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40年出生，北京大學物理系後轉入中文系，1959年因寫萬言書向中央進言，被康生點名思想反動，沒有按時畢業，文革後期被分配到河南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後來在河南駐馬店地區文教局任科長，兼確山縣瓦崗人民公社書記（時有第一書記）和駐馬店地區農校（原國家科委幹校）校長，期間歷經艱難困苦，和當地幹部民眾打成一片，頗受地方好評。其間完婚，育有一女。後通過鄧英淘——鄧力群——胡耀邦的關係調回北京。 1980年通過下鄉調研、上書、調查報告等方式為中國農村體制改革的決策鋪平道路。策劃成立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組，後成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成為所長，與農村研究發展中心、中信國際所和北京青年經學會成為趙、鮑四大核心幕僚機構，為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出謀獻計，以為決策。成立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於1986年10月，美方主席為喬治索羅斯，中方主席為陳一諮。1989，是年亂，挺趙，敗，去國。去國後，9月擬成立“民陣”，因與萬潤南的矛盾公開化。作為會議籌備組長的陳一咨（諮）沒有當選負責人。後於普林斯頓創美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任執行主席，並被聘為哈佛大學研究員。98年曾獲準回國奔喪，現居美國。
農村體制改革的推手
1979年7月，郭崇毅帶來一份肥西縣山南區試行包產到戶夏季大豐收的報告，當天就轉給胡耀邦和鄧力群。後來知道，中央書記處第二天就討論了這個材料，胡耀邦還立即給萬里打電話表示支持。1980年4月，中國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特派陳一諮到安徽農村深入調查，郭崇毅幫助設計調查路線，陪同進行調查，歷時83天。調查期間，不斷寫報告郵北京。他到安徽調查了不同類型的14個縣，得出了“包產到戶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的結論，並向胡耀邦、鄧力群作了匯報，受到他們的肯定。胡耀邦說：“你在安徽的調查很好，你的意見對中央決策起了重大作用”。
鄧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重要談話中指出：“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鄧選”第275頁）在激烈爭論中，鄧小平的講話一錘定音，解決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方向問題。郭崇毅的上書、陳一諮的調查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980年9月，陳一諮提議由社科院農經所和北大經濟系聯合組織一批人研究人民公社問題，先去安徽農村實地調查，回來寫研究報告文章報中央。在農村改革開始時，中國領導人首要關注的是 “四屬戶”是否會貧困化。為使改革合理化，改革家盡力說明“四屬戶”會像其他農民一樣，在改革中是真正的受益者。關於此事的最好例子是陳一滋所撰寫的一份著名報告。這份報告終於使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受到鼓舞，而最終接受非合作化的潮流和全國農村的其他改革。在此報告中，陳對比了“四屬戶”和其他農戶的收入增長速度。並做結論說:“包產到戶並沒有減少`四屬戶'和`五保戶'的收入，相反，他們在農民中，收入增長得最多”。
見陳一諮著《農村的曙光，中國的希望》，載於《農村經濟與社會》第一卷(知識出版社，北京，1985年[原著為1980年出版])，第44頁。
幕僚智庫
自那以後，陳一諮開始約楊勛和他一起策劃籌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陳一諮是一位思想極其敏銳組織才能出眾的人物。他雖然不懂經濟學中的要素組合理論，但很快就把各種社會組織資源整合起來了。楊勛則利用當時在學校的影響找圖書館館長謝道淵同志在北大新建的圖書館三樓為“發展組”借了一間活動室,並為他們辦了三十個借書證。這樣，發展組的成員就可以自由出入北大圖書館和北大校門。為了籌建發展組，那個冬天他們到處活動，幾乎拜訪了在北京的所有農業專家學者權威人士，還找社科院副院長鄧力群同志籌到了兩萬元人民幣做為研究經費。
莫乾山會議的一個重要參加和組織者，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長陳一諮也有很清楚的說明。他回憶當年曾向國務院領導當面匯報會議的情況，介紹“莫乾山會議上關於價格改革的爭論最激烈。第一種意見比較激進，認為價格必須全面放開，不放開不能形成市場機制，原則上對，但具體操作性不大，提出這種意見的青年學者了解西方經濟學，但對中國實際情況了解不夠；第二種意見過於穩健，認為當前只能做價格調整，調的比價比較合理後才能進行價格改革，問題在於主觀的價格調整永遠不可能調的“合理”，調出一個價格機制來；第三種意見被會上多數人接受，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華生、張少傑、高梁為代表，認為能放開的價格必須逐步放開，以形成市場機制，放不開的價格則進行行政指令性調整，叫作放調結合，先放後調。這種辦法可以逐步擴大市場份額，使指令性計畫的原材料和產品比重逐步縮小，最後達到大部分產品價格由市場決定。問題在於可能出在有些人會利用兩種價差搞投機，但不可能有完美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見《前哨月刊》2006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