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帝王陵[10]

陝西帝王陵[10]

陝西的古代帝王陵,民間有“七十二陵”之說。有關部門和專家們認為,除中華民族公認的始祖軒轅黃帝陵外,經田野調查能基本確定的有39座,即春秋戰國時代的秦景公、秦惠文王、秦悼武王3陵;秦朝秦始皇、秦二世2陵;西漢11陵;十六國至北朝時前秦苻堅、大夏赫連勃勃、西魏元寶炬、北周武帝宇文邕各1陵;隋代文帝楊堅1陵;唐18陵。還有雖未確定墓冢,但經多方面考察確認應葬在陝西的,有西周13位帝王中的7位;秦19位先公、3位先王;後秦1位、北魏1位、西魏1位、北齊2位、北周4位;隋1位,總計39位。以上合計79座帝王陵。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這是我們熟悉的名句,出自一代偉人毛澤東膾炙人口的《沁園春?雪》。作者高歌吟誦了歷史上五位著名的帝王,而他們中有三位都是在陝西長大成人、建功立業,並且最終在陝西黃土大地寬廣渾厚的胸懷中,找到了自己永遠的歸宿。“俱往矣”,數千年歷史的風雲叱吒,為陝西留下了七、八十座帝王陵墓,占全國現存帝王陵的近乎一半。

一、陝西古代帝王陵的數量與規模

其中,已正式發掘或局部試掘的有春秋戰國時期秦雍城秦公陵區;秦代的秦始皇陵兵馬俑坑、銅車馬坑;西漢杜陵陵園遺址、陽陵闕址、叢葬坑;北周孝陵;唐代的乾陵羨道、三出闕遺址,讓皇帝惠陵、靖陵地宮等。
陝西的帝王陵不僅數量浩繁無可比擬,而且有著光耀千秋、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所以,它們都是陝西引以為傲的寶貴文化財富,同時也是中國震撼世界的民族瑰寶。
不論中外,帝王陵都是古代最重要的國家工程項目,在中國,秦始皇活著時就開始修建陵墓,並且動員了多達七十萬人的驚人規模;西漢時明確規定,帝陵從新皇帝登基的第二年就開始建設,耗用國家每年財政預算的三分之一。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他的茂陵就修建了整整五十三年。到晚年他人還健在,但茂陵內卻已塞得滿滿的,再也放不進去任何陪葬品。由於古代陝西長期作為中國政治中心,所以陝西的帝陵一般都是所屬時代最重大的工程項目。
從規模上講,陝西帝陵很多都屬於特大型的,其中如秦始皇陵陵區占地54平方公里;漢陵一般都在十多平方公里以上,至於唐昭陵陵區範圍更廣達200平方公里,不但在中國絕對第一,即使在全世界也難尋其儔。陝西眾多帝陵中現有世界文化遺產一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4處(34陵)、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7處,都居全國第一。從陝西古代帝陵的分布看,其絕大多數位於關中,在關中又主要分布在渭北,著名的西漢九陵、唐十八陵都是如此。
我們完全可以說,古代帝陵的價值意義,既體現了國家的最大投入,也代表整個國家的最高水平。這種水平不僅是技術方面的,而且也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所以,對帝陵的評價往往就是對王朝的評價、對帝王的評價,有什麼樣的王朝和帝王,才能有什麼樣的帝陵,帝陵就是王朝的一面鏡子、一扇視窗。由於陝西的帝陵絕大多數尚未發掘,陵內情況不明,所以成為眾說紛紜的巨大謎團,這就更為陝西帝陵增添了強烈的神秘色彩,也增加了其對外界的吸引力。

二、帝陵的選址、設計過程和建設過程

帝陵建設一般是由皇親國戚或朝廷重臣領銜掛帥,並由最優秀的建築師、禮儀專家、藝術家和堪輿師(風水專家)團隊負責選址和工程設計的。選址是最優先考慮的項目,並且是重中之重。其過程非常漫長、複雜,選擇的重點當然首先是風水,即地理、地質、土壤、水文等方面的因素,但同時也須考慮陵址對國家、對民族的長遠影響,以及對政治、軍事、交通的多重影響。這樣的選址體現的已不僅是個人智慧與能力,而且是民族的大智慧與國家的大智慧,大的帝王陵都已成為包括風水在內的規劃、建設典範,具有教科書甚或里程碑般的意義。其中乾唐十八陵中有14座是“依山為陵”,這一數字和比例超過任何其他帝陵組群,這裡有其特殊的原因。從整個唐朝其他方面的情況看,唐朝所有的大項目,除了實際的功能需求外,還有著占很大比重的精神需求,如長安城的宏大規模、城中極為寬闊的馬路等,都不是單純的功能需求能解釋的。像帝王陵這樣的實際功能與精神需求並重的特殊項目,更是有著超乎比例的精神因素。依山而建的帝陵,巍峨的山丘就是墓冢,高聳的山樑就是神道,其俯覽大地、傲指蒼穹的“高山仰止”的雄強氣勢,是人工所築、最多幾十米高的土築陵丘所望塵莫及的。按照唐朝的時代氣息和唐人的精神風貌,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帝王們以大山為陵而不是築小丘為冢,要的就是一種理想境界、一種恢弘氣勢,這比單純建一個死後的棲息之所更重要。這些王陵所凝聚的“精”、“氣”、“神”不會隨風而逝,反而在漫長歲月的延宕中固化為一種歷史的永恆。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前,一大批時代傑出人物的墓葬,形成古代歷史上最密集最有影響的中華英魂安葬區,更使人感到有一股浩然正氣直衝蒼穹,足以驚天地泣鬼神,令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寄託無限的景仰和懷念。從這個例子可以充分說明,主導帝陵建設的,首先就是文化,是一個時代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漢唐時代氣壯山河的帝陵,就是氣壯山河的漢唐文化的產物,沒有漢唐文化,就很難有漢唐帝陵。
在古代,修建帝陵,除了為死後的帝王建棲身之所外,更重要的是,要通過修建帝王陵來保持原有的政治權威,並且要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去,秦始皇在選擇自己的帝號時,除了要從傳說中的三皇五帝中擇出“皇帝”二字外,特意又在前邊加了一個“始”字,即從他開始,要二世、三世一直傳下去,直到千世、萬世,永遠無窮。其陵墓稱始皇帝陵,就是這種傳之永恆的心態的流露。
總之,帝陵是在一種特定的思想文化與精神追求指導下建成的特殊工程項目,不能用一般的工程項目簡單去類比。

三、陝西帝陵的一般狀況

陝西帝陵的一般狀況,分地上和地下兩大部分。
地上部分,早期如西周到戰國早期是“不封不樹”,即地面沒有陵丘封土和樹木,但應有供祭祀的寢殿之類建築,因為年代久遠,現地面已很難找到痕跡;到戰國後期,陵寢開始有了封土堆。到秦始皇時,出現空前絕後的巨大封土陵丘,高達50丈,至今殘高仍有76米。秦始皇陵建有巨大的陵園,分為內外兩區,因建築眾多而占地廣闊,所以又稱“城”。唐代帝陵的規制基本模仿首都長安,以乾陵為最典型,有內城、外城之分。
帝陵陵園內有多種功能性建築,包括寢殿、獻殿、闕、宮牆等;到西漢時,這種形制進一步明確,而且開始在陵園以外建設陵邑。現漢陽陵南闕遺址已經發掘,規模宏大,氣勢雄偉,蔚為壯觀;而陽陵獻殿為正方形攢尖頂建築,中心有一圓形巨石,上刻十字紋,是中心脊柱的基礎。
到西漢武帝時,在陪葬墓前首次出現石刻,即著名的茂陵石刻,但那時在帝陵前尚無石刻;秦始皇陵有“收天下之兵”而鑄成的巨大銅人,號12金人;漢武帝時又鑄銅人,至曹魏時遷往洛陽,但到長安以東“重不可致”,遺棄於野,因此該地直到唐時仍名“銅人原”,著名詩人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專詠此事。
直接置石刻於帝陵前,是魏晉以後的事。現有西魏文帝等帝陵前的石刻存世。
從唐代開始,帝陵前甚至陪葬墓前置石刻,已成為定製或慣例,而其中以乾陵石刻規模最大、數量最多,包括華表、翼馬、鴕鳥、仗馬、翁仲、石獅、六十一王賓,總計127件;順陵、昭陵、乾陵和橋陵石刻,其精美程度遠非後代可比,是古代中國最優秀的石刻作品。石刻中有些為後世各朝繼承,如石像生;有些只在本朝延續下去,後世再不見蹤影,如石鴕鳥;還有些如乾陵的述聖碑、無字碑等碑石後世也很少出現。
帝陵的地下部分,因現在已經開掘的極少,故不能詳知具體情況。從秦公一號大墓看,其墓穴為一逐漸收分的敞開式大坑,規模十分驚人;東西兩端均有傾斜的墓道,總體呈“中”形狀,從東到西總長達350米、深24米;在較小的墓穴中也有“??”字、“甲”字、“凸”字型等形狀。棺槨和諸多陪葬品安放好以後,再加木結構棚架並填土,最後封平地面。棺槨為木製,另有代表最高級葬式的“黃腸題湊”,現尚存巨木80餘根。
至於其他陪葬品不能備述,應隨時代與國力的不同而有差異,但其豪華、貴重和數量巨大則毫無疑義。
陝西帝陵中有人殉現象,秦公一號大墓殉人達176具。但後代逐漸減少直至完全消失。

四、帝陵的思想主題與文化特色

帝陵的思想文化主題,是一個以前很少有人論及的話題。現在能看到的事實是,只要條件許可,不是在兵荒馬亂倉促慌亂的情況下,或者社稷動搖、山河殘破的危亡之際,帝陵一般還有其特別的主題,也就是建陵時人們最關注、最想表達的主要想法。這在一些特別重要的大帝王陵中尤其看得清楚:黃帝陵:黃帝陵的主題就是祭祀黃帝。由於年代久遠,能表達感情說明問題的其他東西都不存在,況且史籍上明確說黃帝陵只是衣冠冢,因之黃帝陵所保留最古老的就只是多達十萬株的柏樹群。黃帝陵最大的一棵柏樹要七、八個人才能合抱,號稱黃帝手植柏。雖然未必黃帝手植,但它5000年的樹齡卻差不多與黃帝同時代,故此,這株柏樹已經被當作歷史證明和情感的載體,已經變成文化標誌,黃帝陵滿山遍野的柏樹都被當作歷史文化來看待。
秦始皇陵:主題是慶祝國家的統一,並且保持對六國復辟的高度警惕。秦始皇兵馬俑坑表現的是勝利之師,但仍排成嚴陣以待的戰鬥隊形,並未因勝利而有絲毫的懈怠。從現在的發掘情況看,秦始皇陵周圍有多個陪葬坑,除兵馬俑坑外還有文官、百戲、珍禽異獸等。但所有這些俑坑全部加起來的總和,也無法同兵馬俑坑的規模與氣勢相比。所以,秦始皇陵的主題肯定是軍旅題材;氣勢宏大的兵馬俑坑秦兵馬俑,給人最突出的感覺就是無比的雄渾壯觀、無比的氣勢逼人。秦俑體現的不僅是高超的雕塑技術,它還是當時人們的氣質風範與時代精神的整體展示。秦俑是典型的群體藝術,這幾千人馬組成的是一個龐大的軍陣,每一個人、每一匹馬在軍陣中都有自己的固定位置,它們在這一藝術構思中是共同存在的,互相依賴和陪襯,好比萬里長城上的一塊塊磚石,聯合起來才能共同展示宏大氣勢和高昂精神一樣。中華民族有一種勇於自我犧牲、以服從整體需要為榮的自我意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了一種全民共識,這也就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長期保持統一的認識基礎和心理基礎。而這種意識正是伴隨著秦走向統一之路才開始形成的。從這一意義上我們去對比公元前後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文化藝術作品,譬如西方世界的“七大奇蹟”,可以說秦兵馬俑更多、更深刻地體現了一個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也正因為如此,把秦兵馬俑看做是東方文化的代表作,稱之為“世界第八奇蹟”,就完全是當之無愧的。
漢陽陵:主題是對經濟發展的高度重視,對關乎國計民生的社會財富,給予特別的關注。陪葬坑中有大量的家畜、家禽以及糧食,滿坑滿谷,動輒以千百計,總數量達十數萬件,是中國數量最大的陶俑群。以羊為例,就有山羊、綿羊;大羊、小羊;公羊、母羊等區別,這在別處是從未見過的。漢陽陵出土有金銀玉器等奢侈品,然而所占比例很小,同巨大數量的一般社會財富相比,顯然重點絕對是後者。漢陽陵是漢景帝劉啟的陵墓,景帝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是古代中國第一個發展高峰,而景帝本人也以節儉而著稱,所以重視一般社會財富也與他這種個人特點相一致的。
漢武帝茂陵:主題是擊敗強敵匈奴。這在茂陵的陪葬墓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馬踏匈奴”中看得特別清楚。馬踏匈奴是一匹立馬,在其腹下壓著一個人,此人絡腮鬍須,一看就是“胡人”的形象。他一手握弓,一手執箭,被馬壓住動彈不得。這件作品名為“馬踏匈奴”,是中國國寶級的重要文物,非常著名。從這件作品看,這裡的馬已經不再是只代表一匹馬自身,而是代表霍去病,代表強大的漢軍,甚至代表漢王朝、代表漢民族。一匹馬能有如此強烈的象徵性含義,這在中國文化史上還是第一次。
茂陵的主要文化標誌就是霍去病墓前的石刻。茂陵石刻並不是只有大寫意一種藝術風格,它還有著剛健質樸、粗獷豪放、恢弘大氣的另一面,這應當是來自本土的周秦文化的一貫傳統。其中的臥馬臥在地上猶十分警覺,並沒有因為“臥”而失去氣魄;躍馬的雕造極其豪壯,神態也生動無比,閃現的是馬正準備從地上一躍而起的那一瞬間的動態。這是當時人們對馬的動態熟悉程度的完美表達,也是人們對自己的動物朋友的親情流露。茂陵石刻是寫實同寫意並重的、藝術語彙是豐富多彩的,它完成了外來的楚文化與本土的周秦文化的銜接與融合,所以除了時間上的“中國第一”外,用藝術水準去衡量,稱它們為“第一流”的作品也是完全當之無愧的。
唐太宗昭陵:主題是政治大團結,是歷史教科書式的政治告誡。昭陵陵園有皇親、勛臣陪葬墓200餘座,以關係親疏和功績大小作由近而遠、猶如眾星拱月般的扇形排列。昭陵與其陪葬墓共同展示了唐初空前的政治大團結,以及對後人的諄諄告誡;唐太宗李世民命著名藝術家閻立本主持設計,將自己生前騎乘過並壯烈戰死的六匹駿馬以高浮雕形式刻畫上石,作為自己陵墓的主要紀念物,這就是舉世聞名的石刻藝術傑作――昭陵六駿。這樣做與一般帝王陵上安置粉飾太平的吉祥瑞獸完全不同,聽起來也似乎很不“吉利”,但昭陵著力營造的不是祥和太平的氣氛,而是要重溫大唐創業的血與火動盪歷程;它們凝結的是一位老軍人對救過自己命並殞命沙場的戰馬的生死之情,是對大唐創業艱難的深情眷顧,但更多的是,它們以傑出的藝術風範和動人的情感魅力,以具有濃郁悲壯色彩和啟迪性的英雄史詩,一掃空洞、無聊的帝王喪葬形式,給子孫後人提出“毋忘歷史”的肺腑告誡。
唐高宗、武則天乾陵:用世界眼光看待世界,用大中國視角看待中外關係和民族關係。神道上及陵園四門分布著壯觀的石刻群,有天馬行空、鴕鳥佇立和雄獅雙峙,各具特色又神采不凡。陵園南門內側還有當時與唐王朝關係密切的國家及民族首領石像61尊,如真人大小恭然肅立在內闕尊榮無比的重要位置,說明了唐王朝對他們的特別禮遇和敬重,如此眾多的陪葬石像也是所有帝王陵中絕無僅有的。這些都是唐代空前的大外交和民族大團結的生動寫照。在乾陵的陪葬墓中,又有很多反映民族關係和國際關係的重要文物,三彩、陶俑、壁畫中的胡人、胡馬、胡服形象比比皆是,還有其他場合罕見的獵豹、猞猁、獵鷹、獵犬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出土於章懷太子墓的《客使圖》,生動而真實地再現了唐朝政府官員接待外國使節的情景,也是以往唐墓中絕無僅有的特殊題材。
帝陵有了特定的主題,於是就有了文化特色,使陝西的帝陵文化呈現出多姿多彩的個性化色彩。氣魄宏大的漢唐時代,才會去考慮“依山為陵”,但漢代山陵僅有文帝霸陵一座,而唐代卻有13座,超過了全國各朝各代全部山陵加起來的總和。另外,即使同一個時代,其帝陵的文化特色也絕不雷同。例如,唐太宗昭陵有陪葬墓超過200座,但唐玄宗泰陵、唐德宗建陵卻各只有一座陪葬墓,晚唐帝陵甚至一座都沒有。這種差別不是差在國力、技術方面,而是差在不同的理念上。
帝陵建設逐漸形成一套制度,而這種制度的完備,一般認為是從乾陵開始的,乾陵形成了帝陵的一般規範。但就乾陵而言,仍然存在若干不合制度的情況,這裡又幾方面的原因:
一是如前所述,重要的帝王陵有自己的特定主題,因此就會有合於主題而未見得合於制度的情況,最明顯的例子是乾陵的鴕鳥。鴕鳥被置於神道的前端,根據“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的方位標示,這裡本該放置的是神話中的神鳥朱雀,但卻被來自“蠻夷番邦”的凡鳥鴕鳥所取代,這就是乾陵“對外開放、面向世界的大主題在起作用;
二是帝王個人的特別喜好,如唐高祖李淵生前特別喜歡林邑國進貢的犀牛,特意下詔將這對犀牛的形象雕成石像放置獻陵;
三是在不違背制度的大原則的前提下,出現與制度不合的局部調整情況。這又體現在鎮墓石獅上。中國不產獅子,用外來的獅子取代中國的“百獸之王”老虎,做為陵墓最主要的守護神,即從順陵、乾陵開始。以後逐漸推廣,變成涉及陵墓以外所有方面的中國第一守護神。
唐陵的差別是最大的,首先18座帝陵中有13座山陵,每一座的形制都會因地形而出現重大差別,這就不可能有統一模式,高低大小全然沒有可比性;乾陵有一條理想化的神道,而昭陵正面是陡峭的高崖,故只能將神道選在九?舊降謀逼攏?不僅太短不符合神道的要求,而且坡度太大,看起來不像是一條神道。

五、帝陵的社會影響與歷史影響

1、已經揭示的信息令人震驚,而蘊藏的信息更無可估量。
歷代對建設陵墓的態度,實際就是完整的生活觀: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都包括在內。不僅要保持原有生活,而且要保持原有政治地位和權威。西漢十一位帝王中的九位,把自己的陵墓選擇在鹹陽原上,而這九座陵墓中,又有五座設有陵縣,因此鹹陽原也稱為五陵原。陵邑的設定就是要讓帝王在入土之後依然有領地可供統治,實際是將在世的統治延長了。五座陵邑的住戶都是天下富豪或有地位的人,從全國各地遷到關中,大學者司馬遷就是同父親一道從故鄉龍門遷到茂陵縣的。這五座陵邑都有相當規模,如茂陵縣人口就多達27.5萬人。因為五陵邑多官宦富戶,所以其子弟往往遊手好閒、滋事生非,以後成語“五陵少年”就由此而生,作為紈絝子弟的代稱。
2、一座帝陵就是一個藝術寶庫,文化內涵異彩紛呈、美不勝收。
乾陵、昭陵附近大量唐墓都出土有墓葬壁畫,由於墓主人身份很高,故作畫者多為專業畫家甚至著名藝術家,就我們目前所見,唐墓壁畫中的優秀作品比之傳世的唐代文人畫,其水平絲毫不見遜色乃至有所超越,甚至有海內外學者把永泰公主墓壁畫中的一位捧杯仕女評價為“中國古代第一美人”。乾陵陪葬墓壁畫中,有五組被評定為中國最高等級的國寶,是對這種獨特繪畫藝術價值的充分肯定。
陝西是一個很少產馬的地方,尤其不產良馬,但由於漢唐時代它是各方面絕對中心的特殊地位,使得中國各地甚至亞洲各地的良馬,源源不斷地向長安集中,長安成了中國最主要、最著名的良馬集中地。與此同時,陝西成為整箇中國有關馬的藝術品的集中出產地,而最優秀、最著名的作品,一般都與帝陵有關。如秦的大陶馬和銅車馬,出自秦始皇陵陪葬坑;西漢楊家灣兵馬俑出自長陵或陽陵陪葬墓;西漢鎏金銅馬和霍去病墓著名的三馬都出自茂陵之側;西漢玉雕馬應與昭帝平陵有關;十六國時的大夏石馬出自赫連勃勃長子赫連?Y墓前;唐的昭陵六駿被稱為“悲壯的英雄史詩”、乾陵天馬被譽為“中國古代最有力量感的馬雕作品”……,等等。古代中國雕塑真正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真正得到世界認可的作品中,最有名的就是各種馬雕,1989年一匹三彩馬在國際市場拍出中國古董的天價,十多年中再無可以望其項背者,就是世界對中國古代馬雕水平的一種認可和激賞。
3、影響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和民族心理。中國是一個極端重視傳統的國度,如歷代不絕的祭黃陵(包括歷代帝王、少數民族首領、國共雙方等)、種植與養護柏樹等行為,都形成傳統。通過這種傳統,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始祖認同和血緣認同得到不斷強化和延續,民族心理被固化下來,使後代對先祖及其文化保持足夠的敬意,這是中華文明得以歷數千年而從未中斷的原因之一。這種文化認同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致國家有關部門,在並沒有可靠考古依據的情況下,也只能以傳統輿論為根據,以人心所向為前提,將黃帝陵評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且是古墓葬第一號。這實際就是帝陵巨大的社會影響與歷史影響在起作用。
4、今天的現狀:陝西重要的帝陵基本都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中秦始皇陵是世界文化遺產。以單獨一座帝陵申報世遺成功,這在全國還是唯一的。明清帝陵是集體申遺,與秦陵是不同的。陝西帝陵在世界上有極大影響;依託帝陵建成諸多的博物館,得以揚名世界,所以,這些博物館可以看作是帝陵文化的外延,帝陵成為陝西重要的文化招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新的具有轟動效應的考古發現,帝陵文化的歷史影響也在不斷異化:秦始皇陵對中國人來說是一種歷史的見證,而對外國人來說是一種特別的藝術文化。它在世界上的巨大影響主要來自兵馬俑而不是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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