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遺址*成都:專家們一致認為，金沙遺址是四川省繼廣漢三星堆之後最為重大 -百科知識中文網

概述

成都金沙遺址位於成都市西郊蘇坡鄉金沙村，是民工在開挖蜀風花園大街工地時首先發現的。金沙遺址所清理出的珍貴文物多達千餘件，包括：金器30餘件、玉器和銅器各400餘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餘件，出土象牙總重量近一噸，此外金沙遺址還有大量的陶器出土。從文物時代看，絕大部分約為商代（約公元前17世紀初—公元前11世紀）晚期和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為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且，隨著發掘的進展，不排除還有重大發現的可能。
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帶、圓形金飾、喇叭形金飾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與廣漢三星堆的青銅面具在造型風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類金飾則為金沙特有。玉器種類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約22厘米的玉琮，顏色為翡翠綠，雕工極其精細，表面有細若髮絲的微刻花紋和一人形圖案，堪稱國寶，其造型風格與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銅器主要以小型器物為主，有銅立人像、銅瑗、銅戈、銅鈴等，其中銅立人像與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立人像相差無幾。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龜等，是四川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專家認為，極可能是當時貴族的奴隸或戰俘，這表明當時的蜀國已比較強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樸生動。金沙村遺址的發現，引起各界關注。專家們一致認為，金沙遺址是四川省繼廣漢三星堆之後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金沙遺址的發掘，對研究古蜀歷史文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張儀築成都城的戰國晚期。金沙遺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獻中完全沒有的珍貴材料，將改寫成都歷史和四川古代史。
分析金沙遺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禮器，應為當時成都平原最高統治階層的遺物。這些遺物在風格上既與三星堆文物相似，也存在某種差異，表明該遺址與三星堆有著較為密切的淵源關係。金沙遺址的性質，目前推測有可能屬於祭祀遺蹟，但由於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遺蹟的可能。不過，從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和周圍的大型建築、重要遺存來看，蜀風花園所在區域很可能是商末至西周時期成都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遺址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與黃河流域文化和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深刻的內在聯繫，再次證明了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

傳說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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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專家認為四川“金沙文化”是多種文化作用的產物

數量眾多的象牙、精美的玉琮等外來文化的用品，在金沙遺址已出土的珍貴文物中占有相當比例。由此，考古專家認為金沙文化既有其獨特魅力，又是深受中原、長江下游等文化深刻作用的產物。
金沙遺址出土的30多件金器是該遺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獨特風格和鮮明自身特色的。這些金器包括金面具、金帶、圓形金飾、蛙形金飾、喇叭形金飾等。除了金面具與三星堆青銅面具在造型風格上基本一致以外，其它各類金飾均為金沙遺址所獨有，都是用金片、金箔錘打而成，種類非常豐富。
與金器一起出土的玉器則更多留下了中原和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痕跡。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稱，出土的玉戈、玉鉞等禮器明顯與中原同時代文物一致，這說明金沙文化與中原文化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同時，金沙遺址出土的玉琮、玉璋並不是此地“土生土長”的，它們是通過長江這條自古以來的黃金水道自下而上運輸至此的。金沙文化與中原及長江下游的頻繁交流充分說明了此時的古蜀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再次證明了中華古文明的多元一體論，各區域的文化都是彼此作用和相互影響的。
王毅說，良渚文化的器物通過長江傳到蜀地，證明成都當時對外交往和貿易已非常頻繁，也說明古蜀國並非古人所說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同時也證明，當時蜀地也不是如文獻記載的“不曉文字，不知禮樂”的蠻荒之地，已具有非常發達的青銅文化。
能夠證明金沙遺址具有較高文明程度的還不僅於此。已清理出土的一噸左右的象牙一部分產於古蜀國的南部，還有很大一部分來源於相鄰的雲南、貴州等地。這部分象牙很可能是西南少數民族進貢給這裡的王公貴族的，這也說明了金沙當時已成為西南地區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發展

位於成都市青羊區蘇坡鄉金沙村的“金沙遺址”，在沉睡了3000年之後的今天被發掘出來，“一醒驚天下”。今天，成都市文化局一位負責人懷著十分激動的告訴記者，這件事即將轟動世界。四川考古界，專家學者喜不自勝。發掘工作正在夜以繼日地進行。專家們一致認為，金沙遺址是四川省繼廣漢三星堆之後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通過對金沙遺址的發掘，對研究古蜀歷史文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根據文獻記載，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張儀築成都城的戰國晚期，商業街大型船棺葬的發現屬於開明蜀國統治者的遺存，成為開明蜀國在成都城區的重要標誌，金沙遺址的發現所揭示的是過去文獻完全沒有記載的新的珍貴材料。專家分析說，已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折射的信息告訴我們，古蜀統治者的活動早在3000年前就開始了。金沙遺址將改寫成都歷史和四川古代史，從遺址所出土文物分析，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禮器，應為當時蜀地最高統治階層的遺物，這些遺物在風格上既與三星堆出土物相似，也存在某種差異，表明該遺址與三星堆有著較為密切的淵源關係，而存在的差異是否在年代或遺存性質上有不同則需進一步工作才能確定，玉琮的發現進一步證明長江下游文化對蜀地古文化的某種影響。銅器以小型器物為主，目前尚未出土與三星堆一致的大型青銅面具、神樹等青銅器。
從目前發掘金沙遺址情況來看，金沙遺址的性質尚不能最後確定，目前推測有可能屬於祭祀遺蹟，但是由於出土大量的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遺蹟的可能。金沙遺址出土千餘件精美文物到4月12為止，金沙遺址已清理出了1000餘件珍貴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銅器、石器、象牙器和數量眾多的象牙、陶器等。
記者看到，已經出土的這1000多件文物的精美程度極高。請看這張鳳凰金箔，它的造型與香港鳳凰衛視的台標及其相似。金箔上，鳳凰的嘴角線細如髮絲，清晰可辨，足見3000多年前，古人雕刻工藝的精湛。一件件玉器，色澤如初，表層溫潤，細膩如膚。更令人驚嘆的是，玉器上的刻紋細緻，幾何圖形規整。象牙器刻紋工藝絕妙，正像古人所言的百鍊鋼化為繞指柔。
金器30餘件，有金面具、金帶、圓形金飾、蛙形金飾、喇叭形金飾等，其中金面具與三星堆的青銅面具在造型風格上基本一致，其它各類金飾為金沙所特有。
玉器400餘件，有玉琮、玉壁、玉璋、玉戈、玉矛、玉斧、玉鑿、玉斤、玉鐲、玉環、玉牌形飾、玉掛飾、玉珠及玉料等。出土的玉器十分精美，其中出土的最大一件高約22厘米的玉琮顏色為翡翠綠，其造型風格與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該玉琮雕刻極其精細，琮表面有細若髮絲的微刻花紋和一人形圖案，堪稱一絕；數量極多的圭形玉鑿和玉牌形飾頗具特色；大量玉璋雕刻細膩，紋飾豐富，有的紋飾上飾有硃砂。
銅器400餘件，基本上為小型銅器，主要有銅立人像、銅瑗、銅戈、戚形方孔銅壁、銅鈴、銅掛飾、銅牌飾及銅禮器殘片等，其中銅立人像的造型風格與三星堆的青銅立人像幾乎完全一致。
石器170件，有石壁、石璋、石矛、石斧、石跪坐人像、石虎、石龜、石蛇等；石跪坐人像頭頂方形冠飾，兩側上翹，長辮及腰，口部塗砂，雙手背後交叉作捆綁狀，其造型與成都市方池街遺址出土的石跪人像基本相同；石虎作臥伏狀，造型生動，耳部和嘴部塗砂；石蛇的造型更是多樣。
象牙器40餘件，僅有柱狀形器一類，柱狀形器的一端正中有一圓點，周圍有六個圓點，出土的象牙不計其數，總重量近一噸，此外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陶尖底盞、尖底杯、高柄豆、圈足罐等，從文物時代看，絕大部分約當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為春秋時期。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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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遺址首次被權威定性為商周時期蜀文化中心

考古隊在一期考古階段重點對梅苑東北區域、蘭苑文化堆積分布區、體育公園兩處文化堆積區進行了集中發掘。位於遺址東部的梅苑，出土了陶器、玉器、銅器、金器、卜甲共七百餘件和大量的象牙，大量的象牙堆積坑和成片的野豬獠牙、鹿角分布區都與宗教儀式活動有關，專家認為這一區域是宗教儀式活動區；蘭苑遺址位於遺址的中南部，該區的文化堆積分布面積約二萬平方米，目前發掘面積已達一萬零四百二十五平方米，發現有大量的房屋建築遺蹟和紅燒土、三百餘個灰坑、三十餘座墓葬、一座陶窯等遺蹟現象，出土了數以萬計的陶器、陶片和少量的玉石器、銅器、金器等，時代約為商代晚期。各種跡象表明，“蘭苑”文化堆積分布區可能是居住、生活區；體育公園位於遺址中部，發掘面積一百六十二平方米，發現十五座墓葬，其中三座墓葬有隨葬品，出土少量玉石器和陶器。
從墓葬的文化層和房址分析，該區域可能是居住、生活區，廢棄後成為墓地。而在此次集體大發掘中沒有涉及的第四大區域———黃忠遺址，根據前兩次的發掘，專家認為可能是金沙遺址宮殿區的一部分。據此，專家普遍認為，金沙遺址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後，在成都地區興起的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古蜀國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的都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