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昭公六年》記載“"三月，鄭人鑄刑書”。
中國夏商與西周的法，是一種完全依附於禮的法。叔向反對子產鑄刑書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個爭論不止的話題。晉國的叔向卻寫信給子產說：“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棄禮而征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叔向是反對把法律明文公布出來，反對把法律從禮教中獨立出來，他認為，人們一旦知道了刑書的條文，就不會再看重道德，遵守禮儀，而是會去“征於書”，去鑽法律條文中的空子。而且刑書一旦公布，人們就可以知道官員審判案件時是否合理合法，這樣，社會輿論就會對官員產生一股強大的監督力。這些嚴重侵害貴族利益的新事物，在叔向眼中都是不可容忍的。他所代表的是那些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利益。
奴隸主貴族進行判斷的時候，往往會標榜自己是遵從“禮”的原則，自己是以禮治國，依禮治國。在他看來，從內容上看是因為子產的刑書完全背離了"禮"的制度。
鑄刑書，公布成文法，開創了古代公布法律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對後世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