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祖上世代務農，“稱素封”。父親所聞，以文學江南。萬曆四十七年中進士，官至刑、工兩部郎。陳子龍六歲入學，勤治經史，力攻章句。天啟三年（1623），十六歲舉童子試，名居第二。時大批廷臣因為反對魏忠賢，紛紛被削職為民或逮之獄死。陳所聞告病在家，每閱邸報，扼腕嘆息，教陳子龍剖析邪正，明辨是非。天啟五年（1625），閹黨矯旨到蘇州逮捕乞假在家的文選員外郎周順昌，激起吳民公憤，“奮擊緹騎至死”。為伸張正氣，抗議閹黨的不法行為，陳子龍冒著滅族的風險，縛草為人，“書奄名射之”②。從這一年開始，他先後與本郡夏允彝、徐孚遠、周立勛、宋徵璧以及蘇州、等府的一些文人學士結為好友，切磋學術，議論時務，後來大都成為明季江南黨社運動的骨幹分子。天啟六年（1626），補松江府學生員。父病歿，居家守孝，閉門不出，博覽群書，尤其致力於古文詞。
崇禎元年（1628），陳子龍二十一歲，與湖廣寶慶府邵陽知縣張軌端之女結為夫妻。後納妾蔡氏等三人。當時，江南一代名妓柳如是（1618—1664），年方二十餘，“色藝冠絕一時”，詩賦輒工，尤長近體七言，堪稱才貌出眾，風流十足。不少文人才子對她“一見傾心”，愛慕不已，繾綣而別。陳子龍雖曾流連聲色詩酒，但對柳如是卻沒有好感。柳如是以陳子龍“負海內重名”，欲委身於他，從盛澤至松江屢以刺謁，自稱女弟 。陳子龍與柳如是一度相戀之關係，清代雖已有人談及，但經陳寅恪先生《柳如是別傳》抉微更進而彰顯。據《柳如是別傳》考證，崇禎八年春夏之季，陳與柳曾短暫同居，兩人感情相當深摯。然而終不得諧連理，一是由於陳妻張孺人不能相容，柳亦不願為妾；二是由於陳當時經濟狀況不能滿足柳之要求。如此分析，入情入理，但只道出了他們最終分手的外因。陳、柳情緣花而無實，究其內因有二：一是陳受日趨保守的士風影響，沒有勇氣違禮而動；二是陳對待女性的態度相當傳統，與柳追求平等自由的觀念相左。
崇禎二年，陳子龍中秀才，拔為第一。是年，夏允彝、杜麟征二人以“老困公車，不得一二時髦新采，共為薰陶，恐舉業無動人處”，在松江組織“幾社”。“幾者，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勛、徐孚遠、彭燕又三人。陳子龍“甫弱冠，聞是舉也，奮然來歸。諸君子以年少訝之，乃其才學則已精通經史，落紙驚人，遂成六子之數”②，世稱“幾社六子”。幾社和其他文社一樣，起初是通過以文會友，選擇知己，學習制藝，後來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逐漸演變成一股政治勢力。幾社的主要特點是取友極嚴，非師生子弟不得入社，社友親如兄弟。它成立後匯刻制藝範本《幾社壬申文選》，集六子之文，人各六十首。又刻《幾社會義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幾社的聲勢由此大振。陳子龍的名氣亦因之日重，“問業者日進，戶外屨滿”。崇禎三年（1630）秋，應鄉試，中舉人。次年，赴京師會試，“為省中某公所黜”，落第歸里，從事古文詞。又作書數萬言，極論時政得失，本欲上奏朝廷、以友人戒之而止。崇禎七年春，再度應會試，復不第，回家閉門謝客，“專意於學問”，作古詩樂府百餘章。接著，在松江南門外阮家巷陸氏別業南園讀書、寫作，成《玉堂集》、《平露堂集》。崇禎十年，第三次公車北上，榜發，與夏允彝同中進士，俱在丙科，當就外吏。陳子龍選得廣東惠州府司理，未抵任而聞繼母亡，回家治喪。
此時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促使一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對王門後學的空談誤國產生強烈的不滿，大聲疾呼“經世致用”，以改變殘酷的社會現實，陳子龍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這一時期，他為古代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做了兩件極有意義的事情。
崇禎十一年（1638）夏，陳子龍以“君子之學，貴於識時；時之所急，務之恐後”①的緊迫感，與徐孚遠、宋徵璧一起，取明朝名卿大臣“有涉世務、國政”之文，“擷其精英”，“又旁采以助高深”，“志在徵實”②，輯成《皇明經世文編》，凡五百零四卷，又補遺四卷。是書選文以明治亂、存異同、詳軍事、重經濟為原則，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政治、軍事、賦役、財經、農田、水利、學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並根據當時接觸到的許多現實問題，對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註，表達了編者的政治主張。陳子龍等人編輯此書的動機和目的，是為了“上以備一代之典則，下以資後學之師法”，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扭轉“俗儒是古而非今，擷華而捨實”①，不務實際的壞風氣。它是一部“從歷史實際出發，總結了明朝兩百幾十年統治經驗，企圖從中得出教訓，用以改變當前現實、經世致用之書。這部書的編輯出版，對當時的文風、學風是一個嚴重的挑戰，對稍後黃宗羲、顧炎武等人講求經世實用之學，也起了先行的作用”。
繼後，陳子龍又整理了徐光啟的農學巨著《農政全書》。徐光啟負經世之志，“其生平所學，博究天人，而皆主於實用。至於農事，尤所用心。蓋以為生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本”③。對於徐光啟的為人和學問，陳子龍向來是十分敬佩的，早年曾到北京拜訪他，“問當世之務”。徐光啟謝世後，陳子龍從其次孫徐爾爵處得《農書》草稿數十卷，日夜抄錄。崇禎十二年（1639），“慨然以富國化民之本在是，遂刪其繁蕪，補其缺略”50000530_2048_3④。“大約刪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⑤，燦然成《農政全書》六十卷。並作《凡例》，概述《農政全書》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內容、思想淵源和徐光啟的獨到見解。同時抒發了他本人的社會經濟主張。編輯《皇明經世文編》和整理《農政全書》，是陳子龍一生中在經世實用方面兩項最主要的貢獻。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經世”，即現實社會經濟問題，特別是農業生產是何等的重視。
此後，陳子龍曾一度“欲絕仕宦”，在家“廣其宅，示無志四方也”。然而，面對著明末農民大起義的燎原之勢和清軍的步步進逼，從鞏固明朝的根本立場出發，最終還是放棄個人打算，於崇禎十三年（1640）六月，出任浙江紹興府司理，尋兼攝諸暨知縣。在官之日，由於他的轄區連年水患成災，饑民蜂起，為了維護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他剛柔並用，剿撫兼施，一邊“力行保甲，設互首之法，申連坐之令”，鎮壓飢民起義；一邊親司賑事，救濟饑民，立粥廠，設藥局，養老幼，醫病疾，收死骨。十五年（1642）五月，在[font color=#3366cc]浙江[/font]巡撫董象恆節制下，陳子龍督撫標兵千餘人到浙江遂昌縣，積極參加浙、贛、閩三省會剿，鎮壓多年來活動在三省交界處的[font color=#3366cc]福建[/font]汀州人邱凌霄父子為首的山民起義。事平論功，陳子龍得增俸。十六年春，李自成起義軍破承德，南京大震。他受董象恆委派負責籌劃軍備，在餘杭等地築關建台，整修城池，鑄炮儲硝，並督運軍糧入南京。崇禎十七年初，陳子龍因招撫浙江東陽縣諸生許都起義有功，授兵科給事中。許都出身官僚家庭，富而任俠好施，原為陳子龍的舊友。陳子龍曾經數次薦之上官，不用。關於這次許都起義的原因和經過，有兩種說法。一曰，東陽知縣姚孫裴貪酷成性，藉口備兵，橫徵暴斂，坐許都萬金。許都乞免，不得。適義烏縣奸民假中官之名招兵事發，孫棐遂誣許都與此有關，“結黨謀逆”，於是急忙使人捕之。時，會許都葬母山中，有萬人參加。有人以此報告官府，雲許都反矣。孫棐遂遣兵捕之。許都被激起而反之，用孝布包頭，號“白頭兵”，以“誅貪吏”為號召。旬日之間，眾至數萬，連下蘭溪、東陽、義烏、武義、浦江，進圍金華，全浙大震。一曰，是年明末農民起義軍入江西，許都練兵自衛，姚縣令斥其不法，許都饋其千金仍不能解，且說許都隱匿吳昌時贓銀十萬兩，是應輸官。許都懼禍不能免，偕友人入縣衙門。令怒責之，且欲置之獄。許都等遂先發制人，執縣令，鞭數十，然後反其道而行之，將縣令關入監獄，封府庫，聚眾反矣。但許都投降後，由於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顧陳子龍的再三要求，違背當初許下的只要許都自縛來降，“當待以不死”的諾言，在許都率眾出山投降之後將許都及部眾六十餘人殺死。對此，陳子龍很是不滿；又聞祖母病甚篤，便沒有去赴任，於三月乞身歸里。
五月二日，陳子龍得知京師已陷，“國破君亡”，“號慟欲絕”，血淚沾衣。福王朱由崧監國南京以後，起陳子龍原官。六月入朝就任，上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又具三疏：“一勸主上勤學定志，以立中興之基；一上經略荊襄布置兩淮之策，以為奠安南服之本；一歷陳先朝致亂之由在於上下相猜，朋黨互角，以為鑑戒。”①在近兩個月內，陳子龍前後上三十餘疏，舉薦人材；批評馬士英重用阮大鋮；反對中貴四出選民女並乘機大肆擾民，橫行勒索。因為福王腐朽無能，朝政不修，小人當道，大權控制在首輔馬士英手裡，陳子龍的一切建議不但沒有被採納，反而引起馬士英的“深疑”，群小更是“見嫉如仇”。陳子龍“念時事必不可為”，憤然離開朝班，於九月請假回家。
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font color=#3366cc]南京[/font]失守，福王政權至此結束，陳子龍避地泖濱。有舊友陳洪範時已降清，派人招撫他和夏允彝，夏允彝抗辭答之，陳子龍則避而不見。又有故明參將洪恩炳，與陳子龍“素執弟子禮”，亦降清，自稱“安撫使”路過松江求見，陳子龍亦拒之門外，矢志堅持抗清立場。閏六月，江南各郡“競起兵為恢復計”，組織義軍，掀起轟轟烈烈的抗清運動。松江府籍的故明官員也同樣在城內募兵抗清。這時，陳子龍與徐孚遠及[font color=#3366cc]陳湖[/font]義士集眾千餘人駐紮陳湖，伺機起兵。夏允彝致書聯絡吳淞副總兵吳志葵、參將魯之璵率水師三千自吳淞入泖湖，總兵官黃蜚率船千艘、水師二萬人由無錫到此會合。是月初十日，陳子龍設明太祖像誓師起義，原明兩廣總督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尚書，陳子龍稱監軍左給事中，軍號“振武”。陳子龍所集義兵，雖有千餘之眾，但“餉無所辦”，且多泖濱漁人，不知紀律，未嘗作戰，甚不堪用，與吳志葵水師進攻蘇州失敗。黃蜚不聽陳子龍的勸阻，將二萬水師移營黃浦江，因沿途水道狹隘，不利旋轉，單行數十里，首尾不相應，僅支撐兩月，亦被清軍擊敗。八月三日，松江城陷，沈猶龍等皆陣亡。陳子龍在城西遇清兵，得逃脫，攜家走崑山。夏允彝投水死。
繼而，陳子龍避難青浦縣金澤，最後隱姓埋名入嘉善縣陶莊水月庵，托為禪僧，取名信衷，字瓢粟，號潁川明逸。在此，他與庵僧衍門同研[font color=#3366cc]佛學[/font]，並完成自撰《年譜》。
弘光元年六月，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閏六月，唐王朱聿鍵稱號於福州。魯王命陳子龍為兵部尚書，節制七省軍漕；唐王授其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
自清軍破揚州以後，吳江進士吳易與同邑舉人孫兆奎等共組“白腰黨”，起兵抗清，聚眾千餘，結營太湖，出入無常，連攻嘉善。順治三年（1646）春，又與蘇州清兵戰於吳江汾湖（分湖），大敗清軍，“斬獲過當”。陳子龍向魯王報捷。魯王封吳易為“長興伯”，命陳子龍視師浙、直。五月，陳子龍監臨吳易義師。後，陳子龍見其“輕敵，幕客皆輕薄之士，諸將惟事剽掠而已，師眾不整”，“軍紀日弛”，遂與之斷絕關係。至秋天，吳易被執，義師失敗。此時陳子龍因為“復明”大業不成，經常沈憂咤嘆，至廢寢興。及聞浙東、福州失守，“志不欲生，孤筇單幞，混跡緇流”。泣然曰：“茫茫天地將安之乎，惟有營葬大母歸死先壟耳。”即於七月遣家歸里，十一月，殯葬祖母於廣富林。並作長書焚夏允彝墓前，“述己所以未死之故，期不負夏公”。順治四年（1647）初，在廣富林家居時，念生平知友如夏允彝輩一時零落殆盡，周立勛之死亦已數年，而喪未舉，慨然曰：“我死，誰為了此事者。”遂捐地葬之。三月，會葬夏允彝，陳子龍賦詩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詞，此系其生前最後留下的文字。
清松江提督吳勝兆，遼東人，以降將從徵到江南。他的幕僚皆吳越之人。順治四年四月，吳勝兆因為與江寧巡撫土國寶有矛盾，總督軍務招撫江南經略使洪承疇又劾其濫收吳易“白腰黨”降卒，遂密謀策划起兵反清。他的部下、長洲縣諸生戴之儁是陳子龍的舊識，積極支持吳勝兆起兵，並微服私訪陳子龍，一再請求陳子龍寫信聯絡黃道周（黃系陳座師）族子、魯監國舟山守將黃斌卿率舟師為外應。陳子龍認為：黃等“虛聲寡信，事必不濟”，沒有答應戴的要求，並說：海舶往來，不乏信使，你等好自為之，我決不阻攔。戴即離去，“自是不復相聞矣”。是月十六日，吳勝兆未舉兵而事泄被捕，入獄窮治。清軍誣陳子龍與吳“共謀”①，遣兵捕之。陳子龍易姓李，改字大樽，先潛匿嘉定侯岐曾仆劉馴家。後又逃至其婿[font color=#3366cc]崑山[/font]顧天逵兄弟處。時，清江寧將軍巴山、操江都御史陳錦和江寧巡撫土國寶陰謀乘吳勝兆事，“盡除三吳知名之士”，而以陳子龍為首。五月初，他們派出兵丁五百，手挾弓矢，如臨大敵，在蘇松一帶大肆搜捕達五六日之久。最後由於陳子龍僕人不慎泄露住處，陳子龍在吳縣潭山顧天逵祖墓被捕。巴山等人對他進行審訊，他“植立不屈，神色不變”。陳錦問他為何官？曰：“我崇禎朝兵科給事中也。”又問：何不剃髮？曰：“吾惟留此發，以見先帝於地下也。”又問，陳子龍凜然挺立，拒不回答。乃執之舟中，令卒守之。
五月十三日（6月15日），陳子龍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經松江境內跨塘橋時，他乘守者不備，突然投水以死，撈起時已經氣絕，清軍還殘暴地將其凌遲斬首，棄屍水中。時年四十歲。次日，陳子龍門生王沄、轎夫吳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遺體，具棺埋葬。清乾隆中，謚“忠裕”。
人物評價
陳子龍不僅是明清交替時一位不屈的抗清勇士，而且在當時的文壇上也頗有名望。
他“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七律詩更有特色和成就。雖然他有復古的思想和主張，但他特彆強調文學創作的社會意義，是結束明代復古派詩歌創作的最後一個大詩人，也是開創清初詩歌抒寫性情、反映現實新風較早的一個大詩人。
他生前所寫的各種體裁的作品，多數收集在清嘉慶八年（1803）刊行的《陳忠裕公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