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改革
里根最初採用供應學派的主張，但在1981年2月提出的《經濟復興計畫》中，已吸收了貨幣主義的某些政策觀點，到里根第二任期的後期，甚至採用了凱恩斯主義的一些想法。
里根政府實行了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計畫，通過對美聯儲的加壓，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變成了持續經濟成長，貨幣政策的地位上升；里根還緊縮社會福利規模並逐步擴大私人和地方經營的規模，減少聯邦政府的干預，減輕聯邦政府的財政負擔；
經過里根政府的改革，政府干預經濟的作用在下降。里根政府的政策為應付滯脹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採取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對西歐和日本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但是，里根改革也為美國留下高財政赤字、高貿易赤字的新問題，大大削弱了美國的國際經濟地位。
改革細則
國內政策當里根就任後，他先必須解決國內嚴重的經濟問題。當時美國經濟面臨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將使得經濟計畫相當難以預料）以及20%的銀行利率（使得大多數人難以抵押貸款），將近800萬人處於失業狀態。勞工的平均時薪比起5年前下降了5%，而聯邦政府徵收的個人稅率平均則高達67%。國債則將近1萬億元。里根在經濟上被視為是自由意志主義者，他主張減稅、縮小政府規模、減少對商業的管制，但當時沒有人清楚他要如何進行，也不確定由民主黨占多數的眾議院會不會支持他。
1981年的夏季，聯邦政府機場的大量航管人員由於薪資問題和工作環境的爭議，由飛航管制員工會（PATCO）領導發起了違法的罷工。里根依照事先聲明的警告，開除了所有參與罷工的航管人員。由於這個工會是80年大選中少數支持里根的兩個工會當中的一個，里根這項動作在政治上引起宣然大波。
里根第一屆任期的主要目標便是復甦美國的經濟，當時美國經濟處於所謂的滯脹（停滯的經濟發展和高通貨膨脹）。里根所下的第一道命令是停止政府對石油價格的控制，以恢復國內在石油生產和探測上的市場動力。[5] 為了解決兩位數的通貨膨脹，里根支持了聯邦儲備系統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以戲劇性提升銀行利率來達成減縮貨幣供應量目標的計畫。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描述當時里根了解到“若要成功遏止通貨膨脹，金融的管制和短暫的經濟衰退是不可避免的”。里根利用緊縮貨幣供應配合全面減稅的方法來刺激商業的投資（依據里根的說法：“芝加哥經濟學派、供應面經濟學，隨便你怎么稱呼它。我注意到有些人甚至稱它為里根經濟學，直到它開始生效為止…”）。里根的對手嘲笑這是“巫毒經濟”、“涓滴效應”、和“里根經濟學”，但里根成功的展開全面的減稅。
為了終結通貨膨脹而緊縮貨幣的供應，使美國經濟在1981年7月開始急劇的衰退，並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8]。美國經濟在歷經1981年-1982年的衰退後，於1983年開始戲劇性的經濟復甦，里根政府主張減稅幫助了經濟的復甦、製造了更多工作機會，最終將使聯邦政府獲得更多稅收，從1980年代初的每年5,170億美元大幅提升至超過1萬億美元。而里根政府新的軍事戰略增加了大量軍事預算，則導致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達到前所未見的地步。一些批評家則認為，這種將預算大幅投注軍事產業的政策事實上屬於古典的凱因斯經濟學，並認為接踵而來的經濟成長並非減稅造成的，而是政府大幅度支出的結果。
當時由民主黨占多數的眾議院，則反對里根如此減縮社會福利和其他國內的支出。
由於警覺到社會福利開支的增長，里根指派了阿倫·格林斯潘領導社會福利改革，擬出了減緩社會福利支出的計畫。隨著年齡的增長，從社會福利取得的津貼也會隨之緩慢增長（也配合著逐漸增長的國民平均壽命），使這套制度在接下來50-70年內不會超出政府的負擔能力。這套計畫也借著提升社會福利的工資稅比率來增加政府的稅收。
為了解決預算赤字，里根政府大量由國內和國外貸款國債，到里根第二屆任期時民間所持有的國債已經從1980年占GDP的26%大幅提升至1989年的41%，是從1963年以來最高的紀錄。在1988年國債總計2.6萬億美元，向國外的借債總額超過了國內，美國也從原本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轉變為世界最大的借債國。
里根的經濟政策拉大了貧富間的差距；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內，所有經濟階層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層的貧窮人口也提升了6%（美國普查局，1996年）。而同時最富有的1%美國人則提升了1萬億元的收入（ZINN，2003年）。
里根政府被同性戀權利運動及其他人批評沒有迅速處理當時崛起的HIV-愛滋病。白宮在1982年10月第一次討論起這種疾病；里根則在1985年的記者會上第一次公開討論政府處里這疾病的措施。
儘管遭受批評，里根在任內支出了570億美元以對抗HIV和愛滋病，大多數資金都投注至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在HIV和愛滋病研究上的資源於1983年增加了450%、1984年增加了134%、85年增加了99%、和86年增加了148%。在1985年9月里根說道：“包括我們在86年的預算，我們已經投注超過5億元在愛滋病的研究上，我確定其他醫學團體也在同步進行這些研究。我們今年有1億元預算，明年將會有1.26億元，所以這是我們放在第一優先的問題。這場疾病的嚴重性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必須找出疾病的原因。”到1986年裡根已經投注大筆經費在愛滋病的預防和研究上，並宣稱愛滋病“是我們在健康與人類服務部的公共衛生上排在第一優先的疾病。”
里根也在另一場有關愛滋病的少見爭論里扮演重要角色。美國研究員羅伯特·加羅（Robert Gallo）與法國科學家路克·蒙塔尼埃（Luc Montagnier）都宣稱是自己發現了人類免疫不全的病毒（HIV），並各自為其命名，這場爭論最後終於由里根和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談判達成共識，讓兩人和其團隊在名稱上都占有同樣的功勞。這次事件相當的罕見，忽視了在科學上命名的根據，也是第一次在生物學上的爭論竟上升到政治的層次。顯然的，蒙塔尼埃和里根了解到兩個大國不該為了這個議題而產生爭執。
里根強烈反對墮胎，他出版了Abortion and the Conscience of a Nation一書，書中他指責墮胎是對生命的不敬。許多保守主義的激進份子認為里根是歷史上最擁護生命權（Pro-life）的總統。不過，兩個由他指派的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和安東尼·甘迺迪（Anthony Kennedy）在羅對偉德案（Roe v. Wade）中投票判定反墮胎的法令違反了憲法。在里根身為州長時，也將自由墮胎的權利寫入加州法令中。
雖然里根的第二屆任期最顯著的是外交上的政策，但他也主導了許多重要的國內法案。在1982年，里根簽署法案使1965年的選舉權法（Voting Rights Act）得以延長25年期限—儘管在1980年的選戰中他曾經反對延期[9]。這項法案保護了盲人、殘障者、和文盲的投票權。
其他重要的法案還包括1986年的稅賦改革法令，和1988年的公民自由法案—包含了對二戰中被拘留的日裔美國人的賠償。里根也立法授權對牽扯至販毒的謀殺行為判處死刑。
米爾頓·佛利民提出了里根任內每年聯邦公文（Federal Register,紀錄了聯邦政府每年發布的法規與管制公文）的數量來說明里根反對政府管制的政策走向[6]。自從1960年代以來，每位總統每年的聯邦公文數都持續增加，但在里根上任後發出的聯邦公文急遽減少，證明了里根對政府管制的反對態度。聯邦公文的數量在里根任內都只維持小幅度增長，直到里根離任為止才又開始大量增加。
里根與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進行一對一會談。里根是第一位主張共產主義將會垮台的世界領導人。在1983年3月3日他說道：“我相信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可悲而怪異的一頁—仍在進行中的最後一頁。”當時西方對蘇聯的主流看法是，蘇聯新的一批世代即將來臨，而西方世界必然要跟他們合作。但里根則主張蘇聯正處於嚴重的經濟危機，他打算藉由切斷蘇聯與西方的科技交流來使這種危機加大。認為蘇聯最惡劣的是“與人類歷史的潮流相背，抹滅其人民的自由和尊嚴。”
美國學者對冷戰結束的正統觀點是這樣的“由於自由和民主的西方國家持續的在軍事地位上、意識形態的動力上和經濟系統上保持優勢，最終導致蘇聯的投降和冷戰的結束。這些因素顯露了共產主義在道德上的非法性並突出了其經濟上的停滯。”（Salla and Summy,p 3）這種觀點都能被共和黨（強調里根扮演的角色）和民主黨（強調杜魯門、甘迺迪、詹森和卡特長期以來的圍堵政策）所接受。這種看法也被東歐國家所廣泛接受。舉例而言波蘭團結工會的領導人列赫·華勒沙（lech Walesa）在2004年時便說：“當談到羅納里根時，我必須以我個人的角度來談他、我們在波蘭的人都會以我們的角度來談論他。為什麼？因為我們所得到的自由是他給予的。”西德的總理赫爾穆特·科爾則說：“他的出現是這個世界的幸運。在里根呼籲戈巴契夫推倒柏林圍牆後的2年，柏林圍牆就真的倒了，而11個月後德國便統一了。”愛爾蘭首相伯蒂·埃亨（Bertie Ahern）說：“里根總統是共產主義的堅定抵抗者，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終結了共產主義以及二戰後歐洲的分裂”後來於1989年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的瓦茨拉夫·哈維爾說道：“他是個抱持著堅定原則的人，毫無疑問是他促使了共產主義的垮台。”
里根選擇強硬地與蘇聯直接對抗，而不像前幾位總統如理察·尼克森、傑拉爾德·福特、吉米·卡特採取緩和政策。在假設蘇聯已經沒有能力投注比美國更多軍事預算的情況下，展開了新一波的軍備競賽，他努力使冷戰在經濟上和表面上激烈化。
里根政府以“唯有實力才能獲致和平”為名的政策進行大規模擴軍，這個名稱是為了對照西奧多·羅斯福的強硬外交政策和他的名言“說話溫和，手持大棒（意味軍事實力）”。里根政府新設立的對蘇政策以贏得冷戰為最終目標，這個戰略被命名為NSDD-32（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s Directive），這個戰略概述了里根計畫在三個戰線上對抗蘇聯：經濟上—減少蘇聯獲取高科技技術的機會並減少其資源，包括壓低蘇聯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價值；軍事上—增加美國的軍事支出以鞏固美國在談判上的立場並迫使蘇聯轉移更多經濟資源至軍事用途上；處理，從阿富汗的反蘇聯游擊隊，到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這同時也被索羅斯和教廷所支持）。里根並提出了主動戰略防禦計畫，稱之為“星際大戰”，以外太空為基礎建立的飛彈防禦網。這通常被美國以外的國家視為是一種威脅，因為它將可能抵銷蘇聯對美國“保證互相毀滅”的能力—理論上將能使美國發起核戰的第一擊而躲過接下來的蘇聯反擊；由於感受到可能因此失去軍備競賽中的平衡地位以及世界的戰略根基，蘇聯的領導人和人民對於情勢越來越沮喪。在1986年10月里根與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在冰島會面，會中戈巴契夫急切的希望美國取消這種防禦的、同時也是攻擊性的飛彈防禦網。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在新當選的維陶塔斯·蘭茨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總統領導下宣布脫離蘇聯獨立，其餘的蘇聯加盟國也在1991年陸續宣布獨立，蘇聯於是正式瓦解。瑪格利特·柴契爾對此描述道：“里根不開一槍便贏得了冷戰。”
里根主張美國經濟開始復甦了；快速電腦化的經濟、高科技的技術是主要力量，但蘇聯在這方面遠遠落後，甚至連韓國的高科技也超越了它，而且一年比一年的落後。里根進一步禁止美國和盟國對蘇聯輸出高科技技術，使蘇聯處境更為惡劣。有一段時間當石油價位極高時，這種落後由於蘇聯輸出了大量石油而得以掩蓋，但這個優點在1980年代初期也喪失了。要和西方國家進行經濟競賽顯然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戈巴契夫開始了這次改革，他期望新政策中的開放性（glasnost）和新思維（perestroika）能夠重新復興蘇聯經濟，但這些改革卻得不到解決的方法、反而產生更多對蘇聯體制的不滿。里根的大規模擴軍行動和他強硬的反蘇言論，造成蘇聯在1983年北約的例行演習（Able Archer 83）中產生近乎恐慌的反應，雖然這次核戰的危機隨著演習結束而迅速平息，但這次演習也顯示了里根的強硬態度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後果。一些歷史學家如Beth B. Fischer在他所著的The Reagan Reversal里主張這次危機對里根的政策有著深遠影響，使得他的對蘇態度從直接對抗轉變為和睦友好的政策。
在歐洲國家領導人當中，他最主要的同盟國、同時也是他要好的朋友是英國首相瑪格利特·柴契爾，柴契爾也支持里根對蘇聯的威懾態度。儘管里根與蘇聯簽訂了限武條約如中程核子武器條約（INF）和裁減戰略武器談判（START I），里根依然進行著星際大戰計畫，部署外太空為基礎建立的飛彈防禦網，以環繞地球的軍事衛星來攔截飛彈，使美國能在核子大戰中不受損傷。批評家認為這項計畫是不切實際的、而且也違背了反彈道飛彈的條約，支持者則認為這項計畫能迫使蘇聯投入更多無法負擔的軍事支出。事實上，蘇聯也曾嘗試著自行建立起一套類似的系統，或至少同時經由限武條約來減緩與美國間的軍事差距。最後蘇聯在後者上表現的較為成功，由於試著追上美國的軍事和研究開發經費（不只是星際大戰系統）而嚴重損害了原本已經不穩固的蘇聯經濟，這也被認為是導致蘇聯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里根政府強硬對抗黎巴嫩的真主黨（Hezbollah）恐怖團體，真主黨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後開始綁架美國公民並攻擊平民目標。里根政府也強硬對抗在西岸地區和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恐怖份子。較具爭議性的是里根將薩爾瓦多的FMLN和宏都拉斯的游擊隊戰士也視為恐怖份子。他也將南非反種族隔離制度的武裝派系非洲之矛（Umkhonto we Sizwe）視為是恐怖份子組織。
里根在任期中對於薩爾瓦多右翼政府的支援相當具爭議性，因為他擔心FMLN可能會在薩爾瓦多內戰中獲勝。這場戰爭導致75,000人死亡、8,000人失蹤和一百萬人無家可歸。不過里根原先所保證的民主選舉進程也獲得一部分成功。
在聯合國下令於黎巴嫩進行限期的多國部隊託管後，800名美軍陸戰隊被派遣至貝魯特以撤離巴解部隊。在1982年9月16日於貝魯特發生了薩布拉-夏蒂拉大***（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造成數百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後，里根組織一支新的多國部隊。在積極的外交行動後終於達成了黎巴嫩與以色列間的和平協定。不久後美軍部隊開始撤離，但卻在1983年11月23日發生了汽車炸彈對美軍軍營的攻擊，造成多達241名陸戰隊隊員陣亡。里根稱那天是他的總統任期和生涯里最悲傷的一天。
小島國家格瑞那達於1983年發生了共產政變，里根迅速命令美軍入侵格瑞那達，推翻了新成立的共產政權。
在1980年爆發的兩伊戰爭中，美國最初保持中立，後來逐漸牽涉其中。有時候美國同時支持兩方，但主要是支持伊拉克，因為美國認為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海珊比起伊朗領導人霍梅尼對於區域安全的威脅性較小。亨利·基辛格指當時美國的政策是“不能讓任何一方輸”。美國擔心若是伊朗勝利會鼓舞阿拉伯國家中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派，將可能導致非宗教的政府被推翻、進而危及西方國家在當地的公司，如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和科威特等地。最初伊拉克的軍事勝利後戰局開始倒轉，1982年伊朗可能獲得勝利，美國政府這時試圖切斷伊朗政權取得武器的門路（但稍後又開始船運武器給伊朗而導致了伊朗門事件）。美國也提供伊拉克的軍事政權許多情報資訊和金融上的支援。美國政府也允許了一些能夠被用作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的“軍商兩用貨品”船運至伊拉克，伊拉克以農業用品、醫療研究和平民用途等名義進口這些貨品，卻被海珊用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計畫。
在支援伊拉克的同時，里根政府也秘密的進行軍武販賣以資助在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擊隊，這導致了伊朗門事件醜聞。里根公開承認他對這項秘密計畫並不知情，並迅速召集美國獨立檢察官辦公室（Office of the Independent Counsel）進行調查。最後10名里根的政府幕僚被判罪而被迫辭職。里根的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被控告作出偽證，最後在審判開始前一天取得了喬治·H·W·布希的特赦。歷史學家在2006年提出的一份報告將伊朗門事件列為美國總統犯過的最嚴重錯誤中排名第9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