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陳遠口述史系列:在不美的年代裡》編輯推薦：影響中國20世紀命運的文化名人，他們不為人知的悲喜生活和人生追求。謝泳、智效民、謝志浩、陳徒手、李輝、章立凡、斯域……聯袂推薦。
超越時代、超越地域、超越意識形態的一代大家之後人的口述歷史筆錄。
他們是共和國的真正棟樑，卻總是被歷史開著玩笑。
荒誕？無奈？哀痛？在後人的口中揭曉。
或許他們改變一個姿態，就能使得今天的歷史被改寫。
歷史見證者親身講述他們在時代洪流中的抉擇和心路歷程
《陳遠口述史系列:在不美的年代裡》作者歷時八年，遍訪名人之後。珍貴史料，無出其右。
作者簡介
陳遠，歷史學者、資深媒體人，現居北京。多年來關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文化生態變遷、知識分子研究等題目，近年來主要從事燕京大學的史料收集以及相關研究，另外則側重於重新構建民國史體系。文章散見於《溫故》、《財經網》、《鳳凰周刊》、《隨筆》、《南方周末》、《中國周刊》，並數次被《新華文摘》轉載，作品被多家選本選錄。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師:李宗吾傳》、《逝者如斯未嘗往》、《道器之辨》、《逝去的大學》（編著）、《斯人不在》（編著）、《現代思想史上的厚黑教主》（台灣）、《負傷的知識人》（台灣）。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學做短期學術研究。
圖書目錄
自序：首先是興趣，然後才是意義
梁啓超：飲冰室主人的晚年片段
沈鈞儒：最年長的七君子
陸費逵：締造中華書局
晏陽初：他提出了第五種自由
楊振聲：湮沒無聞許多年
劉半農：是真名士自風流
陳鶴琴：甘當幼稚園園長的大學教授
張申府：一度輝煌半生暗淡
顧頡剛：不相信歷史的歷史學家
梁漱溟：最後一個大儒的人生側面
湯用彤：盛世的遺憾
馮友蘭：不依不傍著新編
李濟：選擇去台灣的前前後後
章乃器：放棄圖利生涯
朱光潛：在不美的年代裡
容肇祖：溫順的傲骨
潘光旦：他的性格是牛皮筋
錢端升：1949年前後的變化
王芸生：起伏跌宕，報人一生
魏建功：大學者編小字典
沈從文：身處文壇之外
胡風：三十萬言三十年
鍾敬文：大師的平淡晚年
馮至：在那個年代身受內傷
范長江：大江東去鐵筆流芳
浦熙修：風雲過後，蒼茫無限
韋君宜：《思痛錄》的人生底色
附：
謝泳：陳遠的學術追求
智效民：記者的眼、作家的手、學人的心
謝志浩：百年口碑沉浮錄
陳徒手：期待更勇敢的突破
李輝：有些人不應忘記，有些事應該知道
章立凡：失去精神的家園
斯域（美國）：讀書人失去尊嚴
文摘
晏陽初：他提出了第五種自由
人物簡介
晏陽初，著名教育家、社會學家。四川巴中人。1913年就讀於香港聖保羅書院。1916年入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政治學與經濟學，獲學士學位。1922年發起全國識字運動，號召“除文盲，做新民”，當時在長沙招聘的100多個義務教員中，就有青年毛澤東。1923年，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任總幹事長。1926年至1936年，進行“定縣實驗”。1940年創辦重慶鄉村建設學院，任院長。1943年，補充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提出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哥白尼誕辰400周年之際，鑒於晏陽初“將繁難的漢字簡化易讀，用書本知識開啟萬千不識字人的心智，用科學方法指導農民發展生產”，晏陽初與愛因斯坦、杜威、福特等人一起，被美國百餘所大學和科研機構評為“世界最具革命性貢獻的十大偉人”之一，是惟一獲此殊榮的亞洲人。194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援華法案，特列晏陽初條款。1950年移居美國。1955年被美國《展望》雜誌評選為“當前世界最重要百名人物之一”。 1990年1月，晏陽初在美國紐約逝世，終年100歲。
口述/晏振東
四合院的西邊有個網球場，在網球場的南邊有一個平房，我父親的英文秘書就住在這個平房裡，我們都叫她金小姐……
我出生於1922年。我7歲那年（1929年），父親晏陽初到了定縣東亭鎮翟城村舉辦“識字班”，之後的一年，我們全家就都搬了過來跟父親團聚，父親的重要同事們也都是在這一年裡相繼搬了過去。當時我已經八歲了，跟爸爸媽媽在一起，也沒有感到什麼波動，反倒在定縣度過了一段美好的童年時光。
我們家住的是一個大四合院，爸爸媽媽睡在北邊西側的屋子裡，我和弟弟睡在南面東側的大房間裡。四合院旁邊住了許多農民，我和那些農家的小夥伴玩的非常融洽。他們請我吃烤白薯，我則叫他們騎腳踏車。我那時是有點傻裡傻氣的，還曾經一邊蹲茅坑一邊吃白薯，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很有意思。
四合院的西邊有個網球場，在網球場的南邊有一個平房，我父親的英文秘書就住在這個平房裡，我們都叫她金小姐。她的名字我忘記了，不過我還記得她養的哈巴狗的名字，叫Terry。小狗長著柔順的、金黃色的毛，非常招人待見。Terry最喜歡我們的廚子，到了廚子做飯的時候，Terry就顛顛地跑過去。Terry這時候表現得特別乖巧，廚子說“你打滾”，它就在地上打個滾。Terry除了跟廚子好以外，跟我也特別好。我經常帶著它一起玩。
爸爸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很多，除了帶我們出去玩以外還會給我們講述他童年的故事。父親小時候讀的是私塾，他六歲那年，又一次放學回家，在路看到一個廟裡有唱戲的。他就擠進去看，戲台上那些入將出相的情節深深地吸引了他。看得正入神的時候，忽然覺得有人在後面推撞他。他回過頭一看，他的一個同學正在得意洋洋地嘻笑。這下可把他氣壞了，照著那小孩的面頰就是一巴掌，打得那個小孩臉上立馬出了五個紅手印。父親知道自己闖了禍，趕忙回家躲在臥室蒙頭大睡，不料那孩子跟他的母親跑來跟我祖母吳太夫人論理。吳太夫人給人陪完不是，也不說話，拿了一個小木棍，來到父親睡覺的屋子，掀起被子，狠狠地揍了父親一頓。父親說這件事對他一生的影響非常大。
1903年，父親在父母的安排下隨同他的大哥到外國人在保寧辦的一所學校去讀書。保寧離他們家大約有四百里的路，中間還有許多山。父親和他的大哥要走著到達保寧，在路上，他們跟背鹽包的勞工一起氣喘吁吁地爬山，晚上就跟他們一起在村里簡陋的客棧中寄宿，大家在一個大木盆中用熱水燙腳，然後一起吃飯。這是父親第一次近距離地接觸到中國的“苦工”，並且感受到他們的生活。
第二天，父親從天津趕回北京，早有人在車等候父親並告誡不要回家或者“平教總會”，因為那裡都有軍隊看守了。父親當即就決然前往憲兵司令部，質問拘捕“平教總會”同仁的理由。氣焰囂張的憲兵在父親浩然正氣的質問下竟然推諉起來，說是奉命辦事。父親當即要求“本人願入監，請釋放我的同仁”。
父親不但是一位教育家，而且還是一個報人，我覺得他有那個時代報人的風骨。在父親創辦“平教會”初期，他和他的同仁們還創辦過一份報紙，叫《農民報》。1915年5月9日，袁世凱承認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以後每年的這一天，我國民間都要集會紀念這一國恥。1928年的5月9日，《農民報》發表了勿忘國恥的紀念文字。北京奉軍憲兵司令部竟然認為有損國家威嚴，派兵封查《農民報》，還包圍了“平教總會”，指名要逮捕總幹事晏陽初。
當時父親正好有事去了天津，父親的同事陳築山面對氣勢洶洶的憲兵面無懼色，並自請前往憲兵部。可是憲兵部不但帶走了陳築山，還把“總會”的全部職員一起帶走。第二天，父親從天津趕回北京，早有人在車等候父親並告誡不要回家或者“平教總會”，因為那裡都有軍隊看守了。父親當即就決然前往憲兵司令部，質問拘捕“平教總會”同仁的理由。氣焰囂張的憲兵在父親浩然正氣的質問下竟然推諉起來，說是奉命辦事。父親當即要求“本人願入監，請釋放我的同仁”。憲兵雖然拿父親沒有辦法，但也沒有答應他的要求。後來父親通過張學良將軍才把他的同仁們救出。說起這一段事情，中間還有一個小插曲，，父親得到張學良將軍的回覆之後，前往憲兵司令部看守所，發現陳築山正在專心致志地教兩名憲兵讀千字文，都沒有發現他的到來。當陳築山他們離開看守所的時候，有的憲兵竟然依依不捨起來，希望陳能教會他們讀書。
父親說，為什麼我們要深入民間？為什麼不在大城市當校長做官？我們這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學經濟的、學教育的、學政治的、學農業的、學衛生的……不願留在大城市，要到人民民眾生活中去找一條生路，這種做法是革命的空前的，在我們的歷史上是沒有的……
今天的人們經常說博士下鄉這個詞，其實我父親跟他的同事們在78年前已經在當時的定縣親身實踐了。
剛才我跟你講過，我們家在1929年搬到了定縣。父親穿粗布大褂，號召知識分子“走出象牙塔，跨進泥巴牆”，“我們從北京連家屬一同去，與農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樣，才逐漸成了農民的朋友、親人。”
當時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實驗區每年在職人員大約120人，除了我父親，還有擔任過國立北京法政專科學校校長的陳築山、創辦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並擔任校長的鄭錦，留美的謝扶雅、瞿菊農、馮銳、熊佛西、李景漢、湯茂如、霍六丁，留日的陳築山、張天放，留德的黎季純和留法的孫伏園等海外歸來的博士、碩士，也放棄都市優越的工作條件與舒適的生活環境，舉家遷入偏僻艱苦的定縣。有專家說這一舉動標誌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學而優則仕”與“坐而論道”等傳統觀念的超越。
父親說，為什麼我們要深入民間？為什麼不在大城市當校長做官？我們這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學經濟的、學教育的、學政治的、學農業的、學衛生的……不願留在大城市，要到人民民眾生活中去找一條生路，這種做法是革命的空前的，在我們的歷史上是沒有的。
“自北京遷到定縣，不是地理上幾百里路的距離，實在跨越了十幾個世紀的時間。我們必須克服一切困難，在各方面盡力使我們適應鄉村生活，和農民同起同居，千萬不能在定縣形成小北京！”父親這樣註解走進民間的真實意圖：我們知道自己不了解農村，才到鄉間來求知道。我們不願安居太師椅上，空作誤民的計畫，才到農民生活里去找問題，去解決問題，拋下東洋眼鏡、西洋眼鏡、都市眼鏡，換上一副農夫眼鏡。換句話說，欲化農民，須先農民化。可是農民化不容易，必須先明了農民生活的一切。
“我們知識分子應該向平民學習。他們受了千辛萬苦，他自己有一種不朽的經驗，他們受過的苦楚，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要很好地向他們學習，民間流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觸景而行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氣派多大！這些話很能代表一般鄉民的精神狀態。”
當時父親在定縣推行的鄉村教育，概括起來可以說是推行四大教育，就是：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
其中主要的是文藝教育和公民教育。文藝教育在定縣包括運用注音字母識字遣詞；閱讀聯繫實際指導行動的課本、文藝創作和民間讀物；學習科學技術常識開展實驗。還創辦農民報、組織農民投稿、編輯、發行，稿件涉及文藝、生計、衛生、社會公益活動、抗日活動諸方面，不會寫的字可用注音字母代替。當時平教會創辦了縣廣播電台，組織農民編排節目，播放國內外新聞、教唱歌曲、播送農產品日用品行情及教育動態。公民教育主要是進行團結、自治的教育和組織工作。以平民學校畢業生在各村的同學會為核心，開展各項社會教育公益活動。實際上，農民報、廣播電台、農民劇團、衛生保健網、農業合作社都起著教育和組織作用。
我對平教會的印象，對農民工作的印象都是從父親那裡知道的，他跟我講他們在農村的故事。他說：平民學校畢業生是以後鄉村建設的骨幹，他們組織起來成為畢業同學會。他們有時候去抓賭，賭錢都是地主在那裡賭，他們抓賭地主把他們趕出來。那么怎么辦呢？只好在地主的門上灑糞，灑的是驢糞。我父親說：""抓賭好是好,但是,當是用法律的辦法去解決,不要自己去這樣做。""
那時候日本人已經越來越逼近定縣了, 那一帶已經開始武裝了。我看到平民畢業同學會有自發的武裝。我們有一個巴中縣的親戚,，黃埔軍校畢業的，他學的是警察，他到定縣給平民學校學生做軍事訓練。他們是有帶武裝的，帶盒子炮。
從我父親的工作，我對農民能夠組織起來，能幹些公益的事就有印象了。後來我到了南開中學，那時候有個同學對我說共產黨的事，說共產黨組織農民打日本，我就信了，我說農民是可以組織起來的。從那時起我就比較篤信共產黨了。
1943年7月，父親入住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附屬醫院做了全身檢查，沒有任何疾病，醫生說如果他的身體再增加幾磅，就會有更加充足的精力來提高工作效率。父親愉快地走出醫院，當即和美國作家Mr.J.P.McEvy聯繫進行合作撰述工作。父親口述“平教總會”在戰前戰時的工作和心得。兩人經過討論後，決定新書的名字就叫《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平民教育手冊》……
二次大戰後期，美國總統羅斯福針對殘滅人性的法西斯主義，提出“四大自由”口號；即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父親對這種說法作了補充。那就是於這四種自由之外，人們還應該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他把這個論題跟美國的朋友研討，獲得了非常熱烈的反應。他覺得有必要寫一本書對這個觀點進一步加以闡述。1943年7月，父親入住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附屬醫院做了全身檢查，沒有任何疾病，醫生說如果他的身體再增加幾磅，就會有更加充足的精力來提高工作效率。父親愉快地走出醫院，當即和美國作家Mr.J.P.McEvy聯繫進行合作撰述工作。父親口述“平教總會”在戰前戰時的工作和心得。兩人經過討論後，決定新書的名字就叫《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平民教育手冊》。並先由Mr.J.P.McEvy把綱要寫成文章，刊載在當年11月的美國《讀者文摘》。文章簡要敘述中國“平教”工作以及父親榮膺“現代革命者”的事跡，結論引述他的話說：“全球三分之二的人都陷於苦力階級”，“沒有任何一國能超越其民眾而強盛起來的。只有這許多大眾——世界上最豐富的尚未開發資源，經過教育而發展，且受教育而參加他們自己的建設工作；否則將沒有和平而言。”“平民教育將造就每一個人成為完全的人，那時他就是任和其他人的兄弟！”“我謙恭地相信，世界需要這一世界民主、世界和平的教育。這樣，我們不能只擁有‘四大自由’，還有第五種自由，比較其他四項都顯得偉大。沒有它，我們何能有四大自由？這就是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當時《讀者文摘》有九種文字版，每期銷售一千萬份。父親的警語就藉它的廣泛發行傳布世人。60多年過去之後，我們回過頭來在想想父親的話，應該還是很有意義的。
1947年，四川閒馬場的“平教總會”被解散了，平民教育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做法，父親當然就是資本主義的走狗。父親的“平民教育”在國內無法進行下去了，之後就去了美國，繼續推廣他的平民教育。父親當時問還在美國讀書的我，解散平民教育會可惜不可惜，我回答說不可惜。父親嘆了口氣，沒有說話……
我認識到父親的價值經歷了一個過程，我剛才跟你講過有一件事影響了我，使我對於共產黨的事業非常相信。
1947年，四川閒馬場的“平教總會”被解散了，平民教育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做法，父親當然就是資本主義的走狗。父親的“平民教育”在國內無法進行下去了，之後就去了美國，繼續推廣他的平民教育。父親當時問還在美國讀書的我，解散平民教育會可惜不可惜，我回答說不可惜。父親嘆了口氣，沒有說話。看得出他對我是比較失望的。
1950年我選擇回國，父親沒有阻攔。回國後，我對國內的形勢感到雀躍鼓舞，當時我說，如果讓我在父親和共產黨之間選擇一個，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共產黨。當時我給父親寫信宣揚我們國內的建設是如何紅火。他都不置一詞。
在我們兄弟幾個當中，父親最喜歡的是我的小弟弟晏福民。弟弟是我們家最有出息的男孩，他講話很有分寸。小時候家中來電話，他接電話的時候非常有條理，別人也常常對父親誇獎他。
後來他到了北京大學學政治經濟學，是父親推薦的。父親的本意是要他在將來繼承他的事業。在那個時候他就參加了地下黨。建國後在國家體委工作，當時賀龍是體委主任。當時體委的許多會議就是弟弟福民主持的，賀龍元帥很欣賞他，經常點名讓他主持會議。
後來發生了文化大革命，賀龍元帥被關押起來。作為賀龍的得意門生，弟弟福民也被隔離反省。他想不通，就臥軌自殺了。當時我也在隔離之中，讓我寫了很多檢查，主要是檢討父親的反動，後來我就把這些檢查燒掉了。弟弟的情況比我要複雜一些。
對於弟弟的死訊我們對父親隱瞞了很久，可是沒有多久他就察覺到了。他說，怎么這么久沒有福民的訊息呢。之後就隱瞞不住了。弟弟的死使父親很悲痛，也很氣憤，卻又無可奈何。
現在，我也老了，逐漸認識了父親思想的價值。我覺得父親的思想可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重要補充，如果可以讓他的平民教育在國內繼續推行下去，國內的農民狀況可能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序言
自序：首先是興趣，然後才是意義
大概是在8年前，我還在上大學的時候，經老師謝志浩的推薦，看到一本書，書的名字是《逝去的年代》，著者謝泳。在那本書中，我讀到了一個年代的燦爛，讀到了一群人物的文採風流。當時，我正在老師的影響下，對近現代的學術史教育史以及報業史發生興趣。冥冥中，我感覺我注定要與這些人物發生某種關聯。
那種想法，只是簡單的對於一群人的羨慕和敬仰，對於那些如煙往事的興趣也僅僅幼稚地停留在在與友人聊天時，獲取一點讓別人稱讚我淵博的談資。然而，隨著一點點地深入，頭腦里的思路越來越清晰，疑問也越來越多：為什麼在一個戰亂頻仍的年代中，那些人可以作出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什麼在支撐他們堅定的信仰？又是什麼樣的環境，讓他們保持了或是問學或是從政或是辦報的良好心態？少年心事當拿雲，當年年少輕狂，竟然想寫一部專著，描述當年的文化生態，也就是大學、書局以及報館之間的關聯。回顧所來徑，若說“古之學者為己”，是拔高自己，但是確實只是為了解答自己心中的種種疑惑。年少輕狂，所以無畏，一個想法產生了，就不顧其他，一心一意想去完成。泡圖書館，查閱資料，在別人眼中看來瑣繁的事情，在我，竟然做的津津有味。
然而越是有一些了解，越是不敢貿然出擊，只是零零散散地撰寫了一點小文章，有些朋友認為還有一點價值，就拿去在報刊上發表，有些還引起更多朋友的注意，這在我，不免有些小小的得意，有時竟然以“歷史研究者”自居。當年的那些想法，依然時而清晰地在腦海中閃現，不過，那種追問的欲望，卻日益消減。依然還記得自己在第一次讀到年鑑學派歷史學大師布洛赫的經典著作《歷史學家的技藝》的那種震撼，那本書幾乎完全改變了我的閱讀思維。布洛赫在那本書說：我所呈現給讀者的，不過是一位喜歡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藝人的工作手冊，一個技工的筆記本，他長年擺弄直尺和水準儀，但決不至於把自己想像成數學家。這番話讓我心有戚戚，對於我來說，做這些事情，首先考慮的不是這個事情會產生什麼意義，而是先要拷問自己：你對這件事情有多么感興趣？何必妄談什麼思想，把那個時代的文化生態勾畫出來，有心人看到，自然會會心一笑，那些人物的意義，不就是在當代凸現了么？曲徑通幽，這也不正驗證了另一位歷史學大師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了么？
以上所說，是對自己思想的一個簡單交待，預示著後來一切事情的淵源。2001年11月，我從石家莊來到北京，當時便有一個小小的想法，那就是借用北京得天獨厚的條件，採訪上個世紀那些文化名人的後人，藉助他們的記憶，讓那些人物重新鮮活起來。但是我生性疏懶，再加上自耽學識也淺，遲遲沒有付諸行動。只是那種在字裡行間閱讀這些人物的沉迷，卻絲毫沒有減弱。曾經想採訪的第一個對象，是清華大學永遠的校長梅貽琦先生的公子梅祖彥，在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先生的引薦下，我和梅祖彥先生接上了頭，當時老人正在住院，他的夫人告訴我，等老人身體稍微好轉，可以讓我跟老人聊一聊。時隔不久，我再次撥通老人家裡的電話，遲遲沒有人接聽，當時心中便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於是給黃先生打電話詢問。果不其然，梅先生因病故去。心中自是遺憾，許多想向老人詢問的問題，自此再無可能。我心裡想，這些風流人物的子女，在今天大多已經年近古稀甚至已達耄耋，他們於現存史料之外對這些文化名人的記憶，也愈發顯得珍惜。要搶救，更要保留。這樣的想法，也愈發強烈。
但是這樣做，需要一個良好的平台，進行起來才能更加順暢。就在我輾轉之間，新京報創刊，作為一個有點想法的新聞人，我先是遲疑，繼而觀望，然後才有了堅定不移的想要選擇她。我對一個在南方報業的朋友說：我想去新京報，你能不能幫我引薦一下？其實，我知道朋友對我能否適應新京報心存疑慮，他知道我喜歡做什麼，也知道我喜歡寫什麼。但是他還是把我的簡歷推薦過去。就這樣，我進入了新京報。這個在我看來繼承了中國所有優秀的報業傳統並有所發揚的報紙，對於一切有想法的年輕人有一種包容的情懷和氣魄。
進入報社做了一段新聞之後，在一次聊天中我跟總編輯李多鈺說起我的想法。因為工作緊張，我跟李總接觸並不很多，但是簡短的幾次接觸，讓我感覺到她是一個獨具慧眼並且寬厚的領導，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有許多觀念，不謀而合。她聽我說完想法，對我說：你來做吧。這樣就有了這個系列的採訪。
也就是在此時，我才明白，我和那些文化名人之間，到底要產生一些什麼樣的關聯。接下來，開始一個個的尋訪。這些人的後代散落各處，尋訪起來，也是費了一些功夫，在這裡我要向一些曾經幫助過我的師長致以謝意，這不是多餘和客套。
我開始採訪的時候，正值北京夏季的來臨，有時走在採訪的途中，地面的高溫燙的腳板生疼，但是採訪結束的時候，總是收穫一些感動和震撼，一個時代，正在我的腦海中慢慢復活，和那些老人真誠的聊天過程，後來變成了呈現在報紙上面的一篇篇文章。大概是採訪到第六期，逐漸接到一些讀者的電話和意見反饋，他們說他們喜歡這樣的故事。也有一些學界師長，建議我採用第三人稱，這樣表述上會更清晰，也會少去一些限制。但是我還是採取了這樣的一種方式，因為這裡面，其實有那些接受我的採訪的老人們的一份心血。君子不掠人之美，我扮演的角色：只是一個聆聽者。我的思想在這些老人的敘述面前退避三舍，隱藏在我們聊天過程的背後，那是另外的故事。不過，若是在敘述中若是存在一些錯誤，那一定根這些被採訪者無關，若非筆誤，則一定是我誤聽，讀者諸君，應該責我怪我。
一個年代逝去了，只要對於生活在那個時代的風流人物的記憶不絕如縷，就有可能再次衍生出當時的那種環境。人物雖然無法複製，但是思想可以延續。我想，也這也算是這個系列採訪的意義所在吧。
現在呈現給讀者，是我已經完成的一部分工作，但是並不意味著這項工作已經完成，因為諸多原因，有很多文化名人的後人我沒有採訪到，有的是因為聯繫不上，或者是過去的一些事情現在還不好談，若有有心人，能夠延續這個工作，我會感到欣喜。
名人推薦
謝泳：陳遠的學術追求
（廈門大學教授）
作為一個記者，陳遠最近完成的關於學界名人之後的採訪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他完成的採訪不是一般的報紙採訪工作，而有較高的學術含量。這與採訪者的學術眼光有關。
陳遠雖然很年輕，但他自己對中國現代學術史研究非常有興趣，也有過學術上的一些準備，所以他最後能選擇學界名人之後作訪談不是偶然的。我看了他大部分的訪談，感到這種工作不僅有意義，而且非常及時，也非常重要。這種工作本身也是中國現代學術史研究工作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它集中起來可構成近年學術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這個工作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完成，與陳遠個人長期對中國現代學術史的關注有很大關係，因為是有備而來，所以能達到較高水平。至少我們從他對學界名人之後的訪問中，可以看出這些學者人生經歷的曲折和他們的一部分內心活動，了解這些學術之外的活動，對於研究中國現代學術史是非常有幫助的。因為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並不一帆風順，越往後受政治影響越重，而學者本人在政治風浪中的選擇，使他們的學術研究受到很大的影響。
陳遠本人選擇學界名人之後的學術眼光，是在長期關注中國現代學術史研究中完成的。我個人以為，他對中國現代學術史中學者命運的關注，對以後研究學術史有很大啟發意義，他這個較為完整的研究計畫，以後還會有許多豐富的內容會浮出水面，希望他的工作能完成的越來越好。
智效民：記者的眼、作家的手、學人的心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員）
陳遠的文化名人後裔系列採訪已經告一段落，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工作。這些文化名人，既有大家熟悉的梁啓超、馮友蘭、沈從文、劉半農、鍾敬文、韋君宜，又有不大熟悉甚至很少聽說的晏陽初、楊振聲、王芸生、陸費逵、湯用彤、錢端升、陳鶴琴、容肇祖、馮至、沈鈞儒等人。他們有的是學者、報人、作家，有的是教育家、出版家、社會活動家，為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事業做出傑出的貢獻。了解並研究他們，對於認識苦難深重的20世紀，具有特殊的意義。然而自從進入20世紀以來，我們國家由於內亂外患相交迭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因此對歷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參證當事人的口述。然而，這些當事人或過早去世，或屢遭磨難，能夠留下口述材料者極為罕見，因此只能由他們的子女來彌補這一缺憾。
其實，近年來文化名人的子女已經紛紛拿起筆來，從不同的角度回憶自己的父母以及與之相關的人和事，其中周海嬰的《我與魯迅七十年》，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和王芝琛的《一代報人王芸生》（即將出版），都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有的甚至產生洛陽紙貴的轟動效應。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除了這些書為人們認識那段歷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外，更重要的是這些材料對已經形成的歷史定論提出了質疑和挑戰。於是人們在讀了這些書以後自然會想：究竟是誰在隱瞞歷史事實、歪曲歷史真相？他們為什麼要這樣？
其實，已經出版的這些書僅僅是冰山的一角，還有大量的人和事未能披露。在文化名人的後代中，能夠拿起筆來的畢竟是少數，這就需要有人去採訪他們，幫助他們把經歷的事情寫出來，為進一步反思20世紀提供更多材料。
陳遠一直關注著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因此在他的系列採訪中這些材料隨處可見。當然，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及其命運，還應該放在更廣闊的背景中去考察，這恐怕是系列採訪的一點不足。我在研究“胡適和他的朋友們”時，就注意到這是一個被人遺忘的群體，他們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後的歐美留學生。與早幾年的留日學生相比，這個群體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他們學成回國後，大多數進入學術文化界，不像留日學生那樣大多進了軍政界。第二，他們的學問和人品都很好，對現代文化教育事業貢獻很大。第三，與早年的留日學生以至後來的留法、留蘇學生相比，他們更具有包容性和建設性，而不是革命性和破壞性。所以我認為他們是整個20世紀根基打得最好、路子走得最正的一個優秀群體。遺憾的是，當他們以學術至上的理念投身於文化教育事業以後，卻遇到了國民革命、抗日戰爭和三年內戰，他們的努力還沒有開花結果，就被革命的大潮席捲而去。這一切，作為文化名人的子女，應該有更深切的感受。我希望今後的採訪應該注意挖掘一下這方面的材料。
記得有一位朋友說，一個合格的報人應該有“記者的眼、作家的手、學人的心”。如果讓我補充的話，還應該加上“百姓的情”。借用一位文化名人後裔的話，這種情感“說到底只有一個，那就是愛國。這是他那一代人的共同特點。”我發現，這一特點在記者和受訪人身上也有明顯表現。因此，這個採訪系列不僅僅是簡單的對死者的思念。
謝志浩：百年口碑沉浮錄
（河北科技大學文法學院教授）
百年中國史承載著中國人的光榮與夢想，苦難與悲愴，蒼涼與激越，恥辱與堅強。但是，在極端意識形態的史觀的中，豐富生動的歷史變得乾癟了，群星燦爛的人物政治化了，大學書局報館湧現的現代化的精神資源被遮蔽了。一句話，中國現代史從來沒有用理性的眼光寫出過。
真正意義的百年中國史，實在是一部文藝復興史。儘管中間五十年曾一度背離現代化的大方向。對待歷史，要擺脫固有教條的束縛，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因為我們似乎在一夜之間就把一些很好的精神資源輕而易舉地抹掉了，真象在電腦里把一些垃圾檔案清空一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謝泳先生號召重寫現代史。其實，在我看來，百年中國史一直未曾寫過。長期以來，中國人對現代史的了解，僅僅局限在胡華主編的《中國革命史》。這一格局可以說到現在也沒有真正改觀，由此出現了一種奇觀，已經被寫濫的百年中國史，居然還有大片大片的空白。陳詞濫調往往伴隨著呆板固執的程式，令人不忍卒讀。很難想像我們曾出現過司馬遷。新的史觀呼喚新穎的形式和新的寫法。
陳遠君採用口述史的形式。就我所知，大陸學人較早使用這一形式的，當推鍾敬文教授的哲嗣鍾少華，書名叫《留日學者談日本》。後來陸續看到一些口述史的著述，劉小萌、李輝、陳徒手先生都取得了口述史學的成績。但是迄今為止大陸口述史學的品格還不是那么純粹，品種還似乎有些單一。文人作家的口述體著述多存有淺薄的病灶，這或許是由於口述者自身的局限，更多的恐怕是由於口述史學研究者的局限，大陸的眾多口述史著作欠缺哲學的深度和歷史的廣度。看來，我們應該發展針對學者教授和政治家的口述著作。
陳遠更願意把自己定位成“有思想的聊天者”，我覺得這是一種可取的態度。口述史有著一定的優長，但是在我看來，口述史的分寸極難把握。如果我們對口述史的主人公沒有理性的判斷和客觀的態度，就會被口述者牽著鼻子走，難以成為信史。如果我們對歷史材料有高度的自信，那么，口述者的工作似乎變得可有可無。假如口述者敘述自己的長輩，那么，分寸的把握更是難上加難。好在陳遠所選取的口述主人公在當代士林譽多於毀，加以他所具有的同情的了解和溫情的敬意，主人公的滄桑歷程和人文關懷，還是氣韻生動，流光溢彩。
陳遠選取的口述主人公多一代名流。也許是受到了採訪口述者的制約，略顯參差不齊。好在口述史學在大陸還是新生事物，加以陳遠均異常執著，相信以後會有更出色的成績。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梁啓超、梁漱溟、晏陽初、張申府、湯用彤、馮友蘭、容肇祖、錢端升、陸費逵、王芸生、陳鶴琴、劉半農、楊振聲、沈從文、鍾敬文、馮至諸先生都對中國現代化做出了貢獻，都是百年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應運而生的一代巨人。
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特徵非常有趣。文學藝術在以往意識形態化的史觀中，被提高到一個不適當的位置。其實，比較世界各國的文藝復興史，中國作家的成就並非是經典的。中國作家往往欠缺偉大的心胸和高尚的人道主義關懷。百年中國學術史確實非常有趣，學人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確是百年中國史的精神資源。這部口述史的主人公除了陸費逵、王芸生、梁啓超、晏陽初先生外，張申府、湯用彤、馮友蘭、容肇祖、錢端升、陳鶴琴、劉半農、楊振聲、沈從文、鍾敬文、馮至諸先生都曾任教於大學，多為名重一時的傑出教授。湯用彤先生曾任北京大學的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先生長期擔任清華大學的文學院院長，楊振聲先生曾任國立青島大學的校長。在我理解，文藝復興其實是作育發揚個性的風氣，百年中國大學有一段時間充當了民主與自由的場域。中華書局的主持人陸費逵先生，《大公報》後期巨頭王芸生先生都以推動國家的現代化為己任，都充滿著民胞物與的情懷。晏陽初先生是卓越的社會活動家。他們的工作實在令人難以忘懷。
我們發現憶舊的人越來越多了，喜歡新潮和熱鬧的電視近年居然播放了大量“城南舊事”。當憶舊成為一種時尚的時候，更需要有深度的回憶者和有思想的聊天者。更需要守先待後，文化自覺。
李輝：有些人不應忘記，有些事應該知道
（傳記作家）
時間真的很殘酷。分分秒秒，長長短短，一天天過去，把往事過濾，把記憶刪減。現實在迅疾變化中呈現出五光十色，讓人眼花繚亂，來不及沉澱，就匆匆走完一程。如此這般，循環反覆，許多人與事就成了歷史，消失得無影無蹤。
然而，有些人不應該忘記，有些事更應該知道。
這一切，首先不能缺少的是對歷史人物的溫故，對歷史細節的追尋。畢竟有些人被遺忘得太快，有些事我們根本還不曾知曉。因此，當《新京報》創辦伊始推出“文化名人之後訪談系列”時，我便成了它的讀者。作為一個對歷史有濃厚興趣的人，我欣賞策劃者所選擇的這樣一個角度。重新提及或許正在被今人淡忘的那些文化名人，聽那些文化名人的後代講述我們原本不知曉的事，我們對歷史場景中的人與事的了解從而會漸漸更加具體而豐富。
如今報業競爭白熱化，讓人時常感嘆於八卦新聞乃至明星緋聞的“走紅”，已經漸漸改變著媒體中人曾經有過的歷史關照與文化品位，蠶食著媒體的精神風骨與文化品格。在此種情形下，該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精神一爽。我雖與陳遠未曾謀面，但從來信中可以感受到這位年輕編輯的歷史興趣和文化情懷。他告訴我他計畫集中採訪一批二十世紀重要文化人物的後代，通過他們的講述，讓今天的讀者知道那些不應被忘記的人與事。
於是，將近一年時間裡，陳遠為讀者推出了一個又一個訪談。從考古家到文史學家，從作家到藝術家，在後人的回憶中，在以老照片為映襯的版面上重又走進我們的視野。在後人的親切回憶中，我們知道不少文化名人的喜怒哀樂，知道了他們的生活習慣和工作細節，還有我們不太了解的苦衷與磨難。
我曾多次做過文化人的採訪，深知尋找線索和對話的艱難。但陳遠做得非常出色。當然，往事一旦進入回憶階段，就不可避免被時間過濾，而後人的回憶更難免再多一層情感的過濾。不過，即便如此，任何角度的回憶，任何考慮的後人評說，都是為我們提供認識歷史的一種角度。我從來認為，誰都不可能窮盡歷史真相和人物內心，即便檔案、日記、書信，也只能是在某一角度上比回憶更可信，但也並非全部，甚至絕對可靠。這就需要我們多一些史料，多一些角度，只有這樣，對歷史真相和人物性格的認識才會相對豐滿，相對真實。陳遠和同事們所做的正是補充記憶、豐富歷史的工作。
不應忘記的人和應該知道的事情，無疑為《新京報》這樣一家新創刊的報紙提供了大量歷史信息，它們是對一張報紙的文化品位的提升，是對由大量八卦新聞或陳詞濫調形成的媒體浮躁的一種有意識的修補。當然，這樣的訪談不會更也不應是一家報紙的主體，但它頗值得一做並占居一席之地。雖非熱點，但能滿足一部分讀者的需求，足矣！
陳徒手：期待更勇敢的突破
（學者）
從《新京報》上不時讀到陳遠採訪文化名人之後的系列文章，心中還是一陣陣欣喜。一張新起的報紙敢於用大版面系統地刊發如此文化內涵的作品，應該說有很強的歷史責任感和啟蒙意識，這樣的辦報值得人們的敬重。陳遠作為一個年輕的學人、記者，常年追蹤被訪人物，做了大量案頭工作，選題紮實可靠，當事人的講述很有力度，基本上還原出當年的歷史氛圍，陳遠這種孜孜不倦的採訪精神也讓我們欽佩的。
做這些採訪，要對當時的背景有相當的了解，善於與被訪者交流，也需要很強的梳理能力。可以想像，陳遠從事這項工作是要付出艱辛的勞動，欣慰的是他的這一組文章獲得了很好的社會影響，我在一些場合聽到相識的文化人對陳遠的採訪的讚賞。我記得在楊團講述韋君宜的文章里，韋君宜老人曾對女兒說過這樣一個願望，要把中國的歷史留下來。老人的話很簡單但極有意味，也切中了中國當代史研究中一個隱而不露的癥結。什麼樣的歷史值得留下來，如何保留給後人，又靠什麼樣的人去從事保留工作等等，我覺得讀者在閱讀了陳遠的文字之後，應該更深層次地去理解韋君宜老人的話，理解到歷史時光在匆匆流逝而機不可失的緊迫感。
其實，像章乃器、顧頡剛、馮友蘭、范長江、王芸生等人物，他們的家屬多有專著或專文描述過，人們也多有了解。但是我依然愛讀陳遠的最新採訪文字，因為他又有許多新的發現，新的感悟，依然能看到韻味無限的細節，而人物就在一連串的細節中站立起來。比如章乃器打了右派後大家躲避不及，而中組部部安子文卻在會議場合走過來與章握手。讀到這裡時，我忍不住停頓一下，想一想猜一猜其中的含義，可能安子文本人並無他意，但放在政治大背景下也值得尋味。再如王芸生正在會上做檢查，準備等著掛右派的帽子，可是突然來了一輛小車把他接回家，到家後把王放下，沒有說什麼車又開走了。這種神秘性讓各方面的人不解，王也墜入迷陣。後來才知道是高層領導發話：“光明日報文匯報的主編都打成右派了，大公報的王芸生就放他一馬了。”但是王並沒有因此解脫，他寫了違心的批判文章，對《大公報》 “蓋棺定論”，親手“埋葬了它”。這種揪心的痛當時又有幾人能體會到？
大家對陳遠有所期待，期待他在以後有更勇敢的突破，有更多全新的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