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分為4章，也就是按4個階段，書寫了清末民國時期中華民族觀念或意識的生成演變軌跡：
“清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的醞釀”——在重塑“中國”“中華”“中國人”等古老概念與攝取“外來的現代‘民族’概念”的基礎上，梁啓超、楊度等人在20世紀初形成了“中國各民族一體融合的‘大民族’現代觀念”，且在這一意義上率先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
民國前期“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確立與傳播”——中華民國的成立為“中華民族”概念的明確提出和全民認同創造了條件，融合五族、推動民族平等融合成為民初各派政治勢力的共識，民國初年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已經基本形成，到五四運動之後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後中華民族整體觀念得以確立，“中華民族”一詞寫進了國共兩黨的政綱且“已開始在中國被愈來愈多地加以使用了”；
十年內戰時期“‘中華民族’符號認同的強化與深化”——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尤其是次年形式上統一中國後，明確認同孫中山晚年倡導的“大中華民族”理念並強化了對中華民族認同的倡導與宣傳，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促使“中華民族”認同不斷深化，一體化的“中華民族”整體觀念因之傳遍大江南北；
“抗戰前後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大普及”——1939年顧頡剛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說引發了關於中華民族觀的熱烈討論，從20世紀40年代初開始，蔣介石及國民政府順勢推出“聯合我們漢、滿、蒙、回、藏五個宗族組成一個整體”的單一性中華民族觀念，中國共產黨則確立了多民族平等存在與融合而成一大共同體的複合性中華民族觀念，抗日戰爭“最終把一體化的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牢固地確立在最為廣大的中國民眾和海外華僑的腦中心中”。
作品目錄
緒論 “中華民族”:近代國人民族自覺的新概念與新符號
| 第一章 清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的醞釀 | 第二章 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確立與傳播 |
| 一、延續與轉換：從清朝滿人的“中國認同”說起 1、“中國”、“中華”及其歷史上的認同 2、清朝滿人的“中國認同”及現代轉換——兼談作為現代國名的“中國”究竟始於何時 二、 新的思想資源：現代“民族”概念在中國的形成 1、郭士立與傳統漢文里“民族”一詞的早期轉化 2、清末現代“民族”概念的形成及其主要來源 三、“大民族”觀念的創發及其最初的指代詞 1、梁啓超與“大民族”觀念的創發和“中國民族”說 2、“中華民族”一詞的誕生及其早期觀念內涵——兩種“中華民族”概念問世記 四、尋歸“大同”：立憲運動與民族平等融合的自覺——以滿族官員和留日旗人的民族觀念為中心 1、“五族大同”：立憲運動期間的民族一體融合論 2、“同民族異種族之國民”說的發軔及其民族觀依據 3、現代“國族”一詞的出現、概念內涵及其他 | 一、民國誕生與現代中華民族觀念之確立 1、“五族共和”論及其引發的“中華民族”觀念 2、袁世凱與民初民族融合的新背景及實際效應 3、“中華民國”國號、早期國歌的意義與影響 4、李大釗、申悅廬與“中華民族”旗幟的高揭 二、五四運動後現代中華民族觀念逐漸傳播開來 1、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得以確立的諸多要素 2、孫中山的有關倡導及深遠影響 3、梁啓超專研“中華民族”：思想的來源和意義 4、“國家主義”派的關切和外蒙“獨立”事件的刺激 5、“中華民族”的認知進展與標誌詞符進一步流通 |
| 第三章 “中華民族”符號認同的強化與深化 | 第四章 抗戰前後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大普及 |
| 一、南京國民政府與中華民族認同符號的強化 1、兩部代表性史著及其“中華民族”觀念蘊涵 2、國民政府和學界精英“整合”民族的繼續努力——蒙藏“宣化”、黃陵祭祖與“民族”重審 二、日本侵華與現代中華民族認同的深化——以“中華民族復興”話語為中心的透視 1、“九一八”和“七七事變”的巨大影響——以少數民族人士的中華民族認同為例 2、“中華民族復興”理念和話語的興起 3、國共兩黨與“中華民族復興”論 4、民族復興論的高漲、內涵與中華民族認同之關聯 三、“民族英雄”、“漢奸”與教科書的“中華民族”書寫 1、抗戰前後的“民族英雄”問題 2、“漢奸”與“華奸”之辯 3、中學歷史教科書里的“中華民族”書寫 | 一、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社會化與多媒介的認同表達 二、單一性民族的“中華民族”觀之強烈訴說與迴響 1、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說及其爭論 2、民族一元論的由來、其他形態與黃帝子孫說的新解釋——兼及吳文藻“文化多元、政治一體”說之回應 3、蔣介石以“宗族說”為基礎的中華民族一體觀 三、“中華國族”入憲討論與芮逸夫的“中華國族”解 1、孫科等人與“中華國族”入憲的努力 2、芮逸夫的“中華國族”解說 四、中共的中華民族觀及其與其他各方之互動 1、抗戰時期中共的中華民族觀念之變化 2、國共兩黨和其他各方觀念的互動及其結果 |
| 結語： 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及其認同特徵的再認識 | |
| 一、NATION內涵的歷史性、複合性與現代中華民族認同之特質 二、“一元”抑或“多元”？“建構”還是“演化”？ 三、一點感悟 | 附錄：情感、思想與運動：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研究檢視 本書參引文獻目錄 後記 |
創作背景
人們都盼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究竟如何形成，如何傳播開來並對近代中國產生深遠影響的問題，卻並非人人都了解，學界的研究其實也多有不足。黃興濤從2001年起，歷時十餘年的研究，終於在《重塑中華》一書中對這些問題給出解答。
作品思想
“中華民族”的歷史淵源
在清末，“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語言”、“中國文化”等與會和概念逐漸流行開來，並得到朝廷檔案和法令的廣泛使用，是極為重要的政治文化史事件。它們與“中國民族”或“中華民族”概念與辭彙的形成，在語言和思想觀念上都具有直接的關聯。這是該書從“演化論”立場來把握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特質的根本原因。
從體現滿人主體性的國家自我認同角度來看，該書批評了美國部分“新清史”學者稱入關後260多年的大清國為“滿洲帝國”。在清朝漫長的統治過程中，尤其是入關以後，“滿洲”只是族稱，並非國名。將巨大的非漢族族群徹底有效地陶鑄成“中國人”，使他們以主人翁的姿態公開認同並滿足於“中國”身份，並在清末最終實現現代性轉換，這“不僅是清王朝超越以往中國各王朝主導族群的‘滿人特性’獨特作用的結晶，也恰恰正是體現其統治時期最為鮮明的‘中國特性’所在”。
這一透徹的辯駁，既肯定了“新清史”的建設性視野，也對其將滿人與中國人對立起來的偏見，做了平實而有力的撥正，從文本與文本使用的各種細處給人以歷史的智識，對於“新清史”也有著去魅的功效。
透過國外一些學者對於“中國”的建構論認知取向，作者以為，數百年來以“中國”自稱的“中國人”長期生存、以朝代相續的國度，“在變化中傳承與延續的中國特性”乃是不容辯駁的歷史事實，並且不斷得到不同階層中國人的追認，清末包括漢滿蒙回藏等各族人在內的“大清”中國人之另一些稱謂如“華人”、“華民”、“華工”、“華商”乃至“華僑”等，都已在海內外華文媒體中逐漸流行開來，實際上也就為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創造了直接的社會歷史條件。
“中華民族”的現代性
在黃興濤看來，現代“中華民族”的概念詞中，“民族”作為現代概念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國際政治的概念，一個是人類學的概念。這兩種來源的民族概念，在近代中國相互作用，對現代中華民族意識和觀念的形成、發展與特質，影響巨大而深遠。這也是中華民族觀念現代性的體現。
作者對近代傳教士視野中的“民族”一詞進行了細緻勾勒，結合戊戌時期及20世紀初年主要從日本導入中國的現代“民族”概念，是對這一古已有之的概念之現代轉換。其中一個突出特點，是將這一概念、觀念的歷史演變和其結構內涵自覺結合起來，進行有深度的歷史把握。
據作者考證，“中華民族”一詞，大約誕生於1902年。最初主要指代“漢族”，逐漸才變為今天的涵義。這一過程，大致經過了一個梁啓超所謂的從“小民族”到“大民族”，即從“漢族”到“中華民族”的雙重覺悟過程。作者還明確揭示了“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內在結構，指出其“主要由複合性中華民族和單一性中華民族這兩種觀念形態，以及處於兩者之間的各種含混觀念形態所構成——這些具體的觀念形態間彼此纏繞，相互滲透和作用。
作者對清末民初為此一觀念的形成、發展做出過貢獻的人物及其思想的清理，是長期研究的成果，其中部分多年前即已發表，並已對學界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如清末知識界梁啓超、章太炎和楊度等人，較早使用“中華民族”一詞，被作者稱之為“中華民族”概念的思想啟導人等。又如，書中對早期滿蒙旗人中留學日本的留學生有關思想的揭示，也是如此。
多年前，作者即注意到以恆鈞、烏澤聲、穆都哩、裕端等一批留日學生中的滿蒙旗人，他們於1907年6月29日在日本東京創辦了《大同報》（編輯部在東京，發行在北京）。停刊後，又於1908年在北京創辦了性質相同和相近的《北京大同日報》和《大同白話報》，專門以提倡“滿漢人民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尤其注重“滿漢融和”為宗旨，並將民族問題與立憲政治緊密結合起來。甚至稱中國各族人為“黃帝之孝子順孫”，號召“共保吾種，共存吾國”。其中可以見到，清末滿人認同“立憲中國”時那種鮮明的自主進化觀、民族一體化的強烈自覺和毫不含糊的主體意識。
作者還充分注意到新式教科書與報刊對於“民族”“國族”的推介。如1911年7月15日，《申報》主筆希夷在《本館新屋落成幾紀言》一文，就“國民”和“民族”兩詞並列，多次使用了“國族”這一概念。發願要“聚全國同族於一紙之中”，“與國族永聚於斯”、“相提相挈而同升於立憲舞台之上”，以“自植其立憲國民之資格……勉為高尚清潔之民族，而養成神聖尊嚴之社會”。書中特意將此文全文引用，以見其豐沛之情感。這些新式媒介所承載的實現中國民族一體化的政治文化功能，也得到不少時人記憶的佐證。
1912年3月19日，革命黨領袖人物黃興、劉揆一等領銜發起成立了“中華民國民族大同會”，後改稱“中華民族大同會”，滿人恆鈞等少數民族人士也參加此會，成為重要發起人。作者認為，這“標誌著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在革命黨人中的基本形成，並得到了民國臨時政府的明確認可”。
這一努力得到舉國上下的支持，不分革命派與北洋派，都為此添磚加瓦。各派政治活動和政策宣傳反映了當時社會上要求民族融合的時代願望，有力地激勵著人們去繼續深化認識，進一步推動著國人形成對於大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期待與認同。
民國成立，當時邊疆地區的紛亂形勢和西方列強妄圖挑唆的危局，分裂局勢所引發的前景憂患，成為革命黨人、民初政要和各族有識之士放棄狹隘民族意識，生髮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直接動因。
1913年初西蒙古王公會議上，王公們一致通電聲明“蒙古疆域與中國腹地唇齒相依，數百年來，漢蒙久為一家。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很可能第一次由少數民族代表人物在政治文告中共同議決，宣告中國少數民族同屬現代意義的“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時任民國總統的袁世凱，恰恰在應對此次蒙古分裂行徑的過程中，率先使用“中華民族”；他還把原北京皇城的正南門（明朝時稱“大明門”，清朝時稱“大清門”）改名為“中華門”，將總統府所在原乾隆為香妃特建的寶月樓改建為正門，並命名為“新華門”，以表明他要把蒙回藏滿等少數民族和漢族團結在一起，建立一個新的名為“中華”的民族和國家之意願。
在這一日漸深化的過程中，以往被判定為勢不兩立的各方，其實分享著共同的話語與立場。這無疑提示，此前相關研究有意無意的此疆彼界，值得人們重新反思。
五四運動之後，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識界和輿論界，中國各民族一體化的“中華民族”概念和觀念得以基本確立，並逐漸較為廣泛地傳播開來。
孫中山晚年對“中華民族”概念闡釋頗多。1923年1月，在其直接指導下，建設各民族統一體意義的“中華民族”被正式寫進了《中國國民黨宣言》，倡導“吾黨所持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與此同時，作者也注意到國民黨高層後來在“中華民族”這一稱謂上的分歧與爭論，對於孫科一系的觀點、他們關於“中華國族”入憲的努力及其結果的探討，新穎而啟思，呈現出其中的複雜與曲折。
當時學界更是就民族融合觀念與中華民族認同的差異與爭論，展開了豐富的討論，其中不乏睿智的學術思辨。這一重大概念的進一步落實，往往夾雜著激烈而多元的思想交鋒。抗戰時期，隨著日寇的侵華，中華民族的認同感越發加強，更重要的是，隨著舉國西遷，這一認同又進一步在西部邊陲輻射開來。書中對抗戰時期“民族英雄”、“漢奸”與“華奸”之辯等內容的討論，不僅體現了學術的創新，給人以新鮮感，對理解和認知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及其認同特點，也十分有益。
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及其認同的演變，既是空間的變遷，同時也有世代的更迭，比如二十多歲就發表不少文字倡導“中華民族”觀念的姚江濱生於1915年，很可能就是讀著提倡“中華民族”認同的新型教科書長大的，而後又開始參與教科書編纂，這一不同世代與空間的努力，在個體的歷史際遇中折射出民族認同的多元路徑。
作品影響
2018年，該書入選由中宣部主辦的第八屆優秀通俗理論讀物推薦活動。
出版時間
| 書名 | ISBN | 出版社 | 出版時間 |
| 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 | 9787303224876 |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17-7 |
作者簡介
黃興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歷史學院副院長。兼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理事。1965年3月出生。1982－1992年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獲歷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近代社會史、思想史。著作：《文化史的視野：黃興濤學術自選集》、《中國文化通史·民國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