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陳志萬，江西泰和人，1917年3月出生，1930年6月參加革命、8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獨立五師，1934年2月
入黨，l965年2月離休，參加了長征。歷任排長、指導員、幹事，皖南軍區後勤部生產科科長，華東軍區後勤部油料部幹部管理處副處長等職。離體前任江蘇省軍區後勤部副部長，享受副軍職待遇。
本報訊副軍職離休幹部、江蘇省軍區後勤部原副部長陳志萬同志，因病於2009年12月26日在鎮江逝世，享年92歲。
人物事跡
遵義會議我站崗
陳志萬，1917年3月出生，1930年6月參加紅軍獨立五師，1934年2月入黨，1965年2月離休。現享受副軍職待遇。
12歲那年，我加入江西泰和縣少年先鋒隊，1930年6月，約了幾個放牛娃，直奔紅旗招展的地方，領到一支“漢陽造”步槍，從此當上了紅軍獨立五師的一名戰士。戎馬一生，我最為自豪的是為遵義會議站崗。
1935年1月，紅軍占領遵義城。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舊城軍閥柏輝章的公館二樓上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當時，我任紅一軍團警備連警衛排長。14日，接到任務，說次日要召開重要會議，我和四五名戰士被分配到南大門做守衛。15日一早，我挎上一桿駁克槍，荷槍實彈，站在南大門。不一會，毛主席就從南大門進入了會場。其他中央紅軍西征的黨和紅軍的最重要人物也陸續走進了“柏公館”。我還看見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站在天井裡或二樓的會客室前，和走進“柏公館”的戰友們打招呼。
儘管只是個排長，我那時對紅軍當時的前途感到憂心忡忡的。李德等導演的陣地戰、正規戰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一敗再敗，被迫離開蘇區，被動地戰鬥，不斷犧牲，對此，我和其他同志一樣，早生出不滿的情緒。不過，這次我有預感，遵義會議將是一次意義非凡的會議。
會場看似輕鬆，但隨著會議的進行，我隱約聞到了“火藥”味。毛澤東的菸癮和李德不相上下，一支接一支。許多與會者發言都帶有“火藥”味，與在場的李德、博古針鋒相對。這次會議是白天連著晚上開的，天剛黑，大門上的煤油燈就點亮了。我和四五名戰士三五個小時就輪一次崗，不停地換班，直到17日會議結束。慶幸的是，最後會議終於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從此，中國革命“邁步從頭越”。我也升任四團三連指導員，隨隊四渡赤水，再下遵義，攀越瀘定鐵索橋，強渡天險大渡河，親身體會了毛主席的神機妙算、指揮若定。
冒彈雨、越天險、爬雪山、過草地，從贛南、湘西、川陝、鄂豫皖出發的20萬大軍最後到達陝北的，僅剩下3萬餘人。今天，沒有人能夠說清楚究竟有多少生命倒在了長征路上，也沒有人確切地知道經歷過長征的人們又有多少長眠在了日後漫長的征程中。如今健在的老紅軍已經非常稀少了，健在的也都到了生命的暮年。像我這樣，還健康地活著，本身就是一種幸福。臧磊整理
〔長征路上的追尋〕為陳老帶回戰友的問候
記得在南京採訪90歲老紅軍陳志萬的時候，老人家曾不止一次強調，“戎馬一生，我最自豪的就是為遵義會議站崗。”
走進遵義會議會址的大門，陳老的這句話又仿佛迴響在耳邊。而隨著當年遵義會議會場內唇槍舌劍的場景在講解員口中被一一還原，屬於陳老的那個“荷槍實彈、盡忠職守”的威武紅軍形象，也漸漸清晰起來。
在遵義，記者遇到了已在當地生活了20多年的老紅軍王道金。當聽說93歲高齡的王老“當年曾為遵義會議警戒”時，記者下意識地脫口說出了陳志萬老人的名字。但很顯然，這兩位分屬不同部隊的老紅軍並不相識。只是在了解到陳志萬老人的故事後，王老告訴記者，陳老當年是擔任“內衛”，即給遵義會場站崗；而自己是“外衛”，就是負責整個遵義城的警戒。“他（指陳老）可比我幸運多了，可以親眼看到那么多首長在面前走過，甚至還可以聽到遵義會議的一些內容，要知道，那在當時都是高度機密啊。”臨行前，王老答應了記者的合影請求，老人一絲不苟地將中山裝的扣子一粒粒扣上，腰桿挺得筆直。王老說，“照片洗出來後，能不能送一張給陳老，並捎去我對他的問候。”他還說，如果可能的話，“把這張合影和陳老的照片一併寄來。”
“看一看我當年站崗的地方，一路上替我問候那些還活著的老戰友。”相信當日如此囑咐記者的陳老，看到遵義會議會址以及王老的照片時，一定很高興。希望兩張照片，能讓兩位在各自近一個世紀的生命旅程中，都“把遵義會議當成最值得懷念事件”的老人，能完成一次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握手。特派記者張磊（貴州遵義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