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原名A.韋爾斯利。生於愛爾蘭都柏林一貴族家庭。畢業於法國昂熱軍事學校。1787年回國加入英軍，任愛爾蘭總督副官。1794～1795年參加第一次反法聯盟的對法戰爭，在佛蘭德之戰中嶄露頭角。1796年被派往印度，參加英國-邁索爾戰爭，打敗鐵普蘇丹。1799年任邁索爾總督，隨後征服馬拉塔諸邦，晉少將。回國後於1806年當選為議員，次年被任命為愛爾蘭事務大臣。在1807～1814年半島戰爭期間，指揮英、西、葡聯軍同法軍作戰，戰術靈活，進退有節，先後在維米耶羅、波爾圖、羅德里戈、薩拉曼卡等地擊敗優勢法軍，於1812年8月進占馬德里。1813年晉陸軍元帥。1814年4月攻入土魯斯，結束半島戰爭，受封威靈頓公爵。法國波旁王朝復辟後任駐法大使。1815年拿破崙一世恢復在法國的統治後，指揮英荷聯軍對法作戰，在滑鐵盧之戰中徹底擊敗拿破崙。隨後進軍巴黎，統率盟國駐法占領軍。戰後多次參加反法聯盟各國重新瓜分勢力範圍的會議。1818年起歷任軍械總長、內閣首相、外交大臣和不管部大臣，並長期任陸軍總司令。政治上保守，反對"國會改革法案"，曾參與鎮壓1848年憲章運動。共獲得6個國家的元帥稱號。病逝於肯特郡沃爾默城堡。他擅長防禦作戰，注重培養士兵的勇敢精神，但要求按門第選拔軍官，並主張棍棒紀律。
人物生平
早年時期
威靈頓出生時號“阿瑟·韋斯利閣下”（The Honourable Arthur Wesley），是加勒特·韋斯利，第一代莫寧伯爵（Garret Wesley, 1st Earl of Mornington）與亞瑟·希爾-特雷弗，第一代鄧甘嫩子爵（Arthur Hill-Trevor, 1st Viscount Dungannon）的長女安娜（Anne）的四子。他最有可能是在家族的排屋，都柏林梅里奧上街（Upper Merrion Street）24號出生，這裡現在是“梅里奧酒店”（Merrion Hotel）。大多數傳記作者以當時的報紙為證據，認為他在1769年5月1日出生，這是他受洗的日期。其他可能的出生地點有：他父親聲稱他在都柏林莫玲頓樓（Mornington House）出生；或者是於家族在阿蒂（Athy）的莊園出生，因為威靈頓在1851年人口普查時回到這裡，現在莊園已被焚毀；也有可能在鄰近的樓出生；甚至可能在一條包艇上出生。
他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家族的兩座住宅中渡過，第一座在都柏林，第二座，在單根堡（Dangan Castle），在Summerhill北部3.1里（5公里）處，位於蘭斯特省（Province of Leinster）County Meath的Trim路（Trim Road）。在1781年，他的長兄理察（Richard）繼承了父親的爵位。他的另外兩個兄弟在後來被封為馬里伯勒男爵（Baron Maryborough）與考利男爵（Baron Cowley）。
在單根時，他到特蘭姆（Trim）的教區學校讀書，在都柏林時，到懷特先生學院（Mr. Whyte's Academy）讀書，在倫敦時在切爾西的布朗預備學校（Brown's Preparatory School）讀書。後來，他進入伊頓公學，在1781至1784年間在這裡讀書。他在這裡孤獨，這使得他不喜歡它。所以後來傳聞他所說的：“滑鐵盧戰役贏在伊頓的操場上。”估計是錯誤的。另外，當時的伊頓沒有操場。他並未因獎學金而改變，但如拿破崙般，他既敏捷又善算術。他的父親於1781年去世，他的母親則於1784年去世。因家庭拮据，他被召回，離開了他屢遭挫折的伊頓，與她一起往布魯塞爾。在這裡，他是他們寄居的房子的房主，大律師路易·古貝爾的學生。據同學說，他酷愛音樂，善彈小提琴，但除此之外一無所長。他既聰明又嚴厲的母親認為她的“醜小子阿瑟”“適合做炮灰”，並於1786年將他送往昂熱的皮涅羅爾軍事學院（Pignerol's Military Academy），這間學院主要是一間騎術學校。他被認為“體質虛弱，不專注於學業，並常與一隻叫維克（Vic')的小獵犬一起霸占地盤。”在大概一年後他改了名，與左鄰右里結友，並在後來在法國服役時得到了一個工具。
1787年3月7日，他加入了第73高地團。他的長兄愛德華在炮兵中給他委託了一個職位。第76團部隊當時駐紮在印度，但他沒有到印度去。12月25日，他成為了第76團中尉。1788年1月23日，他被調到第41團，然後，在6月25日，他被調到了第12輕龍騎兵團。1791年6月30日，他被調到第58步兵團，獲得了一隊士兵，然後，在1792年10月31日，他被調到第18輕騎兵團。在此期間，他慢慢地地愛上了朗福德伯爵（Earl of Longford）之女基蒂·帕克南。她在他眼中“既快活又充滿魅力”。1793年，他向她求婚，卻被她的長兄托馬斯阻止，因為威靈頓太過年輕又負債累累而且看起來沒什麼前途。他的音樂夢被這次拒絕毀滅了，他憤怒地燒掉了他的小提琴，下定決心從軍。但是，在這些部隊中服役時，他很少履行自己的職務。在1787年11月到1793年3月這段時間間，他先後為兩位愛爾蘭中尉的副官。第一位中尉是白金漢侯爵（Marquis of Buckingham），第二位中尉是威斯特摩蘭伯爵（Earl of Westmorland）。Viceregal Court物價高昂，但他每年只有125鎊收入，他稱他唯有向他的鞋匠房東借錢。1790年4月，他以Trim區議員身份回到愛爾蘭議會，並一直把持住這個席位，直到1795年6月5日散會。據他的長兄說，他憑著“出色的判斷力，和藹近人的舉止與他的堅定性”重新*得了家人的好感。1793年1月10日，他第二次發表演說，內容有關王室宣布準備對法戰爭與建議考慮Catholic Claims，他支持政府給予天主教教徒權利的法案，但反對允許天主教教徒進入議會的修正案。
1793年，約克公爵被派往弗蘭德斯指揮盟軍對抗入侵的法軍。1794年，第33步兵團被派往增援在尼德蘭作戰的英軍，剛剛通過捐官成為少校的威靈頓也在6月與33團一起在Cork港起程航往弗蘭德斯，這是他第一次參戰。3個月後，他再次通過捐官晉升，成為中校。在戰役中他晉升為旅指揮官。在Boxtel戰役前，他的部隊在布雷達東部敵軍的炮火下前進。在戰役的後半部分，冬季時，他的部隊負責防守Waal河。在這段時間裡，他因潮濕的環境而病倒。因戰役被證明是失敗的，約克公爵的部隊於1795年返回。在這場戰役中，威靈頓學到了不少東西，比如縱隊前進中需要仍然維持穩固的射擊線列以及離岸援助的重要性。他總結出：許多戰役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指揮部組織混亂。後來，他評價他在尼德蘭的那段時間：“最後，我學到了不要做的事，這總是有價值的一課。”
1795年3月，在返國後，他再次回到議會中。他希望在愛爾蘭新政府中任戰爭大臣，但新的中尉閣下，卡姆登勳爵只給了他軍械副將的職位。他拒絕了這個職位，回到了在南安普敦的33團。33團被派往西印度，在乘船7個星期後，一場風暴強迫船隊回到了英格蘭Poole。在休養了幾個月後，白廳決定將33團派往印度。1796年5月3日，他因資歷而被晉升為上校。幾個星期後，他與他的部隊一起航往加爾各答。
印度揚名
他在印度採取一種節制飲食和樂天知命的養生之道。由於長兄理察·韋爾斯利前來當總督，他得以發揮自己的才能。1799年,英國發動對南印度邁索爾王國的第四次殖民戰爭。他指揮一個師去進攻邁索爾的蒂普蘇丹，因強弱懸殊，鐵普蘇丹被迫退守都城色林卡帕坦。威靈頓陳兵城外，層層包圍。5月4日，威靈頓軍隊用大炮轟開城牆，衝進城內，將該城洗劫一空，鐵普蘇丹陣亡。從此，邁索爾便處於英國管轄之下，而威靈頓則成為這個地區的軍事長官。1803年，中印度馬拉塔聯盟各國發生內訌，英國乘機發動對馬拉塔的第二次侵略戰爭。威靈頓轉戰南北，連連勝利，特別是1803年9月在阿薩耶戰役，他率7000人強襲4萬人的邁索爾軍隊（由法國人訓練，裝備100門大炮和騎兵），在戰死了兩匹座騎和損失了1/4的士兵後，他獲得了生平第一場決定性勝利。接著又於11月在阿爾乾戰役中擊敗邦斯勒的軍隊，迫使戰敗國締結德奧岡條約，承認英國對古塔克和巴拉索爾地區以及瓦德河以西的領土的所有權，從而確立了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他認為這此戰役對他個人來講比滑鐵盧戰役更輝煌。他日後在歐洲各戰場上所顯示出來的一切取勝的特質都是在印度培養出來的，包括︰能決斷、有常識、注意細節；愛護士兵、注意給養；與老百姓保持良好關係。後來拿破崙筆下只把他說成是一個“印度士兵將軍”，那是不智的。1805年威靈頓封爵士後返回英格蘭。 被提升為少將,任愛爾蘭事務大臣。
威靈頓的新差事是令人失望的︰他率駐哈斯丁斯的一個旅遠征漢諾瓦，以失敗而告終。但他這時已經是公認的大人物了。1806年，當年拒絕他的凱薩琳小姐的家人來向他提婚，他被告知有一個女孩十多年一直在等他，愛爾蘭的貴族太太們之間都瘋傳著關於他們愛情神話，他不能拒絕這個神話，他答應了婚約，只是低低的埋怨了一句“她變醜了”。當年小副官心中高不可攀美麗的女神13年後已經變成一個發胖的老姑娘了。同年進入國會以駁斥激進派對其兄在印度政績的攻擊。他以托利黨首席秘書的身分在愛爾蘭停留兩年。在為期很短的對哥本哈根的軍事遠征(1807)中，打敗丹麥軍隊。1808年葡萄牙人起來反對拿破崙時，威靈頓奉命前去支持。
半島稱雄
威靈頓不打算“戰爭還未開打就輸掉一半”——這是拿破崙的霸權對歐洲大陸各國軍隊的通常效果。他希望以“穩如盤石的軍隊”阻擋住法軍的攻擊。他所統率的英國步兵“淺紅佇列”在維米耶羅確實擊敗了號稱“風暴”的讓-安多歇·朱諾將軍的縱隊(8月21日)，這是拿破崙的戰術體系第一次完敗。但前來的兩名英國高級爵士不準乘勝追擊，因為他們願意簽訂不得人心的《辛特拉條約》，這樣一來，朱諾的軍隊便得以安然回國。由於群情激昂，威靈頓和他的幾個同僚被送上軍事法庭。雖然被判無罪，威靈頓還是返回愛爾蘭任首席秘書。但是，在他的繼任者約翰·穆爾爵士陣亡，英軍從西班牙撤退之後，他認為仍能守住葡萄牙，1809年要求政府讓他帶兵重新開戰，這是對歐洲極為重要的一個決定。他在軍隊中的地位由於他的哥哥理察·韋爾斯利出任外交大臣而得到加強。他在里斯本登入，奇襲蘇爾特元帥，（拿破崙稱為歐洲最好的戰術家，法國歷史上4個大元帥的最後一個）攻占波爾多，以傷亡23人的代價擊破2.3萬敵軍，一路窮追把法軍趕回西班牙。為此英、西聯軍雖然在塔拉韋拉獲勝(7月27～28日)，而圍攻馬德里卻因為他不願損耗兵力而失敗了。儘管由於發動攻勢而受封威靈頓子爵的頭銜，此時，鑒於拿破崙在奧地利取得勝利，威靈頓預感到拿破崙可能掉轉頭來全力對付自己，帶領他的部隊退回葡萄牙基地，撤退途中於1810年9月27日在布薩科擊敗馬塞納元帥。5萬英葡聯軍擊退6萬5法軍，僅1千2傷亡(英葡各626)，而法軍損失5千，含5位將軍。（馬塞納元帥曾經在瑞士擊敗俄國大元帥蘇沃洛夫而拯救法國，被稱為帝國元帥中最具有大軍統帥才能的人物，稱號勝利的寵兒）安然退入他曾秘密構築橫跨里斯本半島的著名“托里什韋德拉什防線”。這個陷阱本來是準備用來對付拿破崙的，但現在獵物變成了馬塞納的軍隊。馬塞納撤出葡萄牙(1811年春，傷亡2.5萬)和德歐尼奧羅敗北(5月3～5日)成功地說明威靈頓的防守焦土政策是正確的，也使部下對他的信賴更加堅定。他的士兵管他叫“大鼻子”，他的軍官管他叫“花花公子”。所以給他起這樣的綽號是因為他有175公分的修長身材，喜愛穿剪裁十分合體的便服；有棕色波浪式頭髮，眼睛又亮又藍。
他那一步一步壯大起來的軍隊直到1812年才有足夠的力量攻占西班牙要塞羅德里戈城和巴達霍斯。這樣就守住了進出西班牙的兩扇大門，造成隨時威脅馬德里法軍補給線的態勢。7月22日在薩拉曼卡以少擊眾擊敗馬爾蒙元帥40,000名法軍，僅用40分鐘之後，他進入馬德里(8月12日)。由於圍攻布爾戈斯未成，他的軍隊再次撤回葡萄牙；1813年5月從這裡出發，最後一次向西班牙進軍。他率兵急速橫跨半島千里之後，在維多利亞盆地把約瑟夫·波拿巴國王率領的5萬法軍逼入絕境，擊潰他們，並繳獲他們的全部輜重(6月21日，120門大炮被繳獲119門)。造成法軍在西班牙的統治全面崩潰。對於勝利者來說，這種光輝燦爛的戰利品實在太多了，連儒爾當的鑲金元帥杖也被英軍繳獲，他們竟容許法軍逃進庇里牛斯山脈，當時威靈頓公開斥責他那醉酒的部隊像“糞土一樣”。維多利亞大捷鼓舞歐洲反拿破崙聯盟，為此樂聖貝多芬專為此戰譜寫了《威靈頓的勝利》交響曲來慶祝。旱季來臨時威靈頓在盟軍中第一個攻入法國本土，擊破蘇爾特元帥的頑強防禦，跨過一道道河上防線，直至1814年4月10日攻入土魯斯才完美的結束半島戰爭(4天前拿破崙已經退位)。當時他已經是侯爵和陸軍元帥，這回又封公爵，由國家賜給50萬英磅，後來又賜給他漢普夏的斯特拉特費爾德-薩耶，以保持他的地位。他進入上院的頭銜有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和公爵，還榮膺嘉德騎士的稱號。
征服王者
拿破崙流放厄爾巴島時威靈頓被任命為駐復辟的波旁王朝路易十八世宮廷的大使。1815年2月他代替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子爵出席維也納會議，但代表們還未能結束調停爭端的工作，拿破崙便已從海島逃走，3月1日登入法國，開始他的百日統治。6月16日,拿破崙以5萬餘兵力牽制英軍主力近7萬人，在林尼擊敗了布呂歇爾軍隊。隨後,拿破崙命令格魯希軍團尾追布呂歇爾軍隊，自己率領主力轉攻威靈頓軍隊。威靈頓以6萬7對拿破崙的7萬3。他手下的半島老兵只有不到1/3，其餘全是僱傭軍。18日午後，法軍在重炮掩護下連續向英軍兩翼陣地發起進攻，遭到英軍頑強抵抗，雖然一度在英軍右翼打開缺口，但由於英軍的及時反攻及法軍的大意，法軍的進攻成果頓時化為烏有。下午三時半，因未攻破兩翼陣地，拿破崙轉而向英軍的中央陣地發起猛攻，米歇爾·內伊率領以萬餘騎兵加入衝擊就是這樣，他還是穩穩的守住了陣地。那一天威靈頓騎著坐騎，待在戰場的制高點——聖約翰山高地的一株大樹下，整整一天都保持著同一個位置，即使他身邊的副官被當場擊斃。當炮彈不時地在離他不遠處爆炸時，他的部將羅蘭德·希爾擔憂地問道：“將軍，如果你遭遇不測怎么辦？”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像我一樣去做。”當看到法軍騎兵肆意屠戮著他的步兵時，他仍然可以面不改色的由衷稱讚他的敵人：“Splendid！”，而不把他的預備隊拉出來。傍晚，布呂歇爾率部即將趕到。拿破崙急切盼望格魯希兵團來援，但杳無音訊,不得不孤注一擲，將剩下的預備隊老近衛軍投入戰鬥，向英軍發起最後攻擊。威靈頓已準備完畢，他為也許過於自信的法國近衛軍準備了一場大規模的伏擊，緊接著將是會讓法軍感到極為意外的反攻和像以往一樣堅韌而守紀的英軍步兵的交叉火力。戰無不勝的拿破崙近衛軍崩潰了，這一事件在拿破崙戰爭中是不可思議的，而這瞬間引發了法軍其他部隊的恐慌。威靈頓一躍而起，也投入了他的最後一隻軍隊，蘇格蘭高地騎兵轉入反攻。法軍沒料到英軍還有餘力，頓時陣腳大亂，潰不成軍，傷亡3萬，被俘7千。威靈頓以及普魯士陸軍元帥布呂歇爾6月18日在滑鐵盧的勝利使“公爵”成為歐洲最著名的——即使不是最喜氣洋洋的——英雄。“我向上帝祈禱，希望我今後不再打仗。”他為陣亡將士一邊流淚一邊說︰“老打仗是一件很壞的事情。” 他的希望實現了。作為駐法占領軍總司令，他反對簽訂懲罰性的和約，拒絕格布哈德·馮·布呂歇爾提出的槍殺拿破崙和焚燒巴黎的建議。他組織貸款以解救法國的財政，並提出在3年後撤出占領軍。這幾項政策使他贏得和會的感激，1818年帶著6個外國授予的司令杖(陸軍元帥的標誌)回國。他在世界軍事史上的地位大約和擊敗戰略之父漢尼拔的羅馬名將大西庇阿相當。
作為軍人
威靈頓常常被描述成一位防禦型的將領，雖然事實上許多、也許是大多數他的戰鬥都是進攻戰（阿薩耶、波爾圖、薩拉曼卡、土魯斯、維多利亞）。但是半島戰爭中的大部分時間，他的士兵無論在人數還是在訓練方面都無法打一場進攻戰。同時，伊比利亞半島提供了極好的打防禦戰的地形，而威靈頓也正好可以利用這一優勢。
威靈頓的戰術思想中有許多是從政治、補給或是財政中體現出來的：僅僅作為一個戰場上的指揮官，他也不得不對付英國政府反覆無常的政策、葡萄牙政府以及各式各樣的西班牙軍閥與游擊隊。同時，在貧瘠的半島上補給是一個恐怖的問題：法軍懶得理這問題，他們只是簡單地搶劫他們所需要的物資；威靈頓需要獲得平民的支持，需要從別處獲得補給（特別是從美洲運來的小麥）並運送給戰地的士兵。補給常是他的致命弱點，而他在補給線被敵方威脅時常被迫撤退或是採取守勢。
在他的防禦戰中，他對防守戰術表現出幾乎無人能與之相比的理解力：他幾乎是唯一一個意識到山後坡在防禦戰中作用的拿破崙時代將領，並且儘可能地使用它來隱藏兵力和保護士兵免於受到炮擊。雖然如此，他幾乎從未錯過反擊的機會，這時許多法軍縱隊就會發現他們被火槍齊射攻擊後，接下來就會遭到刺刀衝鋒的衝擊。
威靈頓有時也很強勢：他在波爾圖的渡河是一次驚人的豪賭：而要不是一位下級軍官犯了錯誤，蘇爾特的軍隊也不會戰敗。在進攻方面威靈頓也顯示出了對地形與戰術明晰的理解力：在維多利亞之戰中，他指揮了一次壯觀且協調的攻擊——四個縱隊從三個方向同時出擊，幾乎擊潰了整支法軍部隊，迫使他們將除了138門炮中的1門外其他的行李和補給都“讓給”了英軍。
然而，他必須非常謹慎：在托里什韋德拉什防線，當馬賽納的軍隊正嘗試包圍里斯本並開始迂迴時，威靈頓經常站在矮牆上，用望遠鏡觀察法軍，咕噥道：“我可以擊敗他，但需要10000人，而這是英格蘭唯一的一支軍隊，我必須得保護它。”
由於法軍在西班牙的總數量總是遠遠超過英軍和葡萄牙軍可以派出的人數，法軍指揮官總能放棄一些地區來集結比英軍更龐大的軍隊，就像他們在薩拉曼卡之戰後所做的那樣。因而在最後的總攻之前，威靈頓總是需要小心謹慎地進攻西班牙。
在維多利亞之戰前夕的一系列交戰中，從里斯本到英軍駐地的補給線被切斷了，所以他將補給線向西班牙北部海岸延伸，迫使前線的法軍部隊回到他們的後方。
除了攻打布爾戈斯一戰外，他其他的攻城戰都是成功的。他的大部分此類戰鬥發生在印度，對抗比法軍缺乏訓練、裝備與士氣的印度軍隊。由於這個原因，他在他最糟的一戰，也就是布爾戈斯之戰中也許有點過分自信了。威靈頓幾次需要重新奪回葡萄牙邊境上的堡壘，因為法軍在占領這些聯軍把守的堡壘時總是取得完全的勝利。同時，由於法軍可以很快地召集援軍，他不能在漫長的沃邦式的攻城上花費太多的時間。由此，他在羅德里戈城與巴達霍斯的突襲雖然成功地速戰速決，但卻代價昂貴。他不喜歡他的騎兵指揮官們。他在1812年7月18日寫了一封著名的信，批評騎兵除了在溫布爾登開闊地外簡直無法調動，並且總是一窩蜂地衝鋒，而不是排成兩線——一線衝鋒而二線作為預備隊。當然，由於家庭方面的矛盾，到1815年以前他一直否認亨利·皮吉特的才幹。他同時還是他情報網的直接領導者，並且緊密監督他士兵們的供給與薪水。
他也在政治方面下了大力氣：保證英國與西班牙政府對他的支持，為選擇軍官去疏通關節，並且使與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民與他合作。當法軍以搶奪食物、槍殺反抗者與當地人民對立時，威靈頓卻把大部分的補給從國外運來、為他在當地徵用的物資付現金並且用嚴格的紀律來約束他的士兵——每隔一端時間就會有由於掠奪、謀殺或是褻瀆宗教的士兵被處以絞刑。當地人便以服從指揮、應徵入伍和提供情報來報答他。游擊隊更是與英軍緊密聯手對付法軍：襲擊法軍通訊兵並且將俘獲的法軍士兵轉交給威靈頓。
政壇貴族
威靈頓在國外的經歷使他永遠無法成為一個黨派政治人物。他雖然加入利物浦伯爵的托利黨內閣擔任軍械總監，但不因此就反對此後的輝格黨政府。他說︰“派系鬥爭大大損害國家的利益。”當曼徹斯特舉行要求國會改革的示威而發生彼得盧大屠殺以及出現企圖謀殺內閣成員的加圖街陰謀時，滑鐵盧戰役後的民眾不滿情緒已達到沸騰的地步，這時，威靈頓更加貼近了維護法律和秩序的黨。1822年頗孚眾望的喬治·坎寧繼卡斯爾雷子爵任外交大臣。儘管坎寧反對和會的體系，威靈頓卻親自駁回喬治四世對坎寧的個人反對意見，而相信時至今日，和會的體系已經穩如盤石不可動搖。當坎寧收回英國對歐洲的一切承諾時，威靈頓唯有痛苦地自責而已。1822年召開維羅納會議時，他極力平息歐洲各盟國之間的爭端未果，1826年在俄國又未完成外交使命，這兩次失敗更增加了他的苦惱。威靈頓是一個直言不諱的人，他不適合於執行坎寧的狡猾政策，但是國外卻認為他為人誠實而敬重他。
1825年威靈頓轉向愛爾蘭問題，歸納為這樣一個左右為難但必須著手解決的基本矛盾︰只有允許天主教徒參加國會的要求(即所謂的天主教解放)才能結束政治性的暴力行動，但必須保持新教作為國教的優越地位。他私下研究一種解決方案，認為羅馬教皇必須與英國君主訂立協約，最低限度要保證不準天主教神職人員滋事，以此作為他們“解放”的先決條件。但是，當坎寧這位不合格的解放者於1827年4月出任首相的時候，威靈頓感覺到新教的優越地位已經岌岌可危。他和皮爾帶領一大批人退出政府。他還辭去統率軍隊的職務。這被認為是對國王本人的冒犯，喬治四世國王對著他的背影氣的大叫：“威靈頓，你竟敢這樣對朕，宮廷侍衛勸說國王，還是算了吧，他既然不怕拿破崙，您就不要指望他會怕你。”這一行動被解釋為對國王選擇他的對手當首相的不滿。在否定這種議論的時候，威靈頓衝口說出︰他是一個軍人，如果認為自己適合當首相，那簡直“比發瘋還糟”。同年8月坎寧去世後，他應國王的要求重掌軍務。不到5個月，坎寧的繼任者戈德里奇子爵即掛冠而去，國王挑選他是因為他異常軟弱，國王想自己控制國家，但地中海爆發了海戰，俄國和英國聯合起來替希臘起義者同土耳其作戰，英國內閣一片混亂。沒人能控制局勢。1828年1月9日英王在溫莎召見威靈頓公爵。國王穿著邋遢的上衣，堅持威靈頓應該出任首相。公爵認識道：“他將擔任一項他既沒有受過訓練，又不喜歡的工作。”他不喜歡拋頭露面，他沒有在公共場合演講的天才。他的政見屬於一位愛爾蘭新教貴族的政見，也屬於這樣一位軍官的政見：他認為命令必須服從，違反命令的人必須嚴懲。而這些品格和官場格格不入。
首相時期
這位公爵的目標是經由重新統一托利黨以締造一個強大而力量均衡的政府。他不情願地再次辭去總司令一職，邀請以赫斯基森為首的坎寧派出仕，而拋開托利黨極端分子，因為他們與自己的溫和政策不兼容。對於右翼如此敬而遠之，左翼又開始發生矛盾。反對派要求大規模改革，而赫斯基森集團表示同感。公爵明智地作出讓步，首先是教會問題，他自動改革宣告非國教徒有罪的《宣誓條例》和《社團條例》；其次是《穀物法》(禁止輸入外國賤價糧食)問題，他實行了比他本人和農業利益期望中更開明的改革。但不久以後他在國會改革問題上與赫斯基森派發生正面衝突，5月該派總辭。緊接著出現了另一場危機︰在愛爾蘭克萊爾的補缺選舉期間，繼赫斯基森的大臣職的維齊-費茲傑羅極力保持他在國會中的席位，卻被愛爾蘭的天主教領袖奧康內爾擊敗。維齊-費茲傑羅本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親天主教人士，他的落選給公爵敲下警鐘︰只要不給予“解放”，任何托利黨人也休想在南愛爾蘭獲勝。大有發生內戰的可能性。1828年8月威靈頓遂承擔起其戎馬一生最費力的政治職責，勸說喬治四世、當時下院領袖羅伯特·皮爾以及大多托利黨人同意天主教解放，這些人過去一直認為此項改革無異於革出教門。由於威靈頓獨一無二的威望，國王完全被他嚇住了，即使以前那些偉大的首相也不得不向國王、貴族和下院屈服，而他卻用任何一位首相都不會採用的方式向國王說話，使他們聽從他的擺布。皮爾的立場也同樣令人棘手。他是個公開聲明的新教徒，因而堅持只有讓他當后座議員才能支持“解放”。但是，威靈頓的耐性和皮爾的義氣終於占上風，皮爾同意繼續領導下議院。托利黨的一些極端分子竟“向後轉”，公然違抗威靈頓的最後命令，但是該黨大多數人則表示服從。因此，1829年4月儘管托利黨已經分裂，天主教解放變成了法律，這是公爵在政治上最大的勝利，附帶一出鬧劇︰他與出言不遜的托利黨極端分子溫奇爾西伯爵進行決鬥。結果誰都沒有受傷，溫切爾西為他的話表示了歉意，公爵摸了一下他的帽子，說了聲早安，就催馬回了倫敦。
有時，人們批評威靈頓沒有定見。現在看起來，他只是秘而不宣，不願意過早地公開他的想法。他要進行某種形式的“解放”的願望可能在1825年左右已明白透露。
人們對於進一步實行改革的要求已經受到威靈頓本人成就的鼓舞，由於1829～1830年度的農村饑饉而如火如荼；輝格黨領袖格雷伯爵第二則趁機掀起國會改革的新浪潮，其方案是允許伯明罕一類工業城市在國會中有代表，以取代貴族和士紳私人操縱的選區。1830年喬治四世去世而由威廉四世繼位後舉行大選時，就有了對威靈頓在貧困和失業問題上的聽天由命態度表示不滿的機會。同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七月革命)大大鼓舞了英國的改革派。雖然威靈頓的內閣繼續存在，卻已經軟弱無力，而赫斯基森的突然死亡又破壞了暫時性的和解計畫。威靈頓認為國會改革不是一種靈丹妙藥，而是立憲制度的自戕。他在國會召開前兩星期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斥責改革是破壞性的，並表示他反對改革的決心不變。11月2日他發表一篇堅決反對任何改革的宣言，使得國會大吃一驚。改革派與報仇心切的托利黨極端分子糾合一起，15日將他擊敗。次日皮爾迫他辭職，由格雷繼任。
作為一名忠於國家的軍人的威靈頓，曾經表現出神奇的才能，能猜出“山的另一邊”存在什麼東西。然而，由於缺乏政治想像力，他認為改革的另一邊是革命——“採取正當法律程續的革命”。由於這種錯誤看法，他理所當然地被稱為反動派。
晚年歲月
這位公爵雖然在野，繼續反對格雷要使上議院通過改革法案的企圖。威靈頓的窗戶兩次被激進的暴徒搗毀，他的鐵制百葉窗有助於塑造一位“鐵公爵”的形象。巨大的鬥爭在1832年5月的危機時達到最高潮，眼看要產生法國七月革命那樣的結局。國王拒絕冊封足夠的新貴族以戰勝敵對的上議院議員，格雷辭職了，威靈頓拼湊一個輪替的政府班子沒有成功。面對著混亂不堪的局面，威靈頓依然反對改革，然後為了國家的利益而撤退，勸說他的追隨者在6月改革法案成為法律之前與他一同不出席國會。然而，在“滑鐵盧日”他受到憤怒民眾的襲擊。“選擇這個奇特的日子”他只講這么一句話。
威靈頓棄權拯救了上議院，在領導上議院托利黨期間他繼續控制他們不與下議院發生災難性的衝突。只要有可能，他就支持國王的政府。1834年威廉四世以政變方式解散了梅爾本子爵的輝格黨政府，召請威靈頓組閣；但是，65歲的公爵回答應任羅伯特·皮爾為首相。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說，此種讓賢的舉動最罕見，因而受到一些稱讚。但皮爾當時在義大利，所以在1834年的11月到12月中有3個星期威靈頓作為臨時首相和其他大部分部門的臨時部長。他實際上集財政部、內政部、外交部、和陸軍部各大臣於一身，成了名符其實的獨裁者。他的簡潔明快的說話方式成了英國軍人對談話藝術的貢獻。當皮爾12月9日抵達英國，他交出了除外交大臣之外的所有職務。在皮爾下台，梅爾本上台之後，他就不再內閣中任職了。他還擔任了許多其他職務，他還擔任牛津大學名譽校長、倫敦塔總管、漢普夏治安長官和領港協會十三主持會員之一(後為會長)。另外，維多利亞女王尊之若父。他犯下的錯誤是在餘生10年中一直擔任軍隊總司令，因為他已不再實施後來迫切需要的各項改革。 但是，當憲章派即將起事的時候，由於他的冷靜處理，防止了任何騷亂行動。
死後哀榮
隨著歲月的流逝，公爵在議會的影響越來越小。但他的名字所具有的魅力依然如故。71歲時，普魯士國王要求他統帥日耳曼聯邦軍隊。當時歐洲還沒有產生一位能與他聲譽相媲美的軍人，接著，威廉四世1837年去世，一位叫維多利亞的意志堅強的少女登上了王位。在皮爾和托利黨於1841年重新執政時，威靈頓在內閣中成為不管部大臣，雖然不管具體事務，但是在危機時刻，他堅定的聲音易於對各種激進的意見起節製作用。他在1848年顯示的舊本領又重演了一番。當時為否廢除穀物法上發生了分歧，保守黨分為了兩個派別，許多老內閣成員們仍然支持羅伯特·皮爾，但大多數的下院議員支持新的領袖德比伯爵。由於他再一次命令上議院議員向後轉(這回是就《穀物法》問題)，他得以使皮爾將此法廢除。海德公園街角的阿普斯萊府是他的城內公館，人稱“倫敦門牌1號”。 作為五港同盟的總監，他在自己喜愛的住所沃爾默城堡因中風去世。死後舉行盛大的國葬，這是英國最後一次顯示各種紋章的葬禮。埋葬場所為聖保羅大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