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貢獻
他一生致力於中國農業教育和科技的發展，是中國講授植物病理學的第一位教授，並首次編寫了教材。在擔任南京高師農科主任期間，主張農科大學必須建立教學、研究、推廣三結合的新體系，對中國農業教育提出重要建議。他還是中國近代植棉業和農產品檢驗事業的重要推動者，率先在東南大學農科成立棉作改良推廣委員會，籌設了上海商品檢驗局，並以大量銀行資金支持全國農業改進機構，1949年接受政府委託，購運大批優良棉種。他對中國近代農業教育、科技和農畜產品檢驗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東南三傑
早在1915年留美期間，與留美同學任鴻雋、過探先、楊杏佛、茅以升等發起組織中國科學社，編印（科學）月刊，這是中國最早的自然科學的學術團體和有影響的學術雜誌。周恩來總理生前曾讚譽他和楊杏佛、茅以升為“東南三傑”（他們三人分任早期東南大學農、商、工科主任）。
人物生平
鄒秉文，農學家、植物病理學家、農業教育和社會活動家。辛亥革命前留學美國，1916年歸國，歷任金陵大學、南京大學教授，中華農學會會長，並多渠道籌資建立中央農業實驗所、棉產改進處、煙產改進處及我國第一座化肥廠。抗戰勝利前後，出任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籌委會副主席、農林部駐美代表，1947年辭去國民黨政府本兼各職。1956年衝破重重阻撓，自美回歸祖國，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和高教部顧問，直至1985年92歲高齡去世。是我國近代農業科教事業之先行者，享譽國內外的著名農業問題專家。
鄒秉文鄒秉文（1893—1985）：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科首任主任（1917—1928）
鄒秉文，傑出的近代農業教育家，字應崧，1893年12月3日生，江蘇吳縣人。1910年他17歲時就到美國紐約柯克中學讀書，後轉入威里斯頓中學，1912年以優異成績畢業，補取為留美官費生，考入康乃爾大學，先學機械工程，後改學農科，專修植物病理學。1915年畢業獲學士學位後又繼續進修一年，於1916年回國，應金陵大學農林科主任美國學者芮思婁的聘請，擔任金陵大學教授，主講植物病理學和植物學課程。
1917年，鄒秉文轉入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擔任農業專修科首任主任。直到1928年他去上海任上海商品檢驗局局長，1931年到1947年他擔任上海商業銀行副總經理，其間，1943年起兼任聯合國糧農組織籌備委員會副主席、聯合國糧農組織首任中方執行委員、農業部高等顧問兼駐美國代表、中美農業合作團中方團長（未就任，由沈宗翰代理）。1948年起鄒秉文改任美國紐約和昌公司董事長，經營中美間的化肥、種子和農產品貿易。
解放後，鄒秉文由於參與幫助新中國農業事業，受到了美國移民當局傳訊。至1956年8月，在周恩來總理直接關懷下，返回祖國，並以一級教授身份受聘為農業部和高等教育部兩部的顧問。1985年鄒秉文因病逝世。由於鄒秉文一生的卓著業績。
1893年12月3日 生於廣州紙行街（即旗下街）。
1908年 入北京匯文學校學習英語、算學。
1910年 入美國柯克和威里斯頓中學。
1912年 入美國康乃爾大學農科。
1915年 獲康乃爾大學農學士學位，繼入該校研究院專攻植物病理。
1916年 回國、任南京金陵大學教授。
1917年 改任南京高等師範農科教授兼主任，參加同年成立的中華農學會。
1921年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東南大學，任教授兼農科主任。
1923年 與胡先驌、錢崇澍合著《高等植物學》，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1926年 兼任英商卜內門（化肥）公司農業顧問。
1929年 任上海商品檢驗局局長。
1931年 建立商檢局牛瘟血清製造所，並主持上海及鄰省牛瘟防治工作。
1932年 辭商檢局長職，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副總經理。
1932—1937年 協助在南京建成我國第一個硫酸亞銨化肥廠。
1933—1935年 任全國經濟委員會棉花統制委員會常委代主委。
1936年 兼任實業部農本局副經理。
1937—1941年 兼任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常務委員代主委。
1942年 當選為中華農學會理事長。
1943—1947年 任國民黨政府駐美農業代表，創辦《中國農業》月刊並任主編。
1944年 任聯合國糧農組織籌委會副主席。
1945年 任聯合國糧農組織執行委員。
1947年 辭卸包括上海銀行副總經理在內的一切公私職務。
1948年 任紐約和昌公司董事長。
1949年 上海解放，為新中國在美國搶購搶運優良棉花良種。
1953年 因代中共購運棉花良種問題被美國移民局傳訊，並扣留護照。
1956年 回國，以一級教授任農業部、高教部顧問。
1957年 當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1974年 患腦血栓病。
1983年 農業部改為農牧漁業部，仍任該部顧問。
1985年6月11日 病逝於北京。
主要成就
中國高等農業教育的主要奠基人
在主持南高師至東南大學農科的10年中，確立了農業大學的教學、科學研究、推廣三者相輔相成的體系。在他20年代初出版的《中國農業教育問題》專著中有詳細論述，他先後發表多篇有關論文，對全國農業教育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意見。他在校期間培養出了金善寶、馮澤芳、鄒鍾琳等多位我國第一代現代農學家。
中美農業教育、科技交流的傑出組織者
40年代，他在美國編輯《中國農業》月刊，四處奔波，先後獲得美國農業大學獎學金名額200餘個，選派了中國各大學的農學院畢業生和青年教師赴美進修農業、林業、農業機械工程、畜牧、氣象等專業。這批農科留學生學成回國後都成為新中國各農業大學和農業科研機構的重要骨幹，並且影響深遠。
近代植棉業、蠶桑業農產品檢驗推動者
1918年他就在南高師農科創立了棉作改良推廣委員會，1928—1931年擔任3年多商品檢驗局長，1930年以大量銀行資金支持全國農業改進機構，1933年兼任全國棉業統制委員會主席，解放初期，他在美國為祖國引進了許多優良棉種，對農業（包括蠶桑業）和農畜產品檢驗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科學社、中國農學會的創始人
中國科學社是留美中國學者任鴻雋、楊杏佛、茅以升、鄒秉文、過探先、胡明復等組織的第一個自然科學民眾性組織，編印《科學》月刊。他又是1917年成立的中國農學會的創建人之一，1942—1948年出任該會理事長，在出版農學會會刊、培養人才、交流農業科學成果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組織作用。周恩來總理曾經說：“鄒秉文先生，我知道，東南三傑嘛！”（另外兩傑是東南大學工科主任茅以升和商科主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
1993年12月3日，中國農學會會同九三學社中央、農業部、中國農科院、北京農業大學、南京農業大學等單位，共同舉辦了紀念鄒秉文先生誕生100周年的活動，並由中國農業出版社出版了《鄒秉文先生紀念文集》，鄒先生家屬在南京農業大學設定紀念獎學金。
鄒秉文，這位南高師農業專修科和東南大學農科的首任主任，也是1928年成立的國立中央大學的農學院的開創者，我國近代傑出的農業教育家和國際農業活動家，為在他離任後的中大農學院的迅速發展乃至全國的農業教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選學農業科學，主攻植物病理
鄒秉文原籍蘇州，1893年12月3日生於廣州，當時其父鄒嘉立正在廣東辦理鹽務。幼年由家庭教師啟蒙，稍後人隨宦學校就讀。雖天資聰穎，但往來多紈絝子弟，貪玩而不好學，直到15歲，才在家人和父輩的規勸下，幡然悔悟，離粵赴京，轉入匯文學校，習英語，學算學。他伯父鄒嘉來，時任清廷外務部尚書，按例可遣一子弟放洋，遂得以駐美使館學習生名義，於1910年出國，先後人紐約柯克和威里斯頓中學。這時，他發憤向上，“就寢必在晚11時之後，起床必在晨5時之前，蓋過去之荒廢，至此益感有加倍努力之必要”。1912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並補取為清華官費生。同年秋，人康乃爾大學機械工程學院，次年暑期選讀了農業課程，比機械更感興趣，便轉入農學院。1915年畢業後，繼續在該校研究院攻讀植物病理學一年。他當時的想法是：“中國號稱以農立國，但不求改進，以致農業日趨衰退，而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則為嚴重的病蟲災害。”因此，他希望能和同在美國讀昆蟲學的堂兄鄒樹文，在植物保護方面，共同報效祖國。
鄒秉文1916年鄒秉文抱著滿腔熱忱，學成歸來。當時歐戰方酣，袁氏帝制垮台。本來以他的社會關係，可以到北京去謀個一官半職，可是他一心嚮往著改進農業，發展科學。他對前來招聘的江蘇和安徽兩個甲種農校表示：應聘可以，而且還可以不要薪金，但要求能有可供實驗用的場地與儀器。對方限於經費難以接受，他只好應教會初辦的金陵大學農科之邀，前往南京擔任植物學、植物病理學、植物育種學教授。那裡有20多架顯微鏡，要算條件很不錯了。當時高校農科的教材，多採用日本歐美的課本，自不能結合我國實際。他就帶著學生，經常到郊外去採集病蟲害標本，並根據實地考察之所得，反覆修訂講義，日以繼夜地工作。是年秋，他的老師L．H．貝萊教授（Bailey，康乃爾大學農學院長）訪華，他陪同作翻譯。一次，貝萊在安徽宿縣禮拜堂講演，有幾個農民當場提出問題，懇求貝萊作具體指導，貝萊很受感動。他則在筆記上寫著：“蓋吾國農業之重要如彼，農民之願接受新知識者又如此，獨吾國政府社會對農業問題毫不重視。學成回國之東西洋留學生，亦皆安於現狀，曾無一人對農業試驗教育推廣之機構，予以調整改進，使少數學有專長人士，能發展所長，在新農業建設上作出少許成績，俾引起當局之關注，而為改良農業之起點……余復默禱，苟容余奮鬥一二十年……”。
投身教育
這樣的抱負，在教會學校里一時是難以施展的。剛巧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請他為該校籌建農業專修科，並擔任教授兼科主任，他把自己的構想向郭談了，對方基本同意。於是辭別金大而來到南高。起初還是埋頭編寫植物學的講義，他認為：“我國昔日之植物教科書，皆因襲日本之編制，頗有陳舊之譏。對於通論則形態學、組織學、生理學三者分立，致學者覺其理不能貫通；對於分類則大悖植物天演之程式，先論天演最高組織最復之種子植物，逆流而上溯孢子植物，本末倒置莫此為甚。”為此，他在編寫時，“通論……以形態組織生理融合為一片，庶學者既明植物之構造，亦明其構造組織之作用，而無破碎支離之弊。於各論即自最簡單之菌類植物論起，漸及最高最復之種子植物，庶學者對於植物之天演及其器官構造之蛻變，瞭然如指掌而無惶感之苦”。他還提出：“此書具改制之志，凡舊日因襲日本而不合學理之名稱，概予改定”。這是我國第一本大學植物學教科書，對於一個還不到30歲的青年學者來說，其雄心與難度，可想而知。自覺力有未逮，主動商請同校植物分類學教授胡先驌、植物生理學教授錢崇澍參與合作，這兩位都是我國植物學界的權威。該書1922年完稿，計分15章，20餘萬字，並附英漢術語對照表。書名《高等植物學》，商務印書館出版，1923年底初版，1928年4版，為當時的權威著作。事隔60年，中國科協副主席、植物病理學家裘維蕃在一次發言中談到，當初他之所以讀植病專業，受這本書的影響最大。
1918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為東南大學，鄒秉文仍任教授兼農科主任，其他編制經費亦照舊，他很不以為然。認為科內必須分系，各系均須學有專長的教授，而教授除講課外，還應做試驗研究與示範推廣。為此他具體要求第一年有教授兩人，到第三年教授增至8人。此議甫出，無不愕然。因為農科全年的經費才7萬元。再說，如其他理、工、文、法諸科，群起效法，則全校共需教授五六十位之多，如此巨額經費，從何而來？但是鄒秉文決心已定，至少在他主管的農科，一定要這樣辦。他的思想和觀點，在當時所著《中國農業教育問題》一書中，即系統地加以闡明。
《中國農業教育問題》
《中國農業教育問題》是鄒秉文根據主持金陵大學農科、東南大學農科的實踐，並廣泛調查全國各地農業教育的得失利弊，參照日、美、丹麥等國的先例，進行分析研究而作出的建議，針對性很強。他認為改進農業教育的問題，一在於學有專長的教師；二在於足敷運用之經費。全書除序言外計共8章，諸如《改進吾國農業專門教育之商榷》、《實施吾國教育計畫大綱及籌劃經費辦法》等，書中引用了大量各地各級農業學校之調查報告，為我國第一本農業教育之專著。卷首，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國家歲入，1/2出於田賦……為工商業前途計，亦不能不積極提倡農業。提倡農業之法，無論世界任何國家，均不外乎廣設農業試驗場與農業學校……吾國設立農校，已十數年矣；所用經費亦有數百萬，究竟在國家農業上有何種影響？平心論之，實無絲毫補益也。”問題何在？他就事論事地加以分析：“一是農業學校的課程太普通、太雜亂，不能造就專門人才。蓋農業範圍極廣，無論何種最聰明人物，亦只能精於其中一二門，故世有作物專家、園藝專家、畜牧專家、植病專家等名目，而獨不能有農業專家之名稱。”但當時的農科大學，“除預科一年所習普通課外，本科3年所習之農業課，竟達19門之多，此外尚有英文、數學等等……以之傳播普通知識或可，以之造就專門人才，則必不能”。“二是實習鐘點太少，理論與實踐脫節，譬之教植物病理者，平日徒知編髮講義，而不能舉講義中所言之病菌標本，並令學生在實踐中自行研究，將來至田間時，且不能識別之。遑言套用講義中所言之治病方法”。三是教員擔任科目太多，他舉了一個實例：“至友某君，畜牧專家也，在外國留學時，無一暑假不在牧場實習，歸國後，在某農校所任課程，竟有8門之多，日農具、日作物、日植病等，對其專長反無暇過問，作者憤而馳書其校長，校長曰：此非我過也，校中對畜牧課每周只有2小時，而部定章程，每一專任教員，必須任課18～24小時”。該書以次各章，分別申述了他對改革農業教育的意見，力陳教學、科研、推廣三結合的重要。
針對上述問題，他在東南大學農科，進行了一系列大膽的改革：首先是每一教授基本上只擔任他的專業課程，每周授課時數，按實際需要安排，不作硬性規定。可是，每天必須8點以前到校，5點以後離校，授課之外，從事試驗研究，取得成果，與有關方面聯繫，向農民推廣。至於學生，除課間實驗外，還要有兩個暑假進行實習：一個是一般性實習；一個是所學專業的實習，因而必須下農場或工廠。
鄒秉文為實現其改進農業教育的構想，在他的任內（1917—1927年，東南大學農科改為中央大學農學院後，又繼任院長半年）先後開設農藝、畜牧、園藝、蠶桑、生物、病蟲害6個系，並在南京成賢街、武勝關、太平門外及江蘇、河南、湖北、河北4省，開辦作物及水稻、蠶桑、園藝與棉花等9個試驗場，教授27人，連同助教等共達100人，年平均支出27萬餘元，相當於學校經費的4倍。與此同時，還先後成立了棉作改良推廣委員會，江蘇省昆蟲局，均直屬東大農科領導。他組織了胡先驌、錢崇澍、原頌周、孫恩麟、張巨伯等一批名教授，並培訓出金善寶、馮澤芳、周拾祿、吳福禎、胡竟良等等一大批農科專業人才。這段時間，鄒秉文風華正茂，精力充沛，聲譽蒸蒸日上，與文科之楊杏佛、工科之茅以升，並稱“東南三傑”。他自己也認為“長此以往，為個人計，固未始不可，但在此極愉快生活中，有一事耿耿於心，不能置之者，即吾國之農業，有待於輸入科學以改進之必要，無可諱言。然全國所有農業機關，均屬有名無實，環顧在朝之軍閥官僚，在野之土豪劣紳，亦無法與言改良農政及農業教育等事”。因而立意創新。
科學建設農業
客觀地分析起來，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鄒秉文能夠把東南大學農科辦得出類拔萃，駕乎全國南北各高等農業院校之上，確實顯示出他異乎尋常的才幹。他不但能打破編制的框框，引用大批真才實學的專家教授，而且能通過各種渠道，獲得巨額的教學經費，把教學、試驗、推廣三結合的理想付諸實踐。比如他有力地說服上海麵粉工會、華僑福群公司、上海合眾蠶桑改良會，乃至華商紗廠聯合會、中華文化基金會、中國銀行、上海銀團等等，或提供現金，或劃撥場地，或發放低息貸款，從財力上給予援助，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創新和開拓。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鄒秉文的主導思想，已逐漸離開作為植物病理學家的方向，而放眼整個農業科學建設事業。
投身改進農業
1927年夏，他辭去東南大學農科主任之後，應馮玉祥將軍之邀，偕同幾個新畢業的大學生，到開封去為馮規劃其所轄西北地區的農業改進工作；翌年，又應桂系當局之請，與梁希、謝家聲、趙連芳、張心一等，前往廣西考察設計該省的農業建設。接著又受聘為英商卜內門公司的農業顧問，對廣東、浙江進行農村調查，了解化肥施用情況與經濟效益。反映了他在國民黨各派勢力明爭暗鬥的局勢下，壯志未酬舉棋不定的內心矛盾。
鄒秉文知識面廣，能言善辯，善於交遊，達官巨商，專家學者乃至國際名流，都樂於與他交往，而他之所以周鏇其間，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廣結善緣”，從而“千方化緣”。在那個時代，要誰來投資科學技術，尤其是難以立竿見影供投資者獲益的農業科技，造福於貧苦的農民大眾，真是難上加難。可是沒有經費，又談什麼農業建設？他在東大10年的實踐，證明了必須走入社會，另闢蹊徑。因此，只要有利於農業發展的事業，他無不全力以赴，縱使身兼多職，疲於奔命也在所不惜。
1928年，國民黨政府工商部長孔祥熙，請他籌建上海商品檢驗局，隨即出任該局局長。上海是我國最大的港口，該局則主要檢驗出口的生絲、畜產品、桐油、茶葉、蜂蜜等。此前，海關長期為帝國主義所把持，雖名義上已經收回，但出口的商品檢驗，卻仍被洋人以種種藉口把持不放，甚至還自設生絲檢查所，侵犯我國家主權。鄒秉文反覆考慮，決定接受這個任務，他的目的有二：一是厲行檢驗，防止劣質商品輸出影響聲譽；再是積極地研究指導，以期商品改進提高，藉以發展對外貿易。該局成立不久，就取代洋人所設的檢查所，並以6萬元購得了他們的設備。隨即又到日本考察，並提出了一個3萬元的生絲檢驗器械購置費的預算，準備擴建自己的生絲檢驗處，不料遭到工商部內某些權貴的抵制，因為他們把商品檢驗，視為貪污受賄的門道，誰知還要花巨款去搞科學檢驗，便壓著不辦。後來他就商於留美時的至交，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借到低息貸款3萬元，充實了設備。接著，他又徵得多方貸款，陸續充實了桐油、茶葉檢驗處、畜產品檢驗處等，隨著業務的開展，逐漸實現他的第二目的，就是請吳覺農主持茶檢，並從檢驗費收入中撥款設立祈門紅茶改良場；請壽標和程紹迥主持畜產檢驗處，建立牛瘟血清製造所，開創了獸疫生物製品防治上海及江浙兩省牛瘟的先聲。
同時，鄒秉文還主持開展很多有關農業改進的社會活動，突出的如聘請美國作物遺傳育種專家洛夫（H.H.Love）博士來華講學3年，為我國開展稻麥等作物育種，收到很好的效果。洛夫為美國康乃爾大學著名的育種學教授，20年代曾由紐約洛氏基金資助，來華指導小麥、高粱的作物改良工作，也是我國國際農業技術合作的開端。在他的指導下，採用純系育種的方法，陸續育成小麥新品種金大2905、金大南宿州61號、金大開封124號、太谷169號、徐州438號等等，單位面積增產達15%—30%。1932年鄒秉文建議請洛夫三度來華，定期3年，主講作物育種及田間試驗技術。這一次，洛夫不僅對我國水稻品種改良發揮了重要作用，還徵集了31個美棉品種，在蘇、浙、鄂、陝、魯、豫、冀等省進行區域試驗。1935年洛夫回國後，棉花試驗由馮澤芳繼續主持，從中選出斯字棉為黃河流域之推廣品種；德字棉為長江流域之推廣品種，均產量大增，致使長期依賴進口原棉的我國紡織工業，至1936年接近自給，洛夫的功績不小。鄒秉文為此事先後向金陵大學、農礦部、江浙兩省建設廳等反覆“遊說”，得到各方支持，提供經費。當時洛夫要求每月薪金1000元，美金與銀元各半，並必須由上海銀行訂保證書。該行總經理陳光甫看在鄒秉文的份上慨然照辦。洛夫來華後，由沈宗瀚協助講學，一切都應該很順利，誰知江浙兩省不能按時撥款，上海銀行為維持信譽，只得按月墊付，這使鄒秉文為難，不得不經常奔波在京、滬、杭道上，苦等苦催，一直到合作期滿。
1930年，鄒秉文以他在行政與實業界的關係，利用機會，促成了後來影響較大的中央農業實驗所的建立。那一年上海絲業公司創議發行公債600萬元，工商部派他去監督協辦。他藉此機會，積極鼓吹改進蠶桑與農業科學研究的關係，建議絲商從中提出200萬元，作為籌建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的基金，取得絲商同意之後，他又向孔祥熙等上層做工作，幾經周折，終被批准，並任命他為籌委會首席委員，於1931年10月正式成立中央農業實驗所於南京孝陵衛。
再一件是，集資創建我國第一座化肥廠。鄒秉文深知化肥對促進農業生產的重要作用，在他擔任商品檢驗局局長期間，更得知大量進口化肥所造成的外匯損失，便一直鼓吹自行建廠生產。1931年實業部派他與英、德廠商洽淡，因對方要價過高而未成，恰逢美國氮氣工程公司總經理浦克訪華，一談即合。於是他和天津永利制鹼公司總經理范旭東協商，又向孔祥熙引見浦克，各方均表同意。但建立一座年產5萬噸硫酸銨廠，需投資1500萬元，數額太大，政府又無意承擔。1932年鄒秉文出任上海銀行副總經理，便由上海銀行和永利公司兩家出面，並得到浙江興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國銀行的支持，終於達成4行借款協定，加上我國傑出的化學家侯德榜出任總工程師，1937年這座化肥廠得以在南京建成投產。
鄒秉文擔任上海銀行副總經理長達16年之久。除了掌管該行的農業貨款，支持和資助金陵大學設立農業信用與運銷合作講座，推動農業合作事業外，更主要的還是運用金融手段，支持農業改進事業，特別是棉產改進事業，這是鄒秉文一生中貫徹始終的一件大事。
早在1920年，鄒秉文便在東南大學農科開辦暑期植棉講習會，培訓各地選送來的270名學員，成效十分顯著，華商紗廠聯合會因而決定把該會所辦的江蘇、河南、河北、湖北4個棉場都移交給東大農科，每年還補助經費2萬元。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了歸學校主持的棉作改良推廣委員會，由農科師生負責引種、選育、栽培、繁殖與推廣，並先後開辦了植棉專修科、植棉講習班。後來紗聯經費困難，停止補助，又從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上想辦法，每年得到3.5萬元，事業得以繼續下去。1933年棉業統制委員會成立，每年有經費100萬元，到1936年，全國棉花已有出超。棉產統制委員會是當時全國經濟委員會下的一個專業機構，鄒秉文任常委兼代主委，主要工作是設立中央棉產改進處，各產棉省設棉產改進所；同時又設立中央棉花摻水摻雜取締所，也在各產棉省設立分所。經費來源，都是鄒秉文多方籌劃，由上海、交通、金城、中農等銀行組成農村貸款銀團，貸款額達500多萬元，並由中央、金陵兩大學合辦植棉訓練班，還選派了胡竟良、王桂五、李國楨等9位植棉專家赴美深造。抗戰勝利後，鄒秉文又得到當時行政院的同意，恢復全國棉產改進處及所屬機構的活動，由他老友孫恩麟、學生馮澤芳、胡竟良等主持工作。全國解放後由人民政府接管，對我國植棉事業的迅速恢復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對華經濟封鎖，上海等地紗廠原棉供應告緊，棉花良種缺乏，擴大植棉也受限制。上海市軍管會為此特準動用外匯，通過當時還在美國的鄒秉文想方設法購得496噸岱字棉良種。據鄒秉文遺稿所記，原電要購斯字棉數百噸，他和有關人士商量，最好還是岱字棉，這是當時世界公認的長纖維良種，既不易退化，又曾在中國試種成功。可是匯款寄到，已是1950年元月中旬，離開播種期很緊了，而且經與南部各種子公司聯繫，都藉口無存貨。鄒秉文不顧正患感冒，立刻飛往密西西比，親自向當地華僑動員分散採購，終於集少成多，總共得到496噸棉種，連夜運往奧爾良港，交給一艘美國貨輪，駛向青島。不料直到4月初，還未運到，經了解是輪船不敢直航青島，而是先到阿根廷，加裝其他貨物，再來中國，勉強趕上了播種期。可是這件事，終於引起了美國情報部門的注意，鄒秉文夫婦被移民局傳去問話，並把他們的護照扣了3年，直到1956年他才能離開美國，繞道歐洲回國。回國後，依舊關懷植棉事業，不斷到棉區考察，1957年8月他專程前往河南安陽，熱情地祝賀中國農業科學院棉花研究所的成立，以後他曾多次在中央廣播電台的對外廣播中，宣傳新中國棉業改進工作的成就。
建造會所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國民黨政府西遷重慶，為適應戰時形勢的需要，在財政部設立了貿易委員會，由陳光甫任主委，但實際工作多由鄒秉文常務委員兼代主委負責。這個機構很龐大，設有中國茶葉公司、富華公司（以出口畜產品為主）、復興公司（以出口桐油為主）。公司之下，還先後建立了若干研究所，如桐油、茶葉、蠶絲研究所等，分布後方各地。機構龐大，人員臃腫，鄒秉文縱然德才兼備，也難以施展，反而變得輕鬆。當時，他被推選為中華農學會理事長，重慶的農學界為他舉辦了50壽辰紀念活動，設立了鄒秉文獎學金，編印了紀念文集，鄒秉文也為農學會集資在重慶棗子嵐堊建造了一座會所。
政治生涯
1943年出現了一個新的轉折點，對鄒秉文一生的事業關係很大。當時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勝利在望，美國發起為戰後準備召開聯合國糧農組織會議，中國派遣以鄒秉文為團長的10人代表團出席，鄒秉文以糧食部高級顧問名義參加。會後，成立聯合國糧農組織籌委會，鄒秉文被選為籌委會副主席。與此同時，農林部也聘他為高級顧問兼駐美代表。這個籌委會工作到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面勝利，聯合國召開成立大會，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正式成立後，他又代表中國擔任該組織的執行委員，直到1947年蔣介石向解放區全面進攻，他辭去了國民黨政府的所有職務為止，總計5年，這5年中充分發揮了他的才幹，也顯示了他的政治態度和愛憎分明的立場觀點。
鄒秉文通過廣泛與國際學術界和農業科學界的接觸交往，特別是對美國各州農村和農業機構、農業大學的參觀訪問，聯繫國內農業建設的實際問題，提出了《中國農業建設方案》。這個方案，於1946年由中華農學會正式刊行，引起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兩個月之內就再版一次。在此之前，他曾在美國的中國學術建國討論會上，作了題為《中國農業建設問題》的長篇報告（中文譯稿發表於1944年1月11日、12日重慶《大公報》）。在美國工作期間還主編《中國農業》（英文）月刊，公開討論與徵集關於戰後發展中國農業的意見，並通過各種關係收集有關農業的圖書資料，多達200餘箱。他在《中國農業建設方案》中，根據自己30多年來的實踐和體會，對政策、計畫、組織、人事、經費等問題，全面地分章作了論述。如提出農業試驗場與農學院同置一地，其專家可與教授相互兼任，並共同從事示範推廣；基層農業技術推廣人員，應長期穩定，甚至實行終身制，各縣設立青年農民講習所，就地招生，每年學習6個月（10月至次年4月），畢業後回原地生產勞動，其中天資特高者，由國家資助深造。另外還有建立全國農業圖書館，進行農業區劃，發展農村手工業，改進出口特產等等。最後他說：“我國既列四強之一，全世界又都以遠東安定相矚望。而人民生活既不足以與其他三強比擬，其困苦者則較若干落後國家或有過之……安可不急起直追，以期最短期間，獲最大效益”。這本書出版後半年，美國密執安大學授予鄒秉文名譽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在中國農業建設上的貢獻。也同在這一年，經中美雙方商定，組設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調查中國的農業狀況，並提出改進計畫及應設的機構，由中方派專家13人，美方派8人為正式團員，鄒秉文被任命為中方團長。他託詞未曾接受，由副團長沈宗瀚代理。1947年該團結束，並根據他們調查報告和建議，正式成立了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他已辭去國民黨政府的一切職務，便沒有再把他列入該委員會的名單。鄒秉文從青年時代起，前後在美國長達20餘年之久，何以他對中美農業合作採取這種態度？從他的遺稿中發現兩段有關的記載：一是1943年作為中國代表團的農業顧問，他參加了聯合國善後救濟會議，討論即將成立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全面安排。他在徵得團長的同意後，經過充分準備，在會上發言，竭力主張應向中國無償提供年產500萬噸化肥的全套機械設備，以便中國增產糧棉而彌補戰爭的損失，這顯然比送去一些剩餘物資，意義與作用都要大得多。儘管當時中國已是“四強”之一，但連這樣的建議，也未被採納。對此，他感慨萬端地在筆記上寫道：“我益信救國之道，在於自力更生。依賴帝國主義，必無好結果。”1946年組建中美農業合作團時，一開始他就反感，他在日記上寫道：“要寫一個中國農業建設方案，我國人士自可擔任，不必要外人參加”。一個愛國科學家的民族自尊心，躍然紙上。
獻身農業事業
雖然鄒秉文當時已逐漸對國民黨政府失去信心，但他始終熱愛祖國，熱愛自己所獻身的事業，所以在他駐美期間，還是富有遠見地運用他的地位與影晌，為我國農業發展辦了許多實事，其中最足稱道的是1943年到1947年間由他主動爭取，多方協商，得以派到美國進修深造的農科留學生，達4批之多，為數達200多名，相當於歷屆清華庚款留學的農科學生之總和。這4批留學生，後來成為新中國農業科技戰線上的骨幹力量。
第一批，1943年徵得美國農業部推廣局局長威魯遜的同意，由美國農業部為每人提供1200美元。選送了楊懋春、謝景州等10人，專攻農業推廣。
第二批，1944年與萬國農具公司多次反覆協商，達成兩項協定：一是由該公司派遣農業工程專家4人，來華進行科研與教學，幫助中央大學與金陵大學建立農業工程系，在中央農業實驗所創設農具系，並提供總值相當於22萬元的農機樣機與圖書儀器。二是選送農科（或工科）大學畢業、並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20名專業人員，分別進入依阿華與明尼蘇達大學攻續碩士研究生，並商定在取得學位後，必須繼續在農場或工廠實習，為期3年，由該公司每人資助1萬美元，其中有陶鼎來、張季高、李克佐、余友泰、李翰如、水新元、曾德超等。
第三批，1943—1945年，得到密西根、依阿華，本悉文尼亞3大學的獎學金名額10人，選送人員中有朱祖祥、侯學煜、蔣次升、陳星垣、仇元等。
第四批，1945年由中美雙方商妥派出168名中高級科研人員，留美進修有關專業，包括農、林、牧、氣象等，其中有梅藉芳、俞啟葆、華興鼐、傅勝發、俞履圻、姜秉權、周可涌、卜慕華、莊巧生、馬育華、朱海帆、徐樹基、鮑文奎等。
值得一併記述的是，鄒秉文在主持選派和管理留學生時，極其嚴肅認真。如選拔農業工程留學生時，即由教育部在重慶、西安、昆明等6處設立考區，公開招生；又如有一個他的學生，輾轉託人向他致意，但因考試分數沒有達標，未被錄取，後來還是自費出去。有人說鄒秉文看起來和藹可親，談笑風生，可是一旦和他工作接觸，始知他從不苟且。因此，他才成為最受尊敬的農學界的老前輩。
1946年末鄒秉文和上述第4批留美同學一起乘輪船回國，在船上同這些年輕學者討論我國農業科技的發展問題，但由於當時國共和談頻於破裂，國內戰爭烽煙四起，彼此都憂心忡忡，很難得出樂觀的結論。回到南京，他只給當局辦了一件事：即向行政院長宋子文提交了委託他草擬的成立農林部棉產改進處與菸草改進處的計畫方案，宋立即批准照辦。而後以中華農學會理事長的身份，到台灣去主持該省農學會分會的成立。雖然宋子文繼續邀請他出任對外貿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繼宋子文出長行政院的張群，派何廉向他轉達蔣介石有意請他擔任糧食部長的願望，他都婉言謝絕，而於1947年末徹底辭去了包括上海銀行副總經理在內的一切職務。鄒秉文多年來與國民黨關係很深，為什麼這時態度突然變得如此堅決？從他的遺稿中找到的答案是：“我致力於農業建設，自1916年至1947年已31年，滿望在抗戰勝利後，一個富饒光明的中國能夠實現，不料前所希望者，已萬念俱空……”
1948年鄒秉文棄政從商，出任以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貿易為主的美國紐約和昌公司董事長。但他決不是忘情於祖國的農業建設，正如上文所述，上海解放後，他正是利用這種關係，為發展我國棉花生產，礙於美方當時對華封鎖的禁令，親赴美國南方棉區採購了岱字棉良種，並設法及時運回華東，以至受到美國的刁難，影響了他原定早日回歸的計畫，可是這也沒有動搖他投奔新中國的決心，而讓他的兒女，先期陸續回國，待1956年5月，美移民局終於將他護照發還，6月他便和夫人以去歐洲旅遊為名，到了巴黎。
鄒秉文離美赴歐的訊息，由他的兒子鄒斯頤向周恩來總理作了匯報，總理立即派冀朝鼎前往法國迎接，並請他出面先到瑞士日內瓦會晤台灣顯要何應欽。鄒秉文未抵國門，就受到如此信任，內心無比激動。在與何應欽的晤談中，何堅持他的頑固立場邀鄒去台灣，鄒含笑稱謝。8月，他繞道莫斯科，回到人民中國。當時總理正出國訪問，委託中國科協書記范長江代表迎接，由於這是國民黨高層人士中最早回到新中國的科學家，《人民日報》在頭版作了報導，鄒秉文一時成為新聞人物。本來總理想要他擔任某部副部長或農大校長，他都以情況生疏，需要學習相辭，只接受了農業部和高等教育部顧問的聘書，翌年又被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一直擔任到他去世。
當時，鄒秉文已年逾花甲，又歷盡滄桑，但健康正常，精神振奮。雖然顧問工作彈性較大，可他還是堅持正常上班，出席有關的會議。同時，作為政協委員，平均每年約有1/3的時間，下鄉下廠，訪問視察，他利用這些機會認真地調查研究，寫報告、提建議，並多次在中央電台作對外廣播，宣傳新中國建設的成就，寫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在正常情況下，他幾乎每星期都要給有關領導送去一份參考材料，或長或短，大都是他從國外報刊或其他渠道所獲得的農業信息，並由他親自譯出的，一直堅持到“文化大革命”。當時，旁人見到以鄒老之高齡，未免過於勞累，而且領導都很忙，有時還顧不上看，他卻一再表示：“盡其在我”。
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激勵著這位耄耋之年的科學家，如此忠誠為國。從他的遺稿遺物中看，有一點使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周恩來總理的崇敬與愛戴，他留下許多給總理信函的底稿，對總理派遣冀朝鼎到歐洲去迎接他回國的事，感激尤甚。因為他覺得自己長期為國民黨服務，共產黨可能對他不易諒解，誰知竟完全出於他的意外，一開始就委以重任，讓他去和何應欽那樣的人物打交道。1973年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由總理主持的外事活動中，鄒秉文應邀出席，總理居然向他提到50年前東南大學“三傑”的往事，使他驚喜交集，事後又馳函致敬。1976年總理不幸逝世，噩耗傳來，鄒秉文痛哭失聲，後來在《文物》雜誌所出《紀念周恩來總理》專刊的封面上，他寫下了如下的字句：“6月21日拜讀了第一遍，尚需兩次、三次繼續拜讀，並留給後代子孫，共同向崇敬的周總理學習。秉文謹記”。
本來，鄒秉文的健康情況一直良好，甚至他還以此自負。他曾在《六十自述》中寫過：“平生智慧，等諸常人，但生性好勝，不願落人後，又愛國、愛家、愛事業、愛友人，故對於公事，全力以赴，日以繼夜，從不告勞……而尚能稍獲成就者，則體質尚強，終日碌碌，不以為苦也。”可是，晚年他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他也未能倖免，一樣受到衝擊，遷居、抄家、檢討、批判、勞動，這使他的健康不能不受到影響。1983年春，他已是90高齡，還能為中國農學會成立66周年紀念刊題寫封面；翌年，農業部改稱農牧漁業部，新任部長何康去看望，並給他送去繼續為該部顧問的聘書，他含笑點頭，以示謝忱。1985年6月11日，安詳地瞑目而逝於北京寓所。他未另留遺言，但往日的手稿中，曾有過這樣的自白：
“……余以一介書生，憑其個人所處地位，千方設法，就可能者作最大努力。此之蚊蟻負山，就蚊蟻言，所致力者實已盡其在我；而所成的，就吾國農業言，則實九牛一毛……不能不有無限之感慨也。”
回顧1916年陪同美國貝萊教授在安徽訪問時，對農村凋蔽，農民困苦的情況，感慨萬端，曾在筆記中表示：“容余奮鬥一二十年，待貝萊再來視察時，或不致如今日之惡劣。”1943年他在《五十自述》中，又提及這件往事：“余今草此文，距貝萊來華之期，已27年……如當時所期望者，現時不過十分之二三，仍有待於吾人之繼續努力也。”遺憾的是鄒老的遺稿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已經散失，特別是他連續寫了幾十年的日記，竟蕩然無存，因故而難以具體說明他往後的看法和想法。但通過他一生各個時期的表現和成就，已足以說明他不愧為中國現代農業的先驅。
東南三傑之一
東南三傑指1920年代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改為中央大學，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的三位農工商知名人士：農科主任鄒秉文、工科主任茅以升、商科主任楊杏佛。
1920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建為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農業專修科、工藝專修科、商業專修科改歸東南大學，在1921年分別成立農科、工科、商科。南高、東大校長郭秉文倡行平衡辦學方針，學術之外並重事功。東大既設定了文理科、教育科，又設定了工科、農科、商科，學科之多，居全國之首。東大首任工科主任茅以升曾讚許說：“本大學學制以農、工、商與文、理、教育並重，寓意深遠。此種組合為國內所僅見，亦即本大學精神所在也。”[1]南高、東大雖以科學和人文著稱，農、工、商套用學科也頗具氣象。是時，劉伯明為文理科主任兼內務副校長，陶行知為教育科主任兼教務長。農科主任鄒秉文、工科主任茅以升、商科主任楊杏佛，則並稱“東南三傑”。碰巧的是，三位均曾於1910年代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國立東南大學農、工、商三科發展到後來，分別成為今天的南京農業大學、東南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校。
主要論著
1 鄒秉文．植物病理學概要．科學，1916（2）：5．
2 鄒秉文．改進吾國農業教育之辦法．新教育，1921（2）：5．
3 鄒秉文．今後的農業教育．農聲，1922（5）．
4 鄒秉文．吾國新學制與此後之農業教育．新教育，1923（4）：3．
5 鄒秉文，胡先驌，錢崇澍．高等植物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
6 鄒秉文．中國農業教育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
7 鄒秉文．中國農業教育最近情況．農學雜誌，1926．
8 鄒秉文．實施全國農業教育計畫大綱及籌劃經費辦法．中華農學會報，（3）：2．
9 鄒秉文，章之汶．論我國之農業教育．中華農學會報，1944（4）．
10 鄒秉文，梁希，董時進．請劃分農學區並分區設定農學院．中華農學會通訊，1942（8）．
11 鄒秉文．中國農業建設方案．中華農學會刊，1945．
12 鄒秉文．改進中國農業之途徑．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報告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