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於1996年11月初審，被告提出的一個抗辯理由為，本文屬於政治性報導，與公共利益有關，應該享有“受約制特權”（qualified Privilege）［4］保護。法庭裁定政治性報導不屬於特權保護範圍，但鑒於作者和編輯沒有惡意，判令被告賠償原告一便士。原告和被告均提起抗訴。但是抗訴法院的二審（1998）和上議院［5］ 的終審（1999），都維持了一審判決。
雖然抗訴法院和上議院的判決與初審判決一樣，都是判媒體敗訴，但是大法官們在判詞中提出一些重要原則，使得按照傳統普通法在誹謗案中很難勝訴的媒體大受鼓舞。法庭判決肯定媒體在民主社會的重要地位和功能，肯定涉及公共利益、受到公眾關注的新聞和言論應當受到特別保護。
上議院大法官李啟新［6］在引用《歐洲人權公約》和歐洲人權法院判例、英國1998年《人權法》等檔案中有關表達自由的規定後發表了一些重要觀點，他指出：
“法庭應當格外重視表達自由的重要性。媒體履行‘警報’和‘監視’的重要功能，對於媒體報導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公眾是否有權知曉，特別是當報導涉及政治領域時，應當慎重對待。解決任何疑難應當有利於出版。”
他解釋說，在很多情況下，基於某種特殊利益，誠實地發表一些言論，即使這些言論不能被證明是真實的，但其發表的重要性高於名譽保護，普通法可以予以特權保護。這種特權有的是“絕對特權”（absolute privilege ），例如法官、律師、證人在法庭上的言論；但在通常情況下，主要是“受約制特權”。雖然他不贊成把政治性報導列為一項新的受約制特權，但是他在列舉了以往誹謗案判決 “受約制特權” 保護的一些情況後指出：當一個人基於某種利益，或者職責、法律、社會甚至道義的需要發表意見，比如這種發表關乎公眾利益，發表時的表現又是負責的，就可以得到“受約制特權”保護。這自然也適用於新聞報導。
那么怎樣衡量新聞報導是負責任的呢？李啟新提出，法庭可以考慮以下一些因素：1.對當事人（誹謗案件的原告）指責的嚴重程度；2.有關事項受到公眾關注程度；3. 訊息來源是否可靠；4.發表前是否作過核實；5. 有關事項所處狀態，例如是否正處於當局調查中；6. 發表的迫切性；7. 有沒有請當事人回應；8.有沒有報導當事人的意見；9. 行文的格調；10. 報導發表的現實環境和時機。李啟新說，上述十點並非全部衡量標準，可視情況的變化而變化。
法庭認為，本案的愛爾蘭總理下台新聞無疑與公共利益有關，公眾有權知悉，但是衡量《星期日泰晤士報》報導的全部情況存在缺陷：愛爾蘭新聞官員曾告訴記者，雷諾茲要講的話，都會在下議院交待，他會回擊所有對他的攻擊。愛爾蘭版的報導寫了這些內容，而英國版的報導卻隻字不提，這樣的報導既不公正，也不準確，會對英國讀者產生誤導，所以不能免責，不過只需象徵性賠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