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內容提要
《錢穆與新儒家》一文近四萬言，最近才寫成，是本書中最長的一篇，此文較去年所寫的兩篇悼念文字為詳實，咽之也許可以更進一步說明錢先生的治學精神。但是為了避免引起無謂的爭端，沒有讓它先在報章雜誌上露面。所以這是第一次刊布的文字。
本書《附錄》收入錢先生論學論文的書簡三通，這是從我手頭尚保存著的信中挑選出來的。我因為屢次遷居，師友書簡損失最多。錢先生給我的信也頗多遺失和殘闕，現存的幾十封信是我在錢先生逝世後，翻箱倒篋找到的。《附錄》第一、第二通寫於一九六○年，那時錢先生正在耶魯大學任客座教授。這兩封信都是對我的《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初稿的批評和討論。
編輯推薦
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個世界的，然而他並沒有絕望。他一生為中國招魂雖然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但是無論是世界的思潮或中國的知識氣候都和五四時代大不相同了。錢先生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他曾說過：“古來大偉人，其身雖死，其骨雖朽，其魂氣當已散失於天壤之間，不再能搏聚凝結。然其生前之志氣德行、事業文章，依然在此世間發生莫大之作用：則其人雖死如未死，其魂雖散如未散，故亦謂之神。”（《靈魂與心》頁一一五）這段話完全可以用之於錢先生個人，但是也未嘗不能適用於中國這一集體。在這意義上，我們應該承當起錢先生的未竟之業，繼續為中國招魂。
——余英說《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
在近代的中國，我們則看到一種截然不同的景象。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在價值上選擇了往而不返的“激進”取向。前面已說到，無論是戊戌的維新主義者，五四時代的自由主義者，或稍後的社會主義者，都把中國的文化傳統當作“現代化”的最大的敵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為激烈。他們之間儘管也有極大的分歧，但是卻有一個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分“傳統”，才能獲得一分“現代化”。把“傳統”和“現代”這樣一切為二，好像是黑夜和白晝的分別，在思想上當然是遠承西方啟蒙運動和實證思潮關於社會和歷史的觀念。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年生。美國哈佛學史學博士。歷任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2001年，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目錄
序
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
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
錢穆與新儒家
《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
附《跋語》
《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啟示——金春峰《（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序
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香港中文大學廿五周年紀念講座第四講（一九八八年九月）
《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弁言
壽錢賓四師九十
附錄一：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
附錄二：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手跡
書摘：
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
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
避地難求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
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
愧負當時傳法意，唯余短髮報長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時，入睡以後突得台北長途電話，驚悉錢賓四師逝世。悲痛之餘，心潮洶湧，我立刻打電話到錢府，但錢師母不在家中，電話沒有人接。所以我至今還不十分清楚錢先生（我一直是這樣稱呼他的，現在仍然只有用這三個字才能表達我對他的真實情感）逝世的詳情。不過我先後得到台北記者的電話已不下四五起，都說他是在很安詳的狀態下突然去的，這正是中國人一向所說的“無疾而終”。這一點至少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台北參加“中央研究院”的會議，會後曾第一次到錢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問安。想不到這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了，走筆至此禁不住眼淚落在紙上。
最近十幾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機會去台北一兩次，多數是專程，但有時是路過。每次到台北，無論行程怎么匆促，錢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謁的。這並不是出於世俗的禮貌，而是為一種特殊的情感所驅使。我們師生之間的情感是特別的，因為它是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四十年來，這種情感已很難再用“師生”兩個字說明它的內容了。但最近兩三年來，我確實感到錢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經不敢說他是否還認識我了。但是他的身體狀態至少表面上還沒大變化。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對我還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我對於錢先生的懷念，絕不是短短一兩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紀念”那種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達得出來的，而且我也絕不能寫那樣的文字來褻瀆我對他老人家的敬愛之情。所以我現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認識他的幾個片斷，為我們之間四十年的師生情誼留下一點最真實的見證，同時也稍稍發抒一下我此時的哀痛。以後我希望有機會寫一系列文字來介紹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須在我的情緒完全平復以後才能下筆。錢穆草創新亞書院時，校舍簡陋，學生不超過二十人。
我在前面所引的詩是我五年以前祝賀錢先生九十歲生日的四首律詩的最後一首，說的正是我們在香港的那一段歲月。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是一九五○年的春天，我剛剛從北京到香港，那時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我最初從北京到香港，自以為只是短期探親，很快就會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後，父親告訴我錢先生剛剛在這裡創辦了新亞書院，要我去跟錢先生念書。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帶我去新亞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