編號就是各代理店在交易所內的牌號，取得牌號的商號的經理，叫經紀人，只有經紀人或經紀人的代表，才有資格進所交易。這些商號除為自己在交易所內買賣，還為一些沒有牌號的工廠、商號及外地客商代理買賣，也為一些專事買空賣空、投機倒把的人代理買賣。星期一至星期六的上午、下午進行交易，頭一筆成交的“行市”叫做開盤，最後一筆成交的“行市”叫做收盤或鎖市。每一筆交易成交，立即以交易雙方代理店的牌號為標記，寫在公告牌上，以示公開為證。花生米以50噸為交易單位，以百市斤為計價單位；花生油以車（每車1萬斤）為交易單位，以百市斤為計價單位；棉紗以10件為交易單位，以件為計價單位；棉布以25件為交易單位，以匹為計價單位。
每50噸花生米成交（合扶），交易所徵收經紀人手續費8.4元，經紀人收取委託商家手續費16.8元。每車花生油成交（合扶），交易所徵收經紀人手續費2元，經紀人收取委託商家手續費5元。棉紗每10件成交（合扶），交易所徵收經紀人手續費6元，經紀人收取委託商家手續費12元。棉布每25件成交（合扶），交易所徵收經紀人手續費12.5元，經紀人收取委託商家手續費50元。所有成交貨物均為期貨，以本月末或下月末為交貨、收貨日期，到期不能交貨、收貨，無論盈虧都必須合扶割清；交貨、收貨時，由交易所取樣按照規定的規格標準檢驗評定合格與否，檢驗不合格者，則須另行備貨檢驗。交易所設有倉庫，如收貨一方無倉庫存貨，交易所可為代存，收取棧租、保險費等，出具存貨單交貨主執存，憑存貨單可向銀行抵押借款。交易所每天成交的某種貨物的最高價與最低價的平均數值，名為公定價。交易所按照各代理店在交易中的虧損數字收取押金，以後如行市再有變動，還要根據新的虧損數字收取續押金，以此類推。在這種情況下，如委託人無力交付押金、續押金，代理店要對交易所負責，承擔虧損債務；如因以後行市的漲落，虧損有所減少，或轉虧為盈，則可退還押金、續押金。退還的押金、續押金，在期末以前並不交還原代理店，而由交易所暫為保存，等到期末結算後，才能發還。押金、續押金存入銀行的利息，則為交易所的收益。交易所收取的手續費、佣金、倉庫租賃費、押金利息，都是有增無損、穩妥可靠的收益。
舉例說明押金交納、發還的情況：五號經紀人，在本日午前、午後兩市，共買進花生油50車，又賣出45車，兌除買進花生油5車，計5萬斤，平均價格每百斤20元。當日交易所的公定價格每百斤為18元，則每百斤虧損2元，計虧損1000元。交易所做出結算後，立即書面通知經紀人，在翌日開市前必須交納5車生油的虧損押金。如次日價格繼續下降，交易所做出結算後，再次通知經紀人交納續押金。如價格回漲到20元，或回漲一小部分，交易所結算完畢，於次日退還該代理店前交之押金、續押金的全部或一部分。交易所每天收場後，必須做出結算，把所有經紀人的盈虧數額列出表來，據此收取或發還經紀人的押金、續押金，並做出各經紀人存、空數目餘額表，分送各經紀人。
總之，到交易所進行交易者，不論是買方還是賣方，也不論是盈是虧，均會遭受層層盤剝，如交付交易所代理店的手續費、押金、棧租、保險費、利息以及其他附征捐稅等，這些與賭博場中的抽頭極為相似。
從鼎盛到結束
1935年，青島交易所的營業達到鼎盛時期，日本在青商人眼紅心恨，在日本駐青島領事館的唆使下，日本商人製造藉口尋釁鬧事。他們煽動日本居留民團集合，遊行示威，揚言要放火燒掉交易所大樓；日本海軍也以要登入占領青島相威脅。在最緊張的時候，交易所里只有幾個職工上班，理事們都嚇得不敢露面。當時的青島市政當局出面與日本駐青島領事進行談判，謀求和平解決的辦法。談判結果是，青島市政當局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承認以下條件：（1）允許日商化名進入交易所做經紀人（因在政府註冊的交易所章程規定不許外國人參加，故有此變通辦法）。（2）交易所每年所得純利分給取引所40％。（3）讓給取引所部分商品交易業務。青島交易所接受了上述屈辱條件，才得以繼續經營下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華戰爭。8月，青島交易所停止營業。12月31日夜，青島國民黨軍政當局撤離青島。1938年1月10日，日本帝國主義重新占領了青島，日本商人緊隨其後返回青島，他們大肆掠奪我國公私財產。青島取引所當即恢復營業，並召集留在青島的交易所的理事劉賓廷等，開了一個兩所理事聯席會議，日方代表迫令劉賓廷等同意交易所與取引所合併。青島交易所從此宣告結束。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原青島交易所理事長宋雨亭等由滬歸來。1946年3月20日召開股東大會，成立了青島交易所復業籌備處，宋雨亭、柳文廷、劉子東、田星五等組成籌備委員會，籌備復業。這時交易所已別無他物，只剩空樓一座，這座空樓還被國民黨軍隊占用。由籌備委員及原交易所的幾位經紀人墊借法幣數千萬元作籌備費，進行籌備工作，備文申請國民黨政府，準許復業。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們正忙於“接收”，哪裡顧得上這個與自己利益無關的“閒事”。請求奔走達兩年之久，終無結果，青島交易所終於永告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