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有史學家稱宋朝為“黃金時代”，有史學家則認為宋朝“積貧積弱”“太窩囊”。對於這個備受爭議的朝代，作者獨闢蹊徑，拋開主流史觀與文學形象，投身到宋朝的“現代化”細節中，像一個宋朝人一樣去觀察他們身處的世界：合作、互信的秩序，言論自由的氛圍，“公天下”的“產權”觀念，事無巨細的福利體系，嚴密的司法程式，相對健康的政治生態，“現代化”的金融體系，“時尚”的經營手段，豐富多姿的業餘生活……將所有這些側面組合起來，我們便會發現一個與我們以往認知完全不一樣的宋朝。作者簡介
吳鉤，歷史研究者，主要關注領域為古代的政制與社會生活，習慣以社會學與政治學為分析工具，對正史野稗、前人筆記所記錄的古代社會、官場細節及其背後隱秘進行梳理分析。在《博覽群書》《書屋》《社會科學論壇》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等刊物發表有多篇歷史社會學隨筆。著有《隱權力：中國歷史弈局的幕後推力》《隱權力2：中國傳統社會的運行遊戲》。目錄
第一輯 本該是“天下大同”的節奏誰說傳統中國是“低信任社會”？
看宋朝人再造社會
伶人諷政的自由度
宋朝也有城管與拆遷
皇帝也不敢強拆遷
宋朝的“福利國家”氣象
宋朝是如何救助流浪乞丐的
必使道路無啼飢之童
宋朝沒有“身邊人”亂政
將皇權關進籠子裡
第二輯 歷史，不能預設立場
告訴你真實的宋朝衙內
陸游之子搞出來的一場暴力征地
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的宋仁宗
自序：重新發現宋朝
很少有一個王朝像宋朝那樣讓後人產生完全對立的評價。研究中國歷史的日本與歐美漢學家，大多傾向於認為宋代是中國傳統文明的高峰期，是中國邁進近代門檻的歷史轉折點，如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他的《中國社會史》上稱：“11—13世紀，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經濟生活與前代比較，沒有任何一個領域不顯示出根本變化。不僅是程度上的變化（如人口增加，生產普遍發展，對內、對外貿易增長，等等），而且是性質改變。政治風尚、社會、階級關係、軍隊、城鄉關係、經濟形式均與唐朝這箇中世紀式的貴族帝國迥然不同。一個新世界誕生了，其基本特點已是近代中國的特點。”
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系博士、歷史學家黃仁宇也提出：“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在11、12世紀內，中國大城市裡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
而中國大陸的歷史學者乃至通俗歷史寫作者，大都給予宋代很負面的評價，認為宋王朝對內強化了皇權專制，對外則表現得軟弱無能，是皇權專制主義高漲的一個王朝，也是“積弱積貧”的一個王朝。宋史學家張邦煒曾經感慨說：“以前人們常說，宋朝的歷史太窩囊。”而為什麼會有宋代的歷史是一部窩囊史之說呢？張邦煒認為這裡存在一種“舊式的傳統偏見，即積貧積弱說。從前人們往往一提到漢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講到宋代，就貶就抑：積貧積弱”。
歷史作家張宏傑甚至宣稱：“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後的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個民族只剩了一個外殼，沒有了靈魂。”
真實的宋朝到底是一個怎么樣的朝代？
我覺得首先我們需要將各種抽象的、大詞式的結論放在一邊，將主流史觀與文藝作品塑造出來的宋朝形象放在一邊，回到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回到宋代的歷史現場，回到宋朝的細節中來，像一個宋朝人一樣去觀察他們身處的世界。這樣，我們立即就會發現一個與成見並不一樣的宋朝。
比如人們常說宋王朝是皇權專製得到強化的時代，但如果我們考察宋人堅持的治理主張與宋代實行的權力結構，則會發現宋代的治理體制表現出一種精緻的“分權與制衡之美”。宋代的一切制度設計，均遵循一個原則：“事為之防，曲為之制”，防範的對象包括文武百官、皇親貴戚乃至君主本人。
又比如，我們看電視劇《包青天》，會發現那劇中包公審案，明察秋毫，一樁案子，當庭就問個清清楚楚，然後大喝一聲“堂下聽判”，辭嚴義正宣判後，又大喝一聲“虎頭鍘伺候”。但實際上，在宋朝，絕對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審訊與判決情景。包拯果真如此斷案，則嚴重違犯司法程式，將受到責罰。為防止司法官枉法或誤判，宋代形成了一套非常繁複、嚴密的司法審判程式，“防奸”之深，為歷代所無，即使在今日看來，也會覺得這套程式過於“繁瑣”，當然，也難能可貴。
接下來您將看到的，就是一組試圖回到歷史現場、重塑宋朝形象的文章。我嘗試從史實出發，描述宋代城市的治理，如何對付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拆遷；描述宋政府建立了一個怎么樣的福利體系，如何實現對貧困人口的救濟；描述宋代司法官如何審理一起刑事案子，如何在機制上減少冤案錯案的產生；描述宋朝“官二代”的真實情況，所謂的“衙內”其實是被文藝作品扭曲化了的形象；描述宋朝的經濟狀況，那絕不是“積貧”，而是稱得上富庶；描述宋朝人的生活細節，看他們如何做廣告、買賣證券、打“高爾夫球”……將所有這些側面組合起來，我們便會發現一個也許跟您以往所知完全不一樣的宋朝。
我相信，您將會承認宋代確實是一個富有別樣魅力的時代。日本與歐美漢學家認為宋代已出現“近代中國的特點”，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而在這裡，我想特別提出來的是，如果我們同意宋朝的“近代”性質，那么我們還應當承認宋朝的“近代化”是自發的，是基於中國文明的積累與演進，基於中國歷史內在的發展動力而形成的，並不是從外部輸入，或者由於西方的“衝擊”才產生的“反應”。一百多年來，受西方啟蒙主義影響的歷史學者給我們塑造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歷史觀：中國歷史是一個“長期停滯”的“超穩定結構”，中國傳統是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巨大障礙，所以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前提唯有不斷“告別傳統”。但結果，我們喪失了文化自信，不相信中國歷史內在的前進動力，在啟蒙主義話語製造的迷霧中失去方向感。
現在，也許應該是重新發現我們的歷史與傳統，重建我們的文化自信的時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