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在他10歲的時候，母親帶著他和妹妹就離開了父親，來到了南京，從此他們與父親分居了。少年時的陳鶴年，就離開了母親，去外地讀書。他學過電訊，後又進入揚州高中，到高中三年級時又轉學到北京。在北京高中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政法系。在北大讀書期間，他積極投身到由共產黨領導的“一二·九”愛國救亡運動之中。由於表現積極還加入了地下共產黨，並成了一名預備黨員。陳鶴年也成為當時北平的“三大學生領袖”之一。
在大學讀書期間，也就是在開展學生運動中，陳鶴年認識了許桂馨女士，很快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久他們就結婚了。許桂馨當時也是一名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當陳鶴年進入大學二年級時，他們的大孩子，女兒陳禎祥出世了。因此，他們夫婦倆沒有像許多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青年學生那樣奔赴延安，而是投奔了北京西山游擊隊。在游擊隊里，鶴年負責電報的收發工作，並為游擊隊培養了一批收發報人員。妻子許桂馨則組織婦女為游擊隊做一些後勤工作。
那時的陳鶴年是一個很有抱負的青年，早就想投身革命隊伍中，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一生。然而，由於父親在黨內影響的負面效應很大，1938年底，他帶著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在香港，陳鶴年先在香港的幾家報紙做編輯、記者，並擔任報紙的收發工作。從那時開始，他便改名“哲民”，並經常以這個名字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正當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時期，陳鶴年在香港再也呆不下去了，就回到內地，繼續從事編輯工作。抗戰勝利後，陳鶴年對未來又充滿了希望，然而幾經拼搏仍然是失意太多的他便再度帶著全家到了香港，進《星島日報》工作，從此就定居香港。此後，陳鶴年思想消沉，與外界交往也很少。
1949年，新中國成立伊始，鶴年對未來抱有極大的希望，便先把妻子和四個女兒送回北京，自己卻留在了香港，等待機會再回大陸，為新中國效力。此後他一直久居香港直到去世也不歸，箇中原因一直不為人們所知。因此引起了不少人的猜測。
陳鶴年的大女兒陳禎祥回大陸時只有13歲，正趕上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兵朝鮮抗美援朝開始之際。那時的陳禎祥懷著一腔報國熱情去報名參軍，由於年齡太小，沒有被批准，為此，她痛哭了一場。中學畢業後，她考入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由於表現積極，不久入了團，還擔任了學生會的宣傳部長，從此以後，陳禎祥每年都要參加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五一”、“十一”的慶祝活動。那時，特別令她興奮的是能身著盛裝，手捧鮮花作為一名遊行隊伍中的儀仗隊員，向毛主席高呼萬歲。
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陳禎祥回響黨中央的號召，緊跟共產黨，並積極向組織靠攏，最後卻成了右派分子。據說就是因為她的祖父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父陳鶴年又在香港，有裡通外國之嫌，基於這些，陳禎祥自然成了天生的右派分子。
在那極左思想潮泛濫的日子裡，陳禎祥的母親，許桂馨看到幾個孩子卻因為父親的問題吃盡了苦頭。為了保護好幾個孩子，無奈之下，她與在香港的丈夫陳鶴年宣布解除了婚約，以表示她與丈夫劃清了界限，站到了無產階級一邊。然而，萬萬沒有想到，即使離了婚，孩子們仍然走不出祖父陳獨秀和父親陳鶴年的陰影。
文化大革命中遭遇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陳鶴年的女兒陳禎祥不僅個人遭到了“造反派”的殘酷迫害，還連累到她的丈夫，就是她家的原因致使她的丈夫被紅衛兵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弄得陳禎祥家破人亡。二女兒陳禎榮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向紅衛兵作思想匯報時，天真地說了句“對祖父陳獨秀也要一分為二”的實話，便被“造反派”定罪為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獨秀翻案，於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女兒年幼無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商店買毛主席紀念像章時，認為價格太高，說了句“六角錢一個，太貴了”，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小兒子禎祺1968年被下放到內蒙古插隊落戶，一去就是13年。無論他在鄉村里表現得如何積極，凡事總是拚命乾，但每次招工，都輪不到他頭上。直到20世紀末期才離開那裡，回到北京。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鶴年的幾個子女都陸續落實了政策。除了陳禎榮留在北京外，其他子女都去了香港。陳禎祺一家去香港後，他還在父親編輯的《科學模型》月刊上發表了不少計算機方面的科普文章。
2000年，陳鶴年在香港終於走完了他的人生路。死後，家人根據他的遺囑，不發訃告，也不張揚。他去世時，北京一家專門研究陳獨秀的學會，想在他們學會期刊的“研究動態”一欄目中發表一則陳鶴年的訃告，也遭到了家人的拒絕。就這樣，陳鶴年，像他父親陳獨秀一樣，帶著至死沒有回到家裡的遺憾，默默地在香港離開這個人世，走完了他87年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