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阿瑪蒂亞森1933年出生於印度孟加拉灣，1959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其後先後在印度、英國和美國任教。1998年離開哈佛大學到英國劍橋三一學院任院長。他曾為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寫過人類發展報告，當過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的經濟顧問。他因為在福利經濟學上的貢獻獲得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阿瑪蒂亞森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他曾在《紐約書評》雜誌上撰文，評論泰戈爾的詩歌繪畫，頗獲好評。森與泰戈爾還有一點特殊的聯繫：他的名字是泰戈爾給起的。森的外祖父是泰戈爾的秘書，森出身時，就請泰戈爾為女兒的新生兒起名字。泰戈爾挑了Amartya，意為“另一個世界的”，並說“這是一個大好的名字。我可以看出這孩子將長成為一個傑出的人。”當森在199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印度報紙津津樂道這一段佳話---印度的第六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的名字出自印度的、也是亞洲的第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泰戈爾。“阿瑪蒂亞”（“另一個世界”）蘊涵著智力的或想像的未來世界。
主要著作
阿瑪蒂亞森研究範圍廣泛，除經濟發展外，在福利經濟學、社會選擇理論等方面著力尤多，成就斐然。他已經出版了《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理性與自由》、《以自由看待發展》、《身份認同與暴力》、《經濟發展與自由》、《集體選擇和社會福利》、《論經濟上的不平等》、《倫理學和經濟學》、《自由、合理性與社會抉擇》等十幾部專著，其中前五種已經出版漢譯本。
研究課題
阿瑪蒂亞森主要兩大研究課題：饑荒和民主
森對於饑荒問題所做研究的成果，集中體現在他出版於1981 年的《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一書中。在這部書里，他向從未遭到質疑的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這種觀點認為造成饑荒最重要的原因無非是食物短缺，故往往發生在旱災或洪澇災害之後。通過對1940年以來發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等貧窮國家和地區數起災荒的實證研究，他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簡單。例如 1974 年孟加拉國饑荒，就是由於當年該國發生水災引起食物價格飛漲，農業工人的就業機會急劇減少，收入大幅降低，使得他們無力購買糧食，從而陷入飢餓境地造成的。他認為，要想徹底弄清饑荒的形成機制，必須仔細分析不同的社會經濟因素如何影響不同的社會經濟群體，進而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致使某些群體連果腹這樣應得的基本社會福利都無法獲得。
森對於饑荒問題的興趣源於他的個人經驗。他在9 歲時親身經歷了1943 年孟加拉大饑荒，這次饑荒造成了三百萬人死亡。如此巨大的人口損失，經他後來研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指出，當時的印度有著充分的糧食供應，只是由於大量的農工失去工作，貧窮如洗，從而失去了購買能力，糧食的分配途徑遂因此而被阻斷。通過審慎考察近年發生的重大饑荒的環境條件和形成機制，阿馬蒂亞森指出，在許多饑荒的實例中，食物的供應能力實際上並未顯著減少。相反，正是另外的社會和經濟因素，如工資降低、失業、食物價格騰貴、食物分配系統崩潰等，造成了社會中某些群體的人們陷於飢餓。換句話說，饑荒的形成並不是沒有糧食，而是飢餓的人有需求而無消費——這些人的糧食消費權利被廢止了！這樣的飢餓群體，總是無錢無權的底層民眾。森用他少時的經驗告訴人們，災荒年代受苦最深，乃至大量死亡的，永遠是在社會階梯上處於低端地位的人，特別是那些根本無階梯可上的農業勞動者。他們處於完全無法採取行動的狀態——既無從獲得食物，也無力逃避災禍。一個國家的階級特徵在災荒年代表現得就是這樣突出！森的結論是：饑荒不僅源於食物的缺乏，更源於食物分配機制上的不平等。
饑荒既然多屬人禍，那么它就不是不可通過盡人事以求避免的。饑荒出現的時候，也正是需要政府積極發揮職能的時候。由於饑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窮人，政府便可通過適當的就業方案，如實施某些公共工程等，提高窮人的收入，使他們有能力購買食物，同時嚴格平抑物價，使之保持穩定，從而防止饑民產生乃至死亡。即使是最貧窮的國家，只要政府採取了得當的干預措施，也能順利渡過嚴重的水旱災荒， 1973 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辛巴威和波札那，都是例子。政府對人民遭受災難的反應，取決於它受到的壓力。投票選舉、批評、抗議等行使政治權利的方法，都是施加壓力的手段。只要政府認真努力，饑荒實際上不難預防。面對選舉、反對黨和獨立報紙，一個民主政府除了竭盡全力，採取合理的救災手段以外，別無選擇。相反，非民主國家易於發生災難，致使哀鴻遍野，就在於受難者沒有地方發出他們的聲音。印度的最後一次饑荒發生在1943 年，而自1947 年獨立，有了多黨制和新聞自由之後，便和其他民主國家一樣，再也沒有出現過某些專制社會、殖民地、一黨制或軍事獨裁國家一再出現的大饑荒。森是一位堅定的政治自由的捍衛者。他相信在運轉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面，饑荒是不會發生的，因為那裡的國家領導者必會更為負責地聽取公民的要求。總之，森的結論是明確的。他絕不相信災荒和饑饉是不可化除的天譴。如下這一在經濟學界廣為人知的名言，就是他的觀點的總結：“事實是顯著的：在駭人聽聞的世界饑荒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獨立、民主而又保障新聞自由的國家發生過真正的饑荒。無論找到哪裡，我們都找不到這一規律的例外。”
森也曾分析過中國的“三年自然災害”，結論並無兩樣。1960 年前後饑荒的死亡人數據不同的統計來源，在2200 萬到4000 萬之間，為世界有史以來所僅見。近年有關研究文章除承認當時確有糧食減產外，也指出了若干重大的決策錯誤。以饑荒最為嚴重的四川為例，原因即有：糧產大幅下滑、由浮誇風虛報造成的大幅糧食外調、受極左路線危害比他省為烈、為保京、津、滬而向三城調糧等。於是世代衣食無憂的天府之國村有餓殍，成為全國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940 萬—1000 萬）。當此之時，主政西南包括該省在內的方面大員卻出語驚人：“中國這么大，哪朝哪代不餓死人！”千百年來，歷朝天子，但遇凶歲，猶知下詔罪己，以為因應。大員的冷漠正可做森的理論的絕好註腳。
阿馬蒂亞森深切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民主。
“民主究竟是什麼？”他在他的長文《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中自己設問，並力圖做出儘可能圓滿的回答。民主作為一種制度，自然是和社會政治生活密切相關的。但是，他指出，“我們不可把民主等同於多數人統治”，當然更不能等同於少數人包打天下，多數人集體失聲的偽“多數統治”。在他看來，“民主有著必須滿足的複雜要求，其中當然包括投票選舉和尊重選舉結果，但同時也應該保障獨立自主和個人自由，尊重法律賦予的權利，容許自由討論，撤消針對新聞傳播和公正評論的政府檢查。如果不同的政治派別不能得到充分的機會以表達各自的立場，或者選民不能享有獲得訊息以及考慮競選領袖觀點的自由，選舉即使舉行了，也不免存在重大缺陷。民主是一種需要滿足多種要求的制度，而不僅僅是在隔絕狀態下運作的機械性規定（如多數人統治）”。森認為民主政治的優越性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人民獲得了行使公民權和參政權的保障，它們是作為社會存在的所有個體為尋求良好生活所必需的固有權利。第二，在效用上，它能夠促使政府傾聽人民的聲音，注意他們的政治要求。第三，民主的實施，使公民獲得了彼此溝通和互相理解的機會，從而有助於社會形成其價值觀念，確定其不同時期所應優先處理的不同問題。這三個方面分別體現了民主內在性的、工具性的和建設性的價值。這樣的民主，正是不傷天，不害理，不侵犯任何人，卻能使所有人擺脫恐懼，享受安定生活的保證。
因此，森堅定地認為，民主具有普世價值，應為人類社會的任何成員所天生享有。1997年夏天，一家日本大報問他：在20 世紀發生的大事之中，哪一樁最重要？他後來寫道：“過去的一百年間的確不乏重大事件。但是比較之下，在20 世紀出現的種種偉大成就中，我還是毫無困難地選擇了最了不起的一樁：民主的興起。這並不意味著我想否認其他事情的重要性。不過，我堅持認為，在遙遠的未來，當人們返觀這一世紀都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時候，他們定會發現，不把頭把交椅交給民主制度興起並成為最受歡迎的統治方式這件事，是不可能的。”任何人，只要他對20 世紀的大勢稍有認識，都會承認森的選擇是正確的。在這一百年內，儘管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不亞於戰爭的其他災難，人類之中還是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在艱難而又曲折的跋涉後，走上了人人有口講話，不勞權勢包攬的民主發展道路。這在歐洲、亞洲、非洲、美洲，都有成功的例子。不能不說，這是人類解放自身的偉大成就，而其他任何科學技術的發達，巨大財富的積累，預期壽命的延長，以及外星探測的成功等，與之相形，都很渺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