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甫

他原是一位牧師,1930年升為河南聖公會副主教,1933年升為正主教,是中國人第一個聖任主教的。 1948年又被選為中華聖公會主教院主席,也是第一個中國人升為主教院的主教。 我敬佩他的民族氣節,他對我的培養和教育,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鄭和甫主教是湖北省人,1926年來到開封。他原是一位牧師,1930年升為河南聖公會副主教,1933年升為正主教,是中國人第一個聖任主教的。他榮獲神學博士學位,曾參加過在印度麻都拉召開的世界聖公會大會,也是中國人第一個出席全世界聖公會的主教。1948年又被選為中華聖公會主教院主席,也是第一個中國人升為主教院的主教。他宗教知識淵博,政治思想進步,是一位熱愛祖國,有強烈民族氣節的主教,在國內外德高望眾,負有盛名。
鄭主教在河南省30餘年辛辛苦苦辦宗教,他為人和藹可親,領導教會也很有辦法。河南省中華聖公會有11個牧區,他經常下到基層,深入信徒民眾中間,不但和牧師、傳道人員親切交談,而且對一般信徒也問寒問暖,關心備至。他反對外國差會的一切限制和制度,想早日脫離差會的控制,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他還經常從政治思想上引導教牧人員,要熱愛祖國、熱愛自己的民族,他常說,上帝愛世人,是愛各個國家的人民,而沒有說單愛哪一個國家的人民或不愛哪一個國家的人民,人都是平等的,沒有特殊的。
在日本帝國主義侵占半箇中國的時候,鄭主教不但是河南聖公會教區的主教,而且還擔任著華北教區和山東教區等三個教區的大主教,所以日本人對他特別注意,想利用他為日本人效勞,就動員他參加新組織的華北基督教團,擔任主席,負責整個華北基督教的教務工作。鄭主教婉言謝絕了,日本人很不滿意,就利用開封的憲兵隊經常到他住處搜查,並威脅他,但他毫不懼怕。後來日本人又變了一個新花招,派一個日本聖公會的牧師叫虛谷容的,以幫助辦理聖公會的工作為名,監視鄭主教的行動,並長期住在他的家中,鄭主教鄭重地向虛谷容說明,作為一個中國人的主教,應該愛自己的祖國。他每夜都是和衣而睡,時時準備日本人捉拿他,為國捐軀。就在這種極其困難而危險的時期,鄭主教依然單身下到豫東各牧區巡迴慰問各堂口的同工。那時我正在蘭考祈馨堂擔任傳教工作,他常給我說,日本人一定失敗,中國人必定會勝利,要我忍耐等待。因為我是他的學生,又是他派到蘭考的,所以我非常相信他的話。我敬佩他的民族氣節,他對我的培養和教育,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日本投降後,在國共兩黨合作的時候,周恩來總理住在南京辦公,鄭主教常到上海主教院協商教務,曾有幾次路過南京時,拜訪過周總理。鄭主教從不干涉其他人的政治信仰,他的子女有的已是共產黨員。周總理也知道鄭主教是熱愛共產黨的進步宗教人士,所以見面談話十分融洽,總理給他講共產黨的宗教信仰政策,他也表明自己所領導的教區要擁護共產黨的領導。
1949年,當新中國成立的時候,鄭主教正在加拿大多倫多養病,他聽到這一訊息,非常高興,在病床上,叫他的夫人房精翠教授,擬了一份電稿,給毛主席打報告,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發電報的第二天,他帶病起程回國,到北京見到了周總理和中央其他領導人。
鄭主教和吳耀宗先生,是早年的朋友,他們希望中國基督教“自治、自養、自傳”,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光明之路,鄭主教多么盼望自己病好以後,能親自參加這項偉大的改革,可惜他的病日以加劇,不幸於1960年蒙召歸天。他在病重期間,祝願曾友山擔任河南教區正主教,並看到他的兒子鄭建業也被祝聖為河南教區副主教,後來鄭建業又到上海擔任江蘇省的主教。他的女婿王神蔭被祝聖為山東教區的主教。他囑託他的子女們要服從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辦好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基督教會,遵守國家的憲法和法令,領導廣大信徒走愛國愛教榮神益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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