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經歷
德沃爾科維奇大學就讀於俄羅斯頂尖高等學府——莫斯科大學經濟系，專業是經濟控制論。1994年大學畢業時，他還拿到了以培養高端經濟學人才著稱的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的經濟學碩士文憑。大學畢業後，他進入俄羅斯政府財政部經濟專家組工作，主要是負責撰寫國家經濟形勢分析預測報告。在專家組工作期間，德沃爾科維奇才華初現，在短短5、6年時間裡，他由一個普通研究人員，很快成長為高級專家、專家組組長和學術領導人。在這段時間內，他還到美國留學，就讀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杜克大學，拿到經濟學碩士學位後回國。
1999年，俄羅斯戰略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格列夫發現了德沃爾科維奇，非常看重德沃爾科維奇經濟學和經濟分析研究方面的才幹，讓他進入得到普京政府支持的戰略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工作。在1999年到2000年期間，正是普京擔任政府總理準備競選總統的時候。當時，戰略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制定國家和地方中期發展規劃。德沃爾科維奇領導了政府經濟計畫草案的研究工作。普京當選總統後，格列夫在2000年5月開始擔任政府經濟發展和貿易部長。隨後，德沃爾科維奇出任格列夫的助理。次年，德沃爾科維奇出任政府經濟發展和貿易部副部長，主要負責國家巨觀經濟分析與國民經濟發展預測等方面的工作。這一年，德沃爾科維奇只有29歲。
在2004年3月普京連任總統之後，4月17日，德沃爾科維奇被任命為總統專家局局長。總統專家局是總統辦公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主要任務是為總統和總統辦公廳提供經濟和金融政策分析研究報告，負責為總統起草國情咨文等重要檔案。作為專家局局長，德沃爾科維奇同時又是國家主要經濟問題研究負責人，對許多重大經濟問題的研究，他都要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和辦法。他的很多建議和觀點，比如對部分高技術進口商品實行零關稅、支持IT行業公司等，最終都成了政府經濟政策並得到實施和執行。
梅德韋傑夫當選總統之後，德沃爾科維奇於2008年5月成為總統經濟和社會政策助理。俄羅斯一些專家認為，德沃爾科維奇現在是俄國家經濟政策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在俄羅斯政府制定本國經濟政策的過程中，他發揮了獨特和重要的作用。他超脫於政府主管經濟政策部門和銀行系統，可以全面掌握國家經濟運行和經濟政策等各方面的材料，可以在經濟政策出台前的準備階段對決策施加影響。他還可以通過各種科研和學術機構、工商界人士、各部門和行業的分析，對政府經濟政策和銀行系統的運行情況做出較為客觀的評價。
經常上“推特”發微博
由於曾為兩任總統——普京和梅德韋傑夫——起草年度國情咨文做出積極貢獻，德沃爾科維奇兩度成為得到總統親自簽署正式檔案感謝的專家型高官之一。應該說，這兩次年度國情咨文提出的政策和發展方向，對俄羅斯社會經濟發展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4年的國情咨文，是普京第二個總統任期的第一個國情咨文，確定了普京第二個任期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基調；而2009年的國情咨文，雖然是梅德韋傑夫的第二個國情咨文，但在這個國情咨文中，梅德韋傑夫提出了國家現代化和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重要思想，是現階段俄羅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方向。目前，梅德韋傑夫總統國情咨文的起草工作主要還是由德沃爾科維奇負責組織協調。
在金融危機來襲的困難的時期，德沃爾科維奇提出了一系列反危機措施，許多都得到政府的採納，並成為政府反危機政策的重要內容。德沃爾科維奇對金融危機發展前景的預測更是給人印象深刻。他在2008年年底公開發表的談話中認為，由於經濟全球化程度很高，危機影響的傳導非常快。這一當今全球經濟的突出特點也表明，在危機來得快和影響深的同時，危機最壞的影響有可能很快過去。他曾預測，2009年第1季度，全球經濟形勢將比2008年第4季度更為嚴峻。而到2009年年中，全球經濟將可能出現活躍跡象。到時候，俄羅斯應抓住機會，努力促使國家經濟的穩定與初步增長。他的這一預測和判斷與後來全球和俄羅斯經濟發展的情況大致相符，在2009年1月下旬，在危機形勢嚴峻的時候他大膽宣布，盧布貶值階段已經結束。
作為年輕一代精英人物，德沃爾科維奇不僅思維敏銳，同時作風現代、開明。他經常接觸媒體，就一些國家經濟發展方面的敏感問題和百姓關注的民生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由於他還負責聯繫與世界經濟已開發國家的關係，負責“8國集團”和“20國集團”等方面的工作，每當要召開這些集團的國際會議前夕，他都要舉行記者招待會，闡述俄羅斯對全球經濟發展和國際經濟秩序改革的看法和主張。
德沃爾科維奇還是新技術和現代生活方式的踐行者。同梅德韋傑夫總統一樣，他也在“推特”上有自己的微博，經常就民眾關心的事務發表自己的思考和看法，對總統參加的活動也做一些簡明介紹。他在微博上的言論與國內政治和經濟生活基本同步，使國家事務更加透明並能夠與民眾進行直接溝通。
俄羅斯官方與半官方智囊機構
《環球》雜誌駐莫斯科記者/謝榮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智囊機構改變了昔日國家一統天下的局面，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目前，俄羅斯智囊機構主要包括官方智囊庫、科學院系統智囊庫、獨立智囊庫和國際智囊庫在俄開設的分支機構等幾大類別。
1992年2月底，葉爾欽親自簽署總統令成立了俄羅斯戰略研究所。在學術機構、外交部、強力部門的專家和政治領導人的參與下，戰略研究所對國家安全的戰略問題進行形勢分析，主要研究國家安全保障的巨觀問題、俄羅斯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問題、全球或地區軍事政治和經濟發展進程等問題。戰略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以科研報告、專家評估等形式提供給總統辦公廳、安全會議、聯邦政府辦公廳，以及議會的相應委員會。因此，在葉爾欽時代，戰略研究所在國家和政府對外決策方面發揮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直到今天，戰略研究所依然是俄羅斯最為知名的智囊機構之一。
在俄羅斯活躍的智囊機構中，1992年2月成立的另外一個機構——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力。該委員會雖然號稱獨立研究機構，但與俄羅斯當局高層和政府機構的聯繫十分密切，委員會由俄羅斯著名政治家、企業家、社會和國務活動家、強力部門與軍工綜合體代表、媒體精英人士與學術專家組成非政府團體。自成立以來，該委員會起草並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俄羅斯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研究報告。最為重要的有《俄羅斯戰略》系列報告。1999年，該委員會為即將產生的新總統普京準備了題為《俄羅斯戰略：總統的議事日程—2000》的報告。普京上任後，報告當即呈送給普京本人。報告中的許多思想和政策建議，都在普京後來8年的執政期間得到了反映。
1999年，在時任總理普京的支持下，一個名為戰略研究中心的研究機構正式成立。該中心的監事會由聯邦政府各部部長組成，理事會主席由後來出任政府經濟發展與貿易部部長的格列夫擔任。當時正是普京準備競選總統的時候，該中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召集了眾多主流專家和學者及高官，最終出台了厚達400頁的《2010年前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報告，這份報告的內容後來完全體現在普京的社會經濟發展政策中。為該中心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貢獻的官員和專家學者，後來都受到了提拔和重用。其中，格列夫由副部長提升為部長，納比烏琳娜現在擔任政府經濟發展與貿易部部長，德沃爾科維奇現在是總統經濟和社會政策助理。
俄羅斯媒體的報導認為，現在俄羅斯學術界比較活躍的現代發展研究所是現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的智庫。現代發展研究所前身是信息社會發展中心，2003年改為現名。梅德韋傑夫2005年擔任政府第一副總理並負責國家社會經濟中長期規劃發展項目的時候，現代發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曾經幫助梅德韋傑夫做了許多課題研究。在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之後，他答應該機構研究人員出任研究所監事會主席。
主要成就
81歲的國家安全戰略元老
《環球》雜誌駐新德里記者/毛曉曉
印度社會意見多元，很少有某一“軍師”對決策有完全的影響，但印度安全和戰略元老、81歲的K·蘇布拉馬尼亞姆則被視為印度安全政策和核政策形成的關鍵人物，長期是這一領域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難有其他人能比肩。
印度核安全戰略的奠基者
蘇布拉馬尼亞姆不僅參與和組織了印度獨立後幾場戰爭的政府內部回顧，是印度國防部下屬智庫“國防研究與分析研究所(IDSA)”的創始人和多年所長，任印度聯合情報委員會主席等多個政府要職，還是印度1998年核試驗後成立的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NSAB)第一任召集人並起草了印度核武器使用原則，推動印度與美國達成了民用核能協定。退休後，他常常為多個報紙撰寫評論，如今印度安全與戰略領域的決策人物不少都是他的學生或下屬。
K·蘇布拉馬尼亞姆1929年出生於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1950年獲得馬德拉斯大學化學系理學碩士，並在當年的印度文官高考中名列榜首。
在泰米爾納德邦和國防部工作後，他於1966年被派往倫敦經濟學院訪問交流。回到印度後，他被任命為國防部新成立的IDSA主任，一直乾到1975年。此後他繼續擔任多個資深的政府職務，包括1977到79年的印度聯合情報委員會主席、泰米爾納德邦內政部秘書和負責軍備生產的國防部秘書。
1980年退休後，他回到英國繼續在劍橋作訪問學者。這段時期他還是多個聯合國和其他多邊研究組織的成員，研究印度洋、裁軍和核遏制等問題，並撰寫或合著了14部著作，包括《孟加拉解放戰爭》、《核迷思和現實》、《印度與核挑戰》和《印度洋的超級對抗》等。為慶祝他75歲生日，一部由印度和美國政策專家以及學者、記者們寫的關於他的文集於2004年出版。
遵循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傳統，K·蘇布拉馬尼亞姆的安全政策尤其是核政策往往也被視為鷹派和強硬派。
他認為印度只有發展核武器才能像中國一樣受到西方大國的重視和尊重，如果印度打算扮演一個全球角色和避免戰爭，那么它就應當發展最低的威懾力量。他強烈反對和批評《核不擴散條約》以及《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不平等，並以“核隔離制度”來描述5個有核武器的大國要求其他國家遵守核不擴散條約，自己拒絕減持核武器。他的主張成為印度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整個70年代爭取進入核武器俱樂部的理論支撐。印度在1974年曾進行名為“佛陀的微笑”的核試驗，但並不成功。
1979年他任印度聯合情報委員會主席期間，起草了一份內閣檔案要求重啟印度的核武器項目，但時任總理德賽和外長瓦傑帕伊並不同意。直到1998年瓦傑帕伊任總理後，才同意進行名為“實力”的核爆試驗。
這次核試後，K·蘇布拉馬尼亞姆成為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第一任召集人，該委員會起草了印度的核理論，涉及印度核武器使用和部署的各個方面。
與他的現實主義一脈相承，K·蘇布拉馬尼亞姆也是2007年印度總理辛格和美國總統布希簽署的印美民用核能協定的堅定支持者，這一協定事實上突破了他一直批評的《核不擴散條約》，美國默許了印度成為有核武器的國家，使印度成為核不擴散制度的例外。K·蘇布拉馬尼亞姆稱印度和美國有巨大的共同戰略利益，印度應該抓住這個大好時機與美國合作。
印巴關係的重要影響者
除了制定印度核安全政策，他對印度政府如何看待獨立後與鄰國巴基斯坦的戰爭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1971年“東巴基斯坦危機”中，他認為印度為了自己的利益應該插手。這一意見不僅激起巴基斯坦政府的批評，也讓冷戰中支持巴基斯坦的美國不滿，甚至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同年短暫訪問印度時也告訴K·蘇布拉馬尼亞姆應謹慎考慮這一政策立場。但他的意見仍然在印度政府內贏得支持，印度出兵干涉，與巴基斯坦進行了第二場戰爭並取勝，也導致“東巴基斯坦”變成另外一個獨立的國家孟加拉國。
此後K·蘇布拉馬尼亞姆收集了這一戰爭中多個關鍵人物的一手報告並發表了1971年戰爭的分析。這使得他所在的機構一躍成為受到尊重和有影響力的智庫。他的一些評論和對印度外交的建議此後成為印度軍事理論的一部分。
1999年K·蘇布拉馬尼亞姆還被指定為印度政府“反思印度與巴基斯坦卡吉爾戰爭”的委員會主席，分析戰爭中印度情報失誤問題。委員會的最終報告也被稱為蘇布拉馬尼亞姆報告，致使印度情治單位進行了大規模重組。
K·蘇布拉馬尼亞姆也以批評印度國家安全決策機構著稱，尤其不滿幾屆政府對長遠戰略計畫及相關機構的漠視態度。他認為國家安全顧問一職與總理首席秘書應該由不同人的擔任，這一建議最終在曼莫漢·辛格於2004年擔任總理後得到重視和執行。印度第一所國防大學也是在K·蘇布拉馬尼亞姆的長期要求下，由印度內閣批准了籌建資金。
記者最近一次見到這位耄耋卻精神抖擻的知名戰略家，是去年在一本關於印度長期戰略的新書《遠見》的發布會上。他再次提到了印度情報和有關部門缺乏對戰略的重視。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和現任國家安全顧問梅農均到場參加。
2005年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任命K·蘇布拉馬尼亞姆領導一個政府特殊項目，研究下個10年“全球戰略發展”。這一項目於2006年向辛格提交了報告，但目前尚未公開，仍然是政府保密檔案。
2005年11月11日在IDSA成立40周年大會上，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特別提到K·蘇布拉馬尼亞姆的成就，“蘇布拉馬尼亞姆犀利的文章繼續啟發和影響國家利益關鍵領域的戰略思想分析和決策者。我們期待這位印度戰略界元老仍然能在未來數年中活躍於這一領域。”IDSA還在2007年設立了年度“K·蘇布拉馬尼亞姆獎”，向那些對印度的戰略思想做出貢獻的人物頒獎。
由於對印度核安全政策的影響，他被印度發行量最大的時政周刊《今日印度》評為2006年印度最有影響力的50人之一。入選介紹說，他作為全球戰略發展項目的主席，將塑造印度未來的戰略思想。為了印美核交易，他成為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積極的召集人，成為眾多聲音中政府聽得進去的一個(印美核協定談判中印度方面的主要談判人、印度外交部美國司的主管蘇傑生是他的兒子)。
周刊評論說，以雄辯著稱的K·蘇布拉馬尼亞姆對工作極其熱衷，在1996年他進行了搭橋手術後，當時的美國駐印度大使來看望他，被問道“你讀了我今天的文章了嗎？”。1999年他還曾拒絕了印度政府為其頒發的榮譽蓮花獎(Padma Bhushan)，認為政府官員和記者不應接受政府的頒獎。
有意思的是，他在擔任印度聯合情報委員會主席期間起草了應對劫機事件的程式，他自己就曾在1984年一架被劫持飛往巴基斯坦拉合爾和杜拜的飛機上度過了36個小時，所有乘客均未受傷被釋。劫機者被逮捕後，在法庭上卻聲稱是K·蘇布拉馬尼亞姆“策劃了整個劫機事件，目的是查看巴基斯坦的核裝備”。
影響歷史進程的“金點子”
林利民
人類歷史進程由人類自身的活動所決定，人類的活動又受人類的思維、判斷、智慧或者愚蠢所支配。
20世紀堪稱為“金點子”世紀。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20世紀，世界事務更加相互關聯，更加複雜多變，決策是否高明，“點子”是好是壞，對歷史進程、對世界事務和國家利益的影響更加全面、深刻，常常是“智者一計，天下色變”。正因為如此，20世紀留下了不少膾炙人口、充滿智慧、深刻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金點子”記錄。
馬歇爾出計“先歐後亞”
在美國歷史上，羅斯福是唯一一位打破美國總統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規矩、蟬聯四屆的總統。羅斯福對美國的歷史貢獻，除了“羅斯福新政”，就是領導美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然而，羅斯福身有殘疾，並無過人的大智慧，尤其不太懂軍事戰略，如何能領導美國這樣一個世界級大國進行二戰這樣的複雜戰爭？答案是依賴他的謀士及謀士們的“金點子”。
在羅斯福的決策班底中，最主要的謀士是馬歇爾將軍。1959年，馬歇爾與世長辭。在追思活動中，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稱其為當代美國“最後一位偉人”，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稱其為“我們這一時代偉人之偉人”。
馬歇爾之所以成為邱吉爾眼中的美國“最後一位偉人”，主要不在於其權傾美國，而在於二戰時期，他智計百出，輔佐羅斯福領導美國在複雜的戰略環境中艱難決策，做出了一個又一個明智的戰略選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大戰略最輝煌的一頁就是著名的“先歐後亞”戰略。當時，法西斯德國和日本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相繼挑起戰爭，美國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兩大方向同時受敵。不過，當時歐洲各國在第一線直接與希特勒德國交戰，德國對美國的威脅並不非常直接。但是在太平洋戰場，日本直接威脅美國的菲律賓屬地、夏威夷、阿留申、中途島等要地。珍珠港事件後，美日進入直接交戰狀態。美國戰略界不少人，如海軍上將、老資格的麥克阿瑟將軍等，都主張美國在大西洋方向“坐山觀虎鬥”，任由歐洲國家與德軍拼殺，集中美軍主力於太平洋戰場，首先與日本決戰。
但是，馬歇爾將軍從全球大戰略出發，認為在德日兩大強敵中，德國最強大，是法西斯軸心國“主力中的主力”、“軸心中的軸心”，日本則相對較弱。盟國如能先集中力量擊敗德國，則打敗日本就不成問題。相反，如美國先打日本，分散了力量，致使德國成了氣候，再要戰而勝之就困難多了。因此，他向羅斯福總統獻策，主張美國在亞洲-太平洋戰場取守勢，集中力量投入歐洲-大西洋戰場，全力支持蘇、英等國對德作戰，先消滅法西斯德國，再回頭收拾日本。
根據馬歇爾將軍的“金點子”，羅斯福總統力排眾議，堅持“先歐後亞”戰略，在太平洋方向取守勢，集中主力於歐洲戰場。美國一方面向歐洲大量增派陸海空三軍，同時又向困難中的蘇聯、英國等盟國提供數百億美元的“租借援助”，有力保障了盟國扭轉戰局，直至戰爭勝利。
政治伏筆與兩德統一
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國正式加入聯邦德國，這標誌著德國在分裂近半個世紀後重新統一，也標誌著維繫戰後國際體制的雅爾達體系的終結。
提及德國長期分裂後的統一，人們普遍將其歸因於蘇聯解體、蘇聯軍隊從東歐撤軍以及冷戰的結束，而忘卻了阿登納等德國智者們幾十年前的努力及其預留的政治伏筆。
1945年5月，法西斯德國戰敗投降，蘇美英法四國分區占領德國，其中蘇聯占領德國東部，美英法分別占領德國西部。1948年，美英法三國占領區合併為“西占區”，並決定以西占區為基礎成立一個“西德”國家。1948年7月，美英法三國占領當局正式要求西占區擔任各州總理的德國政治領袖們開會，制定一部具有聯邦性質的德國“國家憲法”，並準備為西德國家的成立舉行公民投票。
對於美英法要求制定德國憲法和成立西德國家的要求，德國政治領袖們喜憂參半，喜則在於美英法放權，給了西德更多的自主權；憂則在於他們擔心德國從此永久分裂。後來擔任第一任西德總理的阿登納在回憶錄中分析說，建立西德“是一個積極的進展”，但人們擔心其結果將“導致德國分裂為東德和西德兩部分”。
鑒此，以阿登納為首的德國政治領袖一方面歡迎西占區合併、由居民選舉政府，另一方面又堅決反對正式制訂憲法，以防止造成德國永久分裂的事實。但他們不敢、也無力與美英法占領當局公開對抗。
在一籌莫展之際，阿登納等人想起1875年的法國在普魯士軍事占領期間搞過一部“基本法”，既有憲法之實，又不是正式憲法，因而決定依例搞一部聯邦德國“基本法”，並商定“基本法”交由各州議會批准而不是像憲法那樣交由公民投票決定。美英法占領當局雖然對德國政治領袖們“不識抬舉”非常惱火，但從對蘇冷戰大局出發，只得認可了德國政治領袖們的要求。
最後結果是，聯邦德國有了一部具有憲法功能的“基本法”，但西德國家的建立又未構成日後德國重新統一的法律障礙。阿登納等人搞一部“基本法”的“金點子”，既保障了日後西德數十年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又為數十年後的德國重新統一鋪平了道路。同時，“基本法”也是德國政治家們與美英法占領當局鬥智鬥勇的妥協點。
古巴飛彈危機化解中的“金點子
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是核時代的第一場核大戰危機，美蘇兩個核大國圍繞蘇聯在古巴部署核飛彈問題劍拔弩張，美蘇核大戰一觸即發。
1962年10月16日，美國總統甘迺迪根據U-2飛機反覆偵察得到的準確情報，探知蘇聯已在鄰近美國的古巴建立了一批中程飛彈基地。在這些基地中，除部署有當時最先進、射程達1100海里的SS-4中程飛彈外，蘇聯還準備部署射程更遠的SS-5中遠程飛彈。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甘迺迪大動肝火，當天即召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智囊們開會，研究對策。
在連續幾天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閉門會議上，甘迺迪的智囊們先後提出了六種各有側重的主張，“金點子”、“餿點子”輪番推出，搞得甘迺迪莫衷一是。國務卿臘斯克等主張外交解決，或與赫魯雪夫直接會談，或交由聯合國解決；參聯會主席泰勒等人主張對蘇聯在古巴的飛彈基地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即組織大規模空襲，一舉摧毀。這些方案或被認為太緩慢、軟弱，或被認為太冒險、可能引起核大戰，皆被甘迺迪總統一一否決。
最後，時任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提出利用美國的海空優勢，對古巴實施海上封鎖，阻止蘇聯繼續向古巴運送飛彈，並在事件逐步升級的過程中迫使蘇聯撤出已在古巴的飛彈。他認為“封鎖”一案可進可退，成則可迫使蘇聯從古巴撤出，避免直接衝突，如不成也為進一步採取強硬措施留有迴旋空間。幾經權衡，甘迺迪採納了麥克納馬拉的“金點子”，下令對古巴進行全面海上封鎖。
為執行封鎖任務，美國動用了90艘艦船、2萬名海軍官兵。10月24日，美軍海上封鎖部隊在68個空軍中隊和8艘航空母艦的掩護下，正式封鎖古巴，對所有進出古巴的船隻進行“船靠船”的檢查，對可疑船隻予以扣留，不允許任何可疑船隻駛入古巴。為配合封鎖，全球美軍以明碼發報，公開進入戰備狀態，並公開擺出大規模轟炸、入侵古巴的架勢，宣稱入侵第一天就要出動1190架飛機，連續轟炸一周，而後出動14萬大軍登入。
在美軍全面封鎖和不惜一戰的壓力下，赫魯雪夫決定讓步。10月28日，赫魯雪夫發表廣播講話，表示蘇聯將撤除在古巴的“進攻性武器”，並加以包裝運回蘇聯。
由於麥克納馬拉的臨危“金點子”，古巴飛彈危機和平解決，世界逃脫了一場迫在眉睫的核劫難，甘迺迪也掙足了面子。不過，赫魯雪夫卻因在古巴飛彈危機中丟臉而在兩年後被迫下台。
時代呼喚好智囊
儘管“點子”有好有壞，但其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卻是異曲同工。歷史上，那些“餿點子”、“爛點子”容易被人遺忘，如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的戰略失誤，不但不為後人提及，甚至在《三國演義》中被極力遮蓋、美化。與之相反，那些影響歷史進程的“金點子”，則通常為人傳頌，千古流芳。正因為如此，如“隆中對”、如馬謖為諸葛亮南征獻策，以及20世紀的“先歐後亞”戰略、麥克納馬拉為化解古巴飛彈危機獻策，等等，皆為後人津津樂道。
孫子兵法“計篇”在講到戰爭中智謀的重要性時提出，“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可見謀略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
在21世紀，全球化、信息化的進一步發展，使世界事務的關聯性、複雜性更突出。目下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明顯提高，中國外交戰略已進入國際“深水區”，不能不對國際事務、對中國的和平與發展進行超前“廟算”。這要求我們有更多的智囊、謀士，呼喚層出不窮的“金點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