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陳耀倫（1894—1968），字仲光，大清光緒二十年（甲午）殷歷十一月廿三日（新曆1894年12月19日）生於四川省滎經縣，陳家倫字輩堂親大排行二。
清宣統三年（1911年）畢業於雅州府中學（雅安中學前身）和鳳凰山陸軍速成軍官學校。歷任川軍排、連、營、團、旅長。
民國十九年（1930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副官處交際科長，上校軍銜，兼政治學校學友互助總社委員長。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升任二十四軍副官長，少將軍銜。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西康建省後，任國民黨西康省黨部雅安辦事處處長，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任雅屬清鄉司令。劉文輝為利用地方武裝力量，派陳仲光組織西康袍哥“榮賓合”，形成黨、政、袍混合組織，大肆發展人、槍，形成強大社會勢力。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增補為國民黨當局西康省制憲國大代表。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任西康省田賦糧食管理處處長。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隨劉文輝起義，任川康邊防保全處處長、民團總指揮、民革西康省臨工委主任委員。
新中國時期，任西康省政府委員，農林廳副廳長。
1955年西康省撤銷後，任四川省政協委員，四川省文史館館員。生平載入《四川統一戰線人物錄》（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編，四川省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和《雅安地區概況》（中共雅安地委政策研究室與雅安地方志辦陳耀倫室合編，1986）。著有《解放前滎經煙禍略憶》、《西康煙毒與滎經事變》。
1968年2月31日（殷歷十月十二日）病故於四川省成都市，先葬於雅安市王家溝，之後移葬雅安龍崗山公墓。
人物經歷
行伍出身，武將家風
陳耀倫常自稱是行伍出身，在成都鳳凰山陸軍速成軍官學校學習時，家人托老家人劉官府從滎經給陳耀倫帶去一件皮襖，陳耀倫對劉說道：“我在這裡當兵，哪個當兵的在穿皮襖？”便叫他又帶了回去。從軍官學校畢業後，在部隊帶兵打仗，從排、連、營長升到團長。大約在“打倒吳佩孚、張作霖”的北伐時代，陳耀倫駐防合川，其間在大足一度任過知事，後到成都在劉文輝部下任軍職，但從此就未直接帶過兵了。後來陳耀倫離開軍界，出任文職，卻終身以武人自居，性格直爽，自律甚嚴，常說“事無不可對人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致書在緬甸盟軍中服役抗日的次子陳久榮說：“軍隊戰爭生活大半感覺是無聊，……既無友朋，又無書籍，甚至又無有規律的事，因此我想你第一就要注意日記的寫作，既可以寄託精神，又可以按日工作。我們當初，凡有戰爭，都是這樣。其他的一般官兵只是賭錢，我又不賭，所以只有按日寫日記，以寄託精神，又可以為將來的一種追思的考查。”（摘自陳久榮1944年5月19日日記殘片）。由此也可見其軍旅生涯的一斑。
追求進步，思想開明
陳耀倫在川軍第三師任職時，當代表赴武漢，結識了惲代英和鄧演達等人，受其影響甚深。後任職二十四軍軍部，在政治學校選為學友互助總社執行委員長，經總社主任秘書王維舟介紹加入了共產黨。陳耀倫家中除《二十四史》、《資治通鑑》、《蘇東坡全集》、《顏氏家訓》等古書外，還有大量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學書刊和社會科學等類書籍。陳耀倫教子作文，推薦《胡適文存》和《郁達夫全集》等書。成都川軍巷戰，二十四軍退至雅安，陳耀倫囑次子陳久榮焚燒家藏紅色禁書。不久果有軍人闖入搜尋。
按照封建時代家規，女子出嫁改從夫姓，姐妹是不能能按照兄弟排行取名的，但這時陳耀倫將陳家的女兒“秋華”、“翠華”、“金華”都改為“久”字輩的“久樞”、“久馨”、“久芳”，男女一律平等看待了。
情系桑梓，深入實際，化解矛盾，平處糾紛
1940年天全土匪為患，出入川康陳耀倫路沿線，殺人越貨，破壞社會秩序，劉文輝派陳耀倫任“雅屬清鄉司令”進行清剿。陳耀倫則按“以撫為主，以剿為輔”方針執行任務。為此，陳耀倫恢復其父陳友柱於清末年間在滎經組織的哥老會“滎賓合”的活動，以便利用袍哥招撫土匪。其後並在“滎賓合”章程中明文規定：“‘本社以協助政府建設新西康，鞏固抗戰後方為宗旨’，突出政治意義，以示不同於一般袍哥組織。”（高秉鑫：《求實集》，315-316頁），“加上陳平時平易近人，有求必應，對地方爭端和私人矛盾，一貫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作風，受人尊崇，於是“滎賓合”這個袍哥組織在10多個縣發展，人數達二萬人左右，陳亦有孟嘗君之雅稱。”（《開明賢達的陳耀倫傳略》）。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陳耀倫在雅安蒼坪山上建一座西式住宅，取名“半隨塵居”，寓意是一半隨塵俗居住，另一半則不隨塵而隱居。人們常稱“陳陳耀倫館”。這裡是常年賓客盈門，隨時都有進步人士、社會名流、以及地方頭目、閒雜人士等來客常住於此，或臨時作客。飯廳內一張特製大圓桌，能容十六、七人就坐，每到開飯時如賓客眾多，坐不下了，便站著吃，輪流夾菜，鄉人張建中說，這叫做吃個“前進後退”。半隨塵居實際上是座住宿吃飯不要錢的招待所。陳耀倫之好客如此！
陳耀倫對家鄉滎經之關心尤其深厚，就一戶農民包老三種鴉片煙破產的悲慘遭遇，寫了一篇文史資料，經省委宣傳部部長李亞群推薦給《四川文學》。該雜誌編輯部函陳耀倫，請用筆名，以報告文學形式發表。這就是刊載在《四川文學》上面一篇“古稀”寫的題為《包老三》的報告文學的由來。此時陳耀倫剛過七十不久，故筆名“古稀”。
同情革命，掩護進步人士
1930年代中共地下黨人陳克農，梁山人，時任成都《社會日報》編輯，被追捕，到雅安避難，化名陳玉秋，陳耀倫委任其為二十四軍副官處秘書，掩蔽庇護。
1935年紅軍長征北上，有一支隊伍路過雅安，未攻城，二十四軍在大河（青衣江）對門打了幾槍，俘虜了可能是掉隊的一個紅軍，名叫華寶林，其實是個紅小鬼。陳耀倫將他留在身邊作勤務兵。他在副官處沒呆多久，嚷著要回家，陳耀倫給了他盤川，又派人送他出境。事情過去了幾十年，“文革”當中，武漢某工廠來人外調其廠長華寶林當年在雅安時的這一段歷史，才知道他尚在人間，而陳耀倫這時已去世了。
1940年田茂雍（滎經人，也是陳耀倫長子陳久欽的中學同學）等六人，在康定被國民黨行轅行動組長徐昭駿②逮捕，押赴重慶，途經滎雅交界處麂子崗時，陳耀倫派楊國治叫手下帶士兵百餘人化裝成“土匪”前往紫石里鳴槍“搶劫”，讓田等人“逃走”。事後，陳耀倫對人說“這么大箇中國，幾個共產黨人算啥子，我派人把他們六人放了。”解放後，陳耀倫以西康省農林廳副廳長身份，去重慶開會，遇見了田茂雍，那時田在重慶文管會工作，陳耀倫問及他是否有組織，田說沒有，意思是原來的組織關係並未聯繫上。
1950年，解放軍進藏某部路過雅安，一位團長前來拜訪，見面時陳耀倫並不認識此人，他本人解釋說，陳耀倫曾資助他去延安。
關心教育，愛惜人才
1943年，王蕙瓊女士欲在雅安辦一所省女子中學，校址、經費和師資等一串問題擺在面前，有很大困難。陳耀倫給予她很大鼓勵並大力協助，先後捐助大洋約700元，在蒼坪山“半隨塵居”騰出一房間作為省女中臨時辦陳耀倫之用。陳耀倫還出面宴請地方人士和軍政要人，請求支持。後來當局很快撥出雅州府文廟作為校址，著手培修。陳耀倫又介紹她聘請了王介忠和黃永驤等人進行籌備，花了十個月時間，在各方支持下，於是1944年7月招生，9月1日開課。
伍培英（二十四軍參謀長，軍長劉文輝的女婿）的英文秘書宋岳亭系遼寧人，攜妻小住雅安，後支身赴美留學，陳耀倫為免除其後顧之憂，主動提出照顧他妻小，按月給予資助，直至宋歸來，已是解放初期了。
有兩名滎經青年楊紹清和何政沛，就讀雅安明德中學國中時，有一次參加滎經同鄉會，初見陳耀倫和王惠瓊（他們是同鄉會的會長）等，深感陳耀倫對青年學生很關心。1948年這兩位青年國中畢業，因家境清寒，無錢繼續升學，相約去見陳耀倫，請求寫一封介紹信進陳耀倫費的雅安工職校。都被錄取了，但未就讀，他們向陳耀倫說明了情況，留在雅安縣中讀高中，陳耀倫為他們解決學費和食宿問題。何還住在蒼坪山“半隨塵居”陳耀倫館，直到雅安解放，他們參加了革命工作。何政沛原在雅安市委任職，後調去成都，在國土資源廳工作，現已退休。何說，每每想到陳耀倫大力資助他完成學業，都非常感激陳耀倫。楊紹青是榮經縣民主街開醬園鋪的，據說在1961年過糧食關時已死。
資助辦廠開陳耀倫司，振興實業
陳耀倫早年受過實業救國思想的影響，曾出資歷開辦過硫磺廠，委託比利時留學生廖某在天全開發硫磺礦，後雖以失敗告終，但其志不衰，又資助李堯夫等東北流亡人士在成都開辦“華豐搪瓷廠”和“東方鐵工廠”，又入股雅安中茶陳耀倫司。1940年還出任西康鐵業陳耀倫司總經理，直至1947年停辦。
雅安第一座鐵索橋修建時幾經周折，最後還是由陳耀倫主持，由滎經劉益齋設計施工建成。陳耀倫常向人稱頌，還是土工程師解決問題。
收藏金石碑帖字畫，結交書畫名家
陳耀倫公務之外，勤於讀書臨池，崇尚漢魏碑刻，逐步形成自家風貌，在書學上頗有成就。與于右任、沈尹默、郭沫若等常有翰墨往來。喜好好收藏名家書畫、金石文字。
1936年3月初至9月初，國畫大師齊白石先生應當時的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纘緒之邀，來成都作客。於是，陳耀倫先生經同僚肖曾元的引薦，專程到白石先生當時下榻的成都南門文廟后街的“治園”處購畫求印。白石先生在四川為人作畫、刻印，不被人驅使，不喪失基本的自由，顧主選擇他，他也要選擇顧主。特別是在制印方面，有“印語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的要求。他對四川軍界的陳耀倫的書法造詣有所耳聞，欣然接受為其治印。白石先生雖非唯利是圖的人，但在四川作客的半年中，對錢畫印交換的規矩還是把得很嚴的，對陳耀倫先生等人亦不例外。白石先生此間為陳耀倫、劉文輝等人治印十餘方。其中，為陳耀倫先生所刻的“家在清風雅雨間”和“仲光”兩印皆為齊白石的精心之作。“家在清風雅雨間”是一方多字白文閒章印，陳耀倫用此印是寄情抒懷，在傳達文墨雅韻的同時，也在不經意間點出所處絕佳地理位置的故鄉和讚頌故鄉山川鍾靈毓秀的生態環境。
陳耀倫所藏金石碑貼字畫精品甚多，如蘆山漢代古碑的拓片為初拓，而原碑現已磨損，這些拓片彌覺珍貴。陳耀倫在其客廳輪換掛出從古代沈石田、唐伯虎到當代黃賓虹、黃君壁、徐悲鴻、齊白石、豐子愷、張大千和吳一峰等國畫精品，並間以名家書法，如康有為、于右任、趙堯生、陳耀倫孫長子、謝無量、馬敘倫、郭沫若的單條。解放後，海關在香港邊界截獲走私文物多件，據稱來自雅安，識者謂當系陳耀倫藏品雲。至今，雅安文物管理所尚存有陳耀倫收藏的文物232件，字畫300多幅；名山縣存有文物字畫幾十件；四川省博物館也存有若干件。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共地下黨陳玉秋來雅避難，他長於書法篆刻，兩人陳耀倫余之暇，在仁義巷宅中作書論文，無日不見。“半隨塵居”飯廳內，靠壁滿掛四幅中堂，用正草隸篆四體書寫文天祥的正氣歌全文，均出自陳玉秋之筆。四十年代內江畫家敖雲風任職於西康省訓團，住“半隨塵居”內，為陳耀倫兼管接待賓客賬目開支。抗日戰爭時期，凡來雅安開畫展以及路過雅安的畫家，莫不為陳耀倫的座上客。如來自遠方廣東的孿生畫家梁又銘、梁中銘也落腳陳耀倫之家宅“半隨塵居”。據稱，陳耀倫只要聽說某某能書擅畫，總要叫身邊的人去約請相見攀談。1994年有署名“吳睦”者撰文回憶說：“當時來雅安開辦畫展的諸陳耀倫，有畫未出售，悉暫存陳處求售，隔不多久，畫家收到現洋，說是存畫已賣脫，如數寄上。可實情確是一張畫也沒賣出，全是陳掏腰包出錢買下。說是周濟畫家嘛，丹青妙手們要清高會拒收救濟款，只好用這種面子上最過得去的法兒來接濟窮秀才。”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陳家在美國定居的一位親屬在美國紐約中華文化圖書館見到台灣出版的《齊白石印譜全集》，內有齊為陳耀倫所刻印章四方“陳耀倫印”“仲光”“仲光四十歲後書”“家在清風雅雨間”，便來信詢問國內親屬原件下落。其實在易代之際，陳耀倫所藏之金石碑帖字畫已蕩然無存於家中。
勤奮自學，書法成家
陳耀倫自述雲“我學書法訂為日課，非大病不間斷。初學時老無進步，有廢然思返之意。後見報載西班牙有一女子能以腳寫字，因思我手雖笨還不及別人的腳嗎？乃決心堅持下去，終身不輟。”（引自1963年6月5日“藝林學苑”一文），其書法“顏體魏面”自成一格。現存石刻“西康省東界”（雅安與名山縣交界處）、“帶礪山河”(雅安大橋橋頭)和“金剛經”（滎經縣太湖寺）均是陳耀倫書寫的顏體，為劉文輝代筆；已毀的“雅安郵政局”和成都“胡開文筆店”匾額，以及雅安鐵索橋的“文輝橋”石刻等，為陳耀倫脫胎於黑女碑而自成一家之手書。其餘篆隸行草之單條對聯則散在民間。
作風樸實，平易近人
陳耀倫雖出生於官宦之家，但家教甚嚴，一入社會就從基層工作做起，所以社會經歷豐富，知識廣博，上自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都能與之有共同語言，可結交為友。陳玉秋盛讚說，陳耀倫有善對各色人物之才幹。蔣介石中央軍薛岳等部追堵紅軍到雅，對地方部隊盛氣凌人，多方刁難，陳耀倫卻能從容應對。
陳耀倫一生做官，卻沒有一點官氣和架子。平時外出，從不帶隨從。有一次帶著小兒子陳久亨上街買帽子，到了一家店鋪挑選，店主見是一老一少，便不理睬。陳耀倫用手中長菸竿敲打了店主一下，意在引起他的注意，誰料他卻隔櫃檯打陳耀倫一耳光。陳耀倫未與之計較，攜子離去。後來家中傭人聽說“副官長挨了打”！氣不過，背著陳耀倫去把店鋪砸了，但未敢傷人。路人均說“砸得好”。多年之後，一位不相識的老太婆在街上遇見陳耀倫的二女兒陳久馨，主動招呼後說：“你們老人真是有求必應啊！”並提及當年買帽子挨打一事說：“他老人家真大度，要是別人就不得嘍！”
陳耀倫有一種人格力量為人所樂於接近，常以“泛愛眾而親仁”來教導其下屬。解放後，有一次陳耀倫信療養院治病，還未出院就在院中收了一位工作人員何等乾兒子。陳耀倫對子女也講民主作風，隨各人性格、興趣和愛好，讓其發展，凡是好的加以扶持鼓勵，從不以家長意志強加於人。
開展地下活動，迎接解放
1949年期間，陳耀倫與陳強立等人籌備建立民革西康省臨時工作委員會，並被推選為主任委員，他密囑劉錫昌翻印“新民主主義論”和“共同綱領”等資料；還與高秉鑫、楊立之和王蕙瓊等人組織“西康省留雅民意代表聯誼會”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合法鬥爭，並秘密派人策反蘆山、天全、滎經和漢源等地方武裝頭目；陳耀倫還親自坐鎮始陽調解軍隊與地方武裝衝突；又為起義部隊和解放軍籌糧230萬斤，支援解放西昌和康定的糧食供給。
存者追思
1968年陳耀倫病故成都，骨灰運雅安葬於王家溝。眾鄉親得知多前來掃祭，並催促陳耀倫在雅二女立墓碑，說：“你們不立，我們就來立（墓碑）”自陳耀倫去逝十六年後，1984年陳耀倫的家人才把墓碑立上。陳耀倫之子陳久榮回鄉掃祭，有詩三首，其一云：“一炷馨香拜墓前，彷佛膝下尚承歡，兒今已是龍鍾老，才吊遺蹤一泫然。”1990年張光亮君有詞一首記掃祭事云：“庚午新春，正月初一，錫昌、芳懷、映輝、家賢諸君相邀與陳陳耀倫仲光掃墓，在噴江得遇國治、祖光、才權以及久榮、久恆、昆仲率其家人齊往，觸景有感成詞：‘竹籬茅舍昔山村，坦途華屋羨如今；日麗景色新，掃墓逢新春。尋蹤碧山下，景物堪圖畫；故人情誼濃，墓前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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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①以上內容出自陳久榮、劉錫昌、陳久庚合寫的《陳公耀倫傳》
陳久榮:為陳耀倫次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職軍事委員會外事局，1942年從重慶派往“駐印軍辦事處”，分配到盟軍供應處（SOS：ServiceofSupply），後又派至151醫務營傷兵轉運站擔任口譯。戰後在成都石室中學（成都四中）講授英語、語文，並擔任班主任，任教30多年。他的學生吳三學著文“恩師最難忘”，發表在雙月刊《錦江》1993年3月號上，稱讚陳老師的學識淵博，教學有方，並回憶高中三年所受到的諄諄教導。
劉錫昌：陳耀倫在國軍第24軍服役時的下屬和好友。原在南京海關任職，陳耀倫任西康省田糧處處長時，特約他來田糧處工作，是陳耀倫重用的同鄉青年之一。是民革成員。
陳久庚：陳耀倫六弟陳贊倫的長子，陳耀倫的內侄，畢業於雅安中學、北京鋼鐵學院（今北京科技大學）冶金系和北京電視大學數學系。中國科技情報研究所（後更名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做研究員，從事科學技術發展跟蹤研究以及信息傳遞的基礎理論研究。
②徐昭駿：四川省郫縣人，黃埔軍校四期畢業。後從事兵運工作，1930年參加發動廣漢起義。起義部隊改編為紅軍第26軍第1路，徐昭駿任司令員，後起義失敗，徐昭駿離開部隊。轉到南京，加入戴笠設立的特務處，1932年到上海擔任上海站第三組組長，負責特務工作。
抗戰爆發後，曾在青浦訓練班當過教官，後來到其他幾個特訓班當過教官。
1939年到1940年，任軍統川康區區長，1941年到1942年任西昌行轅調查課副課長。1943年後轉入西康省政府任職，主要擔負監視劉文輝的工作。此後情況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