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鄭永禧(1866—1931)，字渭川，號緯臣，衢州府西安縣解元巷（衢州市柯城區白果井）人，方誌學家。鄭永禧祖籍福建，清初先祖為避耿精忠之亂，遷至衢縣。永禧出身書香門第，曾祖鄭世鴻、祖父鄭桂殿，皆是太學生。父親鄭鍔，也以擅長文學著稱。由於有良好的家庭教養，加之天資聰穎，7歲就能寫簡短的文章，10歲已能通讀各種經史，12歲成為生員。他愛好古學經義，特別喜歡研究史學及金石文字。凡是涉及地方文獻的資料，他都留意蒐集。光緒中葉，因受潘峰琴《兩浙軒續錄》的影響，寫出了《西安懷舊錄》。該書可說是鄭公修志的發端。光緒十九年(1893)他登上副榜，二十三年參加鄉試，取得第一名，中了解元。正當他春風得意，前程似錦的時候，衢州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教案，他因主辦過團練而受牽連，被革去功名，併入了獄。辛亥革命後，他曾出任衢縣參事及湖北省思施縣知事。鄭永禧於民國六年冬月擔任恩施縣任知事，期間撰寫了《施州考古錄》，將它作為以後該縣修志的資料保存下來。《施州考古錄》不同於一般的考辯，不僅史論結合，而且富有文采。其中有很多篇什本身就是文史故事，具有較強的審美價值。比如《柳州城》、《施王屯余址》諸篇為作者之親歷踏訪之地，文采飛揚，有如遊記；特別是《施州八景》，鄭氏補綴八首五律，借施州美景，抒發作者雅趣，讓人頓生嚮往。如“橋東可沽酒，許我杖扶藜。”（《清江觀瀾》）“問月月無語，空傳太白名。別饒山水趣，棖觸古今情。”（《碧波問月》）“清江盤折下，猶見數峰青。”（《龍洞通潮》）“留得指揮跡，來聽讀《易》聲。”（《客星晚霞》）等。他把《李白流放夜郎問月故事》既作為一個聚訟不已的學術公案研究，又轉引王庭楨《重修問月亭記》、《金縷曲》以及諸家和曲，瀑泉楊守勝《集古十章》以及秦馨、曾傳章等人詩作，這本身就成了一段文史佳話，至於李白到沒到恩施，恩施是否為古夜郎地都顯得無足輕重了。民國年間恩施紳士饒鳳璜先生所言：“先生真能親民者也，而施人之思先生亦與此《錄》以俱永矣！”
鄭永禧回到家中，銳氣不減，一心一意纂修《衢縣誌》。時已五十有餘，肩背行裝，行進在鄉間小路上。在五年蒐集資料的時間裡，先生的足跡踏遍了衢州的山山水水。凡街、市、坊、表、寺、廟、題額、衙署碑聯、宗譜序跋、以及窮鄉僻壤之木雕、石刻、斷簡殘匾等等都無不精心蒐集。余紹宋在鄭永禧先生的《墓志銘》中敘述他採集資料之認真時說“迂高而難辨者，或緣梯而上，以得其真。”表現了方誌工作者固有的“持嚴、持實”的美德。由於先生精心蒐集資料，認真考證史料，在他纂修的《衢縣誌》中，補正了清嘉慶《西安縣誌》一百十餘條訛誤。
1923年，鄭永禧被聘請為省議會秘書長住杭州。為了完成未竟的事業。他白天忙於公務，夜間繼編縣誌手稿。夜深復夜深，長期受炫目的電燈光和手電池光的刺激，目力大損，最終導致雙目失明。先生並沒有因此倒下，叫家人用木做方格模，左手摸格子方塊，右手握鉛筆繼續作書，再請余紹宋校訂。不久，辛勞過度身患疾病，但他依然臥在床上繼續向家人口授。頑強不息十五個春秋，終於完成了達三十卷、百餘萬言的《衢縣誌》手稿。同時纂修了《姑蔑地理變遷考》、《衢州鄉土方言考》、《爛柯山志》等史籍。著名方誌學家余紹宋說先生“自經義史籍以及金石文字，喜推究，不厭精詳，凡涉及地方文獻尤專心閱覽。”
鄭永禧任恩施縣知事不到一年，其政績受資料所限不得而知，但僅就其補刊同治版《恩施縣誌》、撰寫《施州考古錄》兩事，已足以讓恩施人們永遠懷念了。正如民國年間恩施紳士饒鳳璜先生所言：“先生真能親民者也，而施人之思先生亦與此《錄》以俱永矣！”
作品
《施州考古錄》
《施州考古錄》全書分上、下兩卷，共43篇文章（上卷20篇，下卷23篇）。其體例為史論結合、文獻考證與實地踏訪結合，先列出同治版《恩施縣誌》訛誤，然後援引典籍或者實地查訪的材料進行辨證，得出較合情理的結論。其內容包括從恩施人文始祖廩君到清末三千多年來恩施縣的歷史沿革、山川地理、民族演進、名勝古蹟、縣域城郭、史跡文化、人物春秋、民間逸聞等十多個方面，從不同角度或側面回答了人們想知而未曾知、想說而沒法說、想論而無從論、想爭而無由爭的問題，是研究恩施古代歷史不可多得的歷史文獻。《施州考古錄》不同於一般的考辯，不僅史論結合，而且富有文采。其中有很多篇什本身就是文史故事，具有較強的審美價值。比如《柳州城》、《施王屯余址》諸篇為作者之親歷踏訪之地，文采飛揚，有如遊記；特別是《施州八景》，鄭氏補綴八首五律，借施州美景，抒發作者雅趣，讓人頓生嚮往。如“橋東可沽酒，許我杖扶藜。”（《清江觀瀾》）“問月月無語，空傳太白名。別饒山水趣，棖觸古今情。”（《碧波問月》）“清江盤折下，猶見數峰青。”（《龍洞通潮》）“留得指揮跡，來聽讀《易》聲。”（《客星晚霞》）等。他把《李白流放夜郎問月故事》既作為一個聚訟不已的學術公案研究，又轉引王庭楨《重修問月亭記》、《金縷曲》以及諸家和曲，瀑泉楊守勝《集古十章》以及秦馨、曾傳章等人詩作，這本身就成了一段文史佳話，至於李白到沒到恩施，恩施是否為古夜郎地都顯得無足輕重了。
《衢縣誌》
民國《衢縣誌》共30卷，100多萬字。對這部志稿，余紹宋先生曾給予高度評價。他說：“此編為書，凡三十卷，各為綱目，條理秩然。就體例而言，已勝舊志，其中方言及碑碣兩篇……精審為全書之冠。其他諸篇，亦極抉擇辨證之事……”事實確是這樣。民國《衢縣誌》起碼有以下幾個特點：一、師古而不泥於古。它是陳鵬年的康熙《西安縣誌》和姚寶煃的嘉慶《西安縣誌》之後的《衢縣誌》。但他能取舊志所長，補舊志所短，獨辟路徑。二、有獨到見解，能自成一家。余紹宋先生的《龍游縣誌》早3年完成，且是名篇，鄭公稱之“體例精嚴，大有龍門筆意，還視(自己)已就之稿，自以為弗如。”但是，他能吸取余志的長處，不盡為它所囿，自標新例，卓然成一家之言。三、盡力搜求，保存了大量的翔實資料，填補了姚志後100多年的空白。這一點是最寶貴之處。在蒐集資料方面，鄭公除組織同仁深入採訪之外，還往往自己親臨採錄，“凡街市坊表，寺廟題額，碑聯宗譜，以及窮鄉僻壤之木雕石刻，斷簡殘篇，無不搜羅，其漫漶難辨者，或緣梯而上，諦審摸索，以得其真。”正因為這樣，用5年時間，他才能寫出如此浩繁的作品。特別是方言和碑碣兩篇，連余紹宋先生都說他的《龍游縣誌》也因“採訪不備”而“愧未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