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圓瑛（1878－1953） 法號宏悟，別號韜光，又號一吼堂主人。是
創建圓明講堂
國家存亡，匹夫有責
圓瑛法師不僅佛學高深，還是一位愛國主義的楷模，是位愛國愛教的高僧。他主張“國家存亡，匹夫有責；佛教興衰，教徒有責。”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寫下了“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恆作感時詩”心愿，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同時致書日本佛教界，遣責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僧侶救護隊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他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全國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工作，並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召集蘇、滬佛教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積極進行救護抗日傷員工作。“八·一三”滬戰開始後，這支僧侶救護隊，出入炮火紛飛的戰場，出生入死，救護傷員，受到社會各界的讚揚。這期間，圓瑛法師把圓明講堂開闢為難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醫院、掩埋隊，從事救護收容工作。支援抗日救亡運動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圓瑛法師兩次偕徒明暘到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馬六甲等地，組織華僑募捐委員會，借講經說法機會宣傳救國道理，提倡“一元錢救國運動”，廣大僑胞踴躍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運動。救國愛教
1939年秋，圓瑛法師正在圓明講堂主持法事活動，日本憲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和明暘法師，經20多次審訊和恫嚇，法師都鎮靜自若，閉目打坐，表現出中國佛教徒的民族氣節。出獄後，圓瑛鍈法師仍住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國佛學院的演講中，號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國愛教”二副重擔，不能閉門讀書，要對國家存亡負起責任。信仰自由政策
1949年，圓瑛法師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勸他飛往南洋，在那裡為他重建比上海圓明講堂大十倍的講堂，圓瑛法師回答說：“我是中國人，生在中國，死在中國，決不他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圓瑛法師擁護共產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2年出席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
反對侵略，熱愛和平
1953年5月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任會長。正由於圓瑛法師一生追求進步，反對侵略，熱愛和平，熱愛祖國和人民，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懷念。出家
家庭背景
圓瑛法師，俗姓吳，出家後法名宏悟，字圓瑛，號韜光，又號一吼堂主人。他是福建省古田縣人，父名元雲，母親闕氏，因禱於觀世音菩薩，夢觀音送子至，於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生此子。在他五、六歲的時候，父母先後去世，由叔父照應他的生活。入塾讀書，十分穎悟。年齡漸長，感到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為僧，叔父不許。十九歲時，生了一場大病，病中發願
常州天寧寺
二十一歲時，發心行腳參訪。他先到常州天寧寺，依冶開老和尚參究禪宗心法，老和尚燾嚴峻，對弟子不稍寬假，因之獲益者眾。圓瑛在天寧寺學習四年，繼之又到寧波天童寺，依八指頭陀敬安禪師習禪定，一心參究。其間他又隨道階、諦閒、祖印、慧明諸師學習天台教觀，前後有六年之久。由於他喜穎悟，學習努力，使他在佛學和修持上，有了深厚的基礎和成就。他在天童寺從敬安和尚習禪那一段時間，是光緒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光緒三十年，年方十六歲的太虛，依小九華寺的監院士達和尚出家，十八歲到天童寺，任寺中禪房，聽道階法師講《法華經》。由於太虛天資穎悟，在學僧中有如鶴立雞群，甚受道階的重視，許之為法器。以此，圓瑛與太虛亦結為好友，二人曾於是年七月的“等自姿日”，在天童寺御書樓，結為盟兄弟。圓瑛是年二十九歲，已以擅長文字著稱，他手撰盟書，文采可觀，盟書文曰：
夫綱常之大，莫過於五倫，而兄弟、朋友，乃五輪之二也。世有生無兄弟，以異性結手足之親，分列友朋，高盟考腹心之託。即如秘園結義，管鮑通財，同安樂，千載鹹欽義氣。
而吾儕身居方外，跡脫塵中，雖曰割愛辭親，尤貴揖師處友，然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者固可有益於身心，惡者難免轉妨乎道業。悟自投身法苑，訪道禪林，所見同胞如許，求其如第之少年聰敏，有志進修者，亦罕逢其匹也。
重修泉州的千年古剎開元寺
文中“悟自投身法苑”一句，悟是“弘悟”，是他的法名。圓瑛在天童寺時，另外結了兩位朋友，一位是後來廈門南普陀的住持會泉，一位是民國初年到南洋弘化的轉道。由於轉遺的關係，他後來也曾到南洋弘法，並與轉道重修泉州的千年古剎開元寺。
弘法
圓瑛法師紀念堂光緒三十四年，他由江南回到閩南，首先在泉州湧泉寺開座講經，由於他宗說兼通，辯才無疑，深受緇素聽眾的歡迎，由此以後，他在閩南、江南聲譽漸著。
總會參譯長
宣統元年，圓瑛主持寧波接待寺。接待寺為歷朝古剎，他接主後，拆除新建，重為中興。他並在寺中創設了佛教講習所，培養弘法人才。宣統三年，辛亥革命，民國肇建。時，佛
民國六年，他在寧波當選為寧波佛教會會長，創辦兩所“僧民學校”，對入學者施以義務教育。繼之煤油創辦“寧波佛教孤兒院”，收容無依孤兒，施以工讀教育，各省聞風爭相效仿。這一段時間，他不時在江浙一帶講經。民國九年，他在北京講《楞嚴經》、《法華經》，法緣甚盛。是時華北五省鬧旱災，哀鴻遍野。他參與發起組織佛教賑災會，募捐賑災，全活災民無數。時，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德之，頒贈他《大藏經》一部，派員護送到寧波的接待禪寺。
民國十一年，他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檳榔嶼等處講經。這時他早年在天童寺的同參轉道法師，在新加坡主持普陀寺，後來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覺寺，圓鍈在普覺寺講《大乘起信論》，並與轉道討論重修福建泉洲開元寺的計畫。他離開新加坡，轉住台灣弘化，曾在台南講經，十二年秋回到泉州。這時既興轉道、轉物二師，筆書重修開元寺。十三年重新修建，十四年在寺中創辦開元慈兒院，他任院長，陸續收養孤兒至二百多人。十五年，他重渡南洋，籌募慈兒院基金。他將募得之款，在麻六甲組織了一個基金董事會，有董事會保管本息，按實際需要撥付慈兒院支用。襖了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內部定下了“破除迷信”的政策。破除迷信本是好事，但卻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團體。民國十七年，政府公布了“寺廟管理條例”，地方黨務幹部及學界欲藉機沒收寺產，充實地方教育經費，就掀起了一陣摧殘佛教寺產興學的風潮。民國十八年五月，佛教為求自保，在圓鍈、太虛、諦閒諸法師及王一亭、謝鑄陳、黃懺華諸居士的推動下，在上海召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成立“中國佛教會”，圓瑛被推為會長，向政府請願，反對“寺廟管理條例”。後來，政府把全文二十一條約的“管理條例”修訂為全文十三條的“監督寺廟條例”，沒收寺產的事件才緩和下來。
圓瑛鍈主持中國佛教會，積極推動佛教參與社會事業，鼓動寺院設立慈幼院、醫院、工廠、分擔社會責任，以減少外界攻擊的口實。民國十九年，寧波天童寺住持改選，他當選繼任。因年輕是曾在此參訪六年，此番住持天童，是舊地重遊。天童寺是六朝古剎，禪宗祖庭，僧眾逾錢，冬參夏講，向為常規。他是年五月進院，當眾宣布他住持天童的原則：“為法為人，盡心盡力”。他並提出“十二不”與大眾共勉：“不貪名、不圖利、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強、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責、不徇情、不背理。”進院之後，隨即開講《塄嚴經》，四方學者雲集。以後，他每年冬季傳授三壇大戒，丕振宗風。
到了民國二十年，“寺產興學”事件餘波蕩漾，風波再起。這時有一位中央大學教授怡爽秋，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回國在中大任教。他提出了四項主張－－“打倒僧閥，解散僧眾，書撥廟產，振興教育。”當時的內政部長薛溈弼是基督徒，與怡爽秋內外唱和，這比民國十七年的“寺廟管理條例”由為徹底。圓鍈出面奔走，全國各地佛教團體通電呼應，這件風潮才逐漸平息下來。這年夏天，長江水災為患，蔓延數省，圓鍈為籌募賑災款項忙了一個夏天。秋天，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他通告全國佛教團體，建護國道場。
他曾撰一副對聯以表達他的心情：“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恆作感時詩。”
民國二十一年，他應國俯林子超主席之召，商討在中山陵興建一座藏經樓。是年冬天，天童寺大火，殿堂樓閣被燒去九處，計五十餘間，寺眾悲痛萬分，認為非二十年不能恢復。圓鍈親自募捐，三年之中，全部重建，較以前更見莊嚴。同時在此數年內，他遼赴閨南、長沙各地講經，法緣極盛。二十四年，他在上海自建圓明講堂，是年秋季落成。廿五年，他任天童寺方丈滿六年，堅決辭職，學大悲和尚繼任。
領導全國佛教
民國二十六年正月，他接任鼓山湧泉寺住持。這年是他六十壽辰，兩序大眾開千佛大戒五士二日。自民國十八年以來，他一直連任中國佛教會會長，領導全國佛教。是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爆發，繼之上海八一三戰事開始，圓鍈積極投入抗戰救亡的行列，號召蘇滬地區的僧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叄加戰地救護工作。救護隊以卡車運載災區難民及戰地傷兵，運送到上海的各收容所及醫院中，救護隊在戰地工作兩個多月，蒙佛加被，只陣亡工名隊員。上海淪陷後，圓鍈帶著救護隊隨軍撤退，由上海、南京到達漢口，繼續從事救護工作。當時戰局緊張，救護隊及各處收容所經費無著。十月，圓瑛奉國府林子超主席函，囑他將救護隊及收容所事務委託其他法師辦理，希望他能到南洋馬來牛島募集醫藥費。他便帶著林主席的三封親筆介紹信，偕同明陽法師出國。先到新加坡，訪新加坡總簡會，請華僑領袖及佛教人士組織一個機構，募款接濟各處的收容所及漢囗的第二僧侶救護隊。接著又到吉隆坡、檳榔嶼，拜訪僑領、居士，組成了一如新加坡的機構。民國一平
民國二十八年秋天，他攜弟子明暘回到上海，不意遭人檢舉，說他是抗日分子，在南洋募得鉅款接濟重厭政府。農曆九月一日，他在圓明講堂禮佛時，為日本憲兵隊逮捕，連明陽法師也一併被逮，先關在憲兵隊，第二天押解到南京的日軍憲兵司令部，曾遭到恐嚇刑訊，圓瑛從容陳辯，不為屈服，上海各界人士也極力多方營救，到九月二十八日，日軍不得已予以釋放。到此日軍仍不死心，透過日本僧侶作說客，誘迫他“合作”，也遭到拒絕。
圓瑛回到上海後，仍駐錫圓明講堂，他閉門謝客，專事著述。在那數年中，他撰著了《勸修念佛法門》、《發菩提心文講義》、《阿彌陀經要解講義》、《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楞嚴綱要》等書。他不但精通性相，兼善詩文，且精於書法，有來求墨寶的，他一一書贈結緣。民國三十二年，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靳雲鵬老居士，在天津數度派代表敦謂，他情不可卻而到天津講經，北平的佛門緇素也到天津敦請，他又到北平的廣濟寺講了兩個月的經。回到上海後，又應無錫、南京各地信徒請去講經，在那兩年，皈依他的信徒不計其數。
三十四年春天，他鑒於弘法人才的缺乏，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選取海內外優秀青年學僧三十二人，他自任院長，並親自主講《楞嚴》，編寫講義。另外，還聘請應慈、興慈兩位法師授課。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他一度中風，昏迷一星期才清醒過來，療養了兩年，始逐漸康復。
一九四九年後，他仍在上海弘法。一九五一年，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一九五三年，陳質如、趟朴初、周叔迦等在北京籌備中國佛教協會，他代表上海市叄加，被推為第一任會長，會後南返，到寧波天童寺療餐，末久即逝世，世壽七十六歲，僧釅五十七年。
圓瑛與太虛本來是義結金蘭的好友，但入民國之後，太虛受新的學術思想薰陶，學養日深，成為一代佛學思想巨擘，且銳意革新，成為佛教中革新派的領袖；而圓鍈歷任寧波七塔寺、天童寺、鼓山湧泉寺、法海寺、南洋極樂寺諸大名剎方丈，長期受叢林制度薰陶，思想日趨保守，為叢林寺院保守者擁為保守派領袖。以致二人日後距離日遠，未能共同合作為佛教努力。以當時佛教中所謂名流居士之輦，從中製造是非，挑撥離間，更增加了新舊兩派的裂痕。如民國二十年，中國佛教會開會改選.太虛大師的革新派獲得勝利，本可藉此機會，新舊派攜手合作，為佛教努力。無奈一向操縱佛教會的名流居士者，不甘失敗，從中製造事端，太虛大師辭去佛教會執行委員，革新派的謝鑄陳、黃懺華等亦先後退出佛教會，新舊兩派就愈發疏遠了。
圓瑛一生著遮甚多，主要者如《大乘起信論講羲》、《首楞嚴經講讀》、《圓覺經講義》、《金剛經講義》、《一吼堂詩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種，門人弟子編輯為《圓瑛法匯》行世。
佛學思想
圓瑛法師（1878－1953）與太虛法師（1889－1947）是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為振興佛教事業奉獻出全部身心，而在佛學理論上又各有千秋的佛門雙譬。 圓運功法師十九歲（1896）正式出家，投福州鼓山湧泉寺，禮興化梅峰寺增西上人為師。次年，依妙蓮和尚受具足戒。二十一歲（1898）時，赴常州天寧寺，依治開和尚（1851－1922）學禪，二十六歲（1903）時又至寧波天童寺，依寄禪（名敬安，1851－1912）和尚學禪。1906年，圓瑛法師二十九歲時，於寧波七塔報恩寺，拜謁慈運老和尚，親承法印，傳臨濟正宗為第四十世，法名宏悟。圓瑛法師出身宗門，為臨濟嫡傳，在禪修方面有甚深的造詣和見地。後又參學天台、賢首教，亦深有所得。而在三十六歲（1913）時，法師於接待寺讀永明延壽（904－975，宋初著名禪憎，首唱禪淨並修）、蓮池株宏（1535－1615，明末名僧，以淨土念佛法門為歸）的著作後，又歸心淨土。從此，法師力唱禪淨雙修，自力他力並重之旨。
上海圓明蓮池念佛會緣啟
關於這一重要轉變，法師在1939年發表的《上海圓明蓮池念佛會緣啟》一文中作了明確的說明。他說：“圓鍈少業儒，冠入釋，既受戒法，致力禪宗，復究教乘，游心講肆。雖解行並進，每生死為憂。迨三十六歲，讀永明、蓮池二大善知識之著述，深信念佛法門，可以速超生死，疾趣菩提。由是禪淨雙修，二十餘載，早備資糧，求生安養。專修淨業，自行化他，遂著《勸修念佛法門》，分布諸方。”（《一吼堂文集》第43頁）。解悟與實踐
圓運功法師融通教宗，對於禪淨兩門都有深刻的解悟與實踐。他反覆強調說，禪淨二宗都是如來所說法，只因眾生根機不等，故而施設有殊；所以，禪淨雖有二名，其實一理，歸元無二，不可有所是非。對於禪淨二宗施設之殊，法師進行了詳細的比較，如他說：“禪宗不立語言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教人看一句話頭，堵截意識不行，令見清淨本然之心性。此為接上根者流，是圓頓修持之法，稱為最上一乘，中下根人，未足以語此。”“淨宗不論智愚老少，教人但持一句佛號，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以念止念，心中惟有佛，佛外更無心，念到事一心不亂，即得往生。”總之，“禪則獨被上根，淨則普被三根：禪則惟憑自力，淨則兼承佛力”（《復閆退之居士垂問禪淨二宗》《一吼堂文集》第91頁）。主要著作
圓瑛法師博覽三藏，一生中弘講過許多經論，主要的有：《佛說八大人覺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佛說阿彌陀經》、《佛說無量壽經》、《佛說仁王護國經》、《佛說盂蘭盆經》、《首欏嚴經》、《圓覺經》、《大乘起信論》等。他在佛教理論上，從無門戶之見，而主張各宗平等，性相通融。法師曾說：“餘生平本無門戶之見，初學禪宗，後則兼修淨土，深知禪淨同功；先學天台，後學賢首，乃知台賢一致；始學性宗，繼學相宗，了知性相不二。今對密教，亦極信仰，固知顯教是佛所說，密教亦佛所說。”（《勸修念佛法門》第52頁）法師嘗歸納佛法大旨，略述如下：“佛教以一心為宗，覺悟為要，慈悲為本，方便為門。”（《歡迎會答詞（南洋吉隆坡）》《圓鍈法師講演錄》第39頁）因此，法師專注於佛法一心之研究，而稱能解悟佛教大乘一心之理者為“解大理”。法師揭《楞嚴》全經要旨曰：
“梵語首楞嚴，華文譯為一切事究竟堅固。事依理起，法自心生，一切事法，究到根本源頭，即是不生滅不動搖之真心。此心名為如來藏性，亦即首楞嚴定，人人本有，個個不無，為諸佛之心宗，是眾生之慧命，乃萬法之本體，實禪門之要關。十方如來，依而修之，得成無上菩提；一切眾生，迷而背之，備受無邊生死。佛以阿難請修佛定，妙奢摩他、三摩、禪那（原註：三定別名），最初方便，故問阿難最初發心，破其無處非心無體。三番破識，破其全體是妄，欲令舍之；十番顯見，顯其徹底是真，欲令用之。此舍識用根四字，以為《楞嚴》要旨。”
以“舍識用根”為《楞嚴》要旨，是圓瑛法師的獨到見解。而“舍識用根”的關鍵則是要“破識”、“顯見”。
由此，法師繼承達磨禪的傳統，極大地發展了不離作用言性的“佛性”理論。
自宋代程、朱理學嚴厲批評佛教禪宗不辨心性、以作用為性以來，尚未見有如此明確堅定地以人人所具之六根性為佛性的論說，如法師者。歷來所謂“顢頇佛性”之說，在法師筆下卻是觀點鮮明、清楚明白。這正是法師對佛性理論的重要貢獻。
圓瑛法師在《楞嚴》教理研究方面所達到的成就是當時佛教界所公認的，從而有“楞嚴座主”、“海內獨步”等美譽。
圓瑛法師不僅在佛教內部無門戶之見，融通教宗、禪淨、顯密，而且對世學也有積極、寬容的兼收並蓄精神。如他說：“凡對各種學說，都要悉心研究。各科學學說，儒學學說，哲學學說，佛學學說，研究時必須具一種眼光，把那學說之真理，看得明明白白，不可存門戶之見。凡有益於人生身心德業學問智識者，都要採取體會。即有不合潮流者，亦必仔細審定，如此可謂知己知彼，始足應世。若但知己而不知彼，不足以與世界學者之酬對。”（《培風學校講演》《圓鍈法師講演錄》第43頁）這段話充分地體現了圓瑛法師博大的胸懷，深遠的眼光和適應時代發展而不斷求進的精神。
在會通世學方面，法師又更注重於佛儒的會通。他認為，“佛儒教理，同歸一轍”。法師嘗說：“圓瑛少安儒業，冠入佛門，研究佛學之與儒學，實則同條共貫。其修養工夫，釋氏則在‘返妄歸真’，孔氏則在‘克己復禮’；其到家訊息，釋氏則在‘明心見心’，孔氏則在‘窮理盡性’。又儒書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佛典云：‘妙高（原註：山名）頂上，從來不許商量，第二峰頭，諸祖略容話會。’此會通儒釋教理，若合符節。”
與倡導佛學與世學會通相一致的，在圓瑛法師的佛教思想中，還有一重大特色，那就是強調大乘佛教的入世、救世精神。他認為，“佛教是最好的一種宗教，不獨是出世間法，也是世間法。”（“在天津居士林歡迎會上的答辭”，轉引自《圓瑛法師年譜》第220頁）又說：“人天乘是世間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聲聞、緣覺乘是出世間法，獨善其身，能得自度。菩薩乘、佛乘皆是入世法，普利眾生，廣利群品。”（《佛教與世道人心之關係》，轉引自《圓瑛法師年譜》第158頁）這些也正是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許多高僧大德們積極倡導建設人間佛教的一個共同特色和基本精神。
為宏法，法師不辭勞苦地奔走于海內外，宣講於大江南北。他不僅為佛門四眾弟子講經說法，而且向一般社會大眾，乃至軍人，宣傳佛教利生濟世、挽救人心，提升道德的教理和宗旨。他嘗以大慈悲、大無畏、大無我三種精神來概括佛教大乘救世之學說，而他對此三種精神深入淺出的講解，極有助於世人充分了解佛教的積極精神。這對於中國近現代佛教的健康發展，是有著重要意義的。同時，法師先後創辦和主持了“寧波接待寺佛教講習所”、“寧波七塔報恩佛學院”、“福州法海寺法界學院”、“檳城佛學研究會”、“上海圓明講堂楞嚴專宗學院”、“上海圓明講堂圓明佛學院”等，它對佛教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宏法人才的培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為利生，法師則更是遵循慈悲精神，先後興辦了“寧波白衣寺佛教孤兒院”、“泉州開元寺慈兒院”、“上海佛教醫院”等，組織並主持了“華北五省旱災籌賑會”、“十六省水災賑濟會”、“上海災區佛教救護團”以及“上海難民收容所”等大量的佛教慈善事業。
圓瑛法師佛學思想的核心是發揮“自性楞嚴”，而其一生則是實踐“自性楞嚴”之典範。他不迷本覺，培植始覺，直探究竟覺，以禪淨雙修求福求慧求生淨土。他愛國愛教，宏法利生，慈悲方便，自覺覺他。今天，紀念圓鍈法師，即當積極發揚與實踐他的“自性楞嚴”的思想，並以此去化導和救渡那些至今尚迷執於妄識物慾而不能自覺的眾生。
護國事跡
號召民眾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者出兵強占中國東北三省。適值此年，圓瑛法師被選舉為中國佛教會主席。他目睹流亡到關內無家可歸、顛沛流離的關外同胞，耳聞日本侵略軍在東北的種種暴行，深懷國土淪喪之痛，感到自己作為全國佛教會主席、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應為禦侮救亡盡力，有責任喚起民眾抗敵衛國。因此，在“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圓瑛法師便在上海圓明講堂親自主持了護國道場，並以全國佛教會主席的名義通告各地佛教會組織啟建護國道場，並致電蒙藏院，要求制止日本強占我國土之侵略行為。在圓瑛法師的倡導下，全國各地的寺廟都啟建了護國道場，一時間各寺廟香菸繚繞，聽者雲集。圓瑛師從佛教的角度闡釋保家護國的道理，起到了號召民眾起來抗敵的重要作用。當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華北時，圓瑛法師又在上海發起啟建丙子護國息災法會，並請在蘇州閉關的印光法師至上海說法，號召全國佛教徒奮起抗暴衛國，為抗日將士捐款。印光法師“每日說法2小時，萬眾圍繞，盛極一時，圓滿日皈依者千餘人。”影響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又同為崇尚佛教的國家。“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圓瑛法師即以中國佛教會主席的名義致函日本佛教界，號召日本佛教界“共奮無畏之精神，喚醒全國民眾”，“制止在華軍閥之暴行”。在函中，圓鍈法師指出：“我佛以慈悲平等救世為主義，貴國號稱信奉佛教，對國際間應實施慈悲平等主義，而造成東亞之和平，進一步而造成世界之和平。”從佛學的角度，闡明了處理國際關係所應持的平等原則。圓鍈法師致日本佛教界的函，語重心長，富有說服力，不僅在日本佛教界產生很大反響，而且在東南亞佛教徒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37年10月以後，圓瑛法師幾度攜帶其隨侍弟子明暘法師出國，分赴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怡保、馬六甲等地講經說法，籌款救國。每到一處不僅得到當地佛教界的歡迎，而且得到廣大華僑的熱忱捐助，為抗日救災，籌集了大批款項。至1939年止，總計募得10萬餘元，並陸續匯往上海，充當抗戰經費。
組織佛教會災區救護團
佛經說，菩薩雲遊四海，普渡眾生於水火苦難之中。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置中國人民於巨大的戰火苦難之中。對此，圓瑛法師對身邊的弟子說，菩薩慈悲，“不能一任強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視弱小無罪者橫遭殺戮”，“豈能眼看著無數生靈在敵機瘋狂濫炸下殞命”，尤其不忍聽那“為了抗擊日寇而負傷在沙場上斷臂折足的戰士哀號”。作為佛家弟子應秉承菩薩原義，行救苦救難之責。“盧溝橋事變”一爆發，圓瑛法師就主持召開了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由他親任團長，並緊急通知京（南京）滬地區各寺廟派出200多名年青僧眾，往上海玉佛寺報到，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第一京滬僧侶救護隊。隨後，第二漢口僧侶救護隊、第三寧波僧侶救護隊相繼成立。身為救護團團長的圓瑛法師，要求參加救護隊的每位僧侶，發揚佛教救世的“大無畏”、“大無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無所畏懼，不怕髒、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忘卻身家之我見”，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難。僧侶救護隊深入前線，穿梭於槍林彈雨之中，救死扶傷，護送難民。僅京滬隊第一分隊，“出入江灣、閘北、大場等前線，搶救受傷戰士不下萬人”。本為不染血腥的清靜之地的寺廟也闢為收容戰地傷兵的佛教醫院和接納災區難民的佛教收容所。
1937年冬，上海淪陷。經過激戰後的上海已是廢墟一片，屍橫遍野。陣亡的中國士兵和罹難的難民的遺骸，日軍不準收埋，中國居民又無人敢冒殺頭之險過問。豈能讓衛國抗敵的戰士曝屍郊野，讓罹禍難民的屍骸遺拋溝壑？圓瑛法師以大無畏精神，發起組織掩埋隊，由玉佛寺、法藏寺、清涼寺、國恩寺、關帝廟、報本堂等寺廟的僧眾和香工組成，圓鍈法師親任總隊長。每天用4輛汽車，由掩埋隊將屍體一具一具地抬上車，送到郊外掩埋。晝夜不停，花了3個多月時間，總計掩埋屍體一萬多具。圓鍈法師率領中國佛教界在抗敵救災方面的一系列義舉，獲得了國內外的高度讚揚，當時國民黨軍將領陳誠也不得不承認：“真正到前線上去救護的只有他們。”
堅持正義 威武不屈
圓瑛法師的正義行為，當然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忌恨。由於圓運功法師在國內外民眾中有很大的影響力，日本侵略者先是對他進行拉攏，要他出任“中日佛教會會長”，企圖以此控制中國佛教界，進而控制中國民眾，遭到圓瑛法師的嚴辭拒絕。軟的不行，日本侵略者就露出猙獰面目，1939年農曆九月初一，時逢上海圓明講堂蓮池念佛會成立紀念之時，正當圓鍈法師在殿堂上供禮佛，日本憲兵突然包圍了圓明講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憲兵懷念部進行刑訊，企圖威逼圓瑛法師承認並聲明抗日有罪。圓瑛法師大義懍然面對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聲念佛。
隨後，日寇又將他押往南京的日本憲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謂佛學專家進行刑訊。這些專家被圓瑛法師高深的佛理駁得啞口無言。理屈詞窮的日寇惱羞成怒，對圓瑛法師進行百般肉體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幾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圖迫其就範。但圓瑛法師心繫民眾，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減免眾生的痛苦。最後，日寇無計可施，又因圓瑛法師名播中外，眾望所歸，在日本也有很高的聲譽，最後，只好將他釋放。脫離虎口的圓瑛法師，仍然不改初衷，為抗敵救災而奔走呼號。
圓瑛法師是現代中國佛教界的精英，出世常懷家國憂，在中華民族危難之秋，他不因自己無守土之責而超然物外，挺身團結佛門僧眾，共赴國難。他在抗戰中所表現的大心懿行和無私無畏的事跡，將永載在中國現代史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