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池介紹
邾城俗稱禹王城,位於黃州城區以北1.5 公里,黃團公路西側50 米,分布範圍包括黃岡市黃州區禹王街道辦事處王家林村、禹王城村、張灣村三個行政村轄區,西距今長江河道4 公里。城址平面略呈長方形,唯東北角為斜角。周長4.7 公里,面積1.247 平方公里。城垣南北長1280 ~ 1420 米, 東西寬610 ~ 740 米,城垣寬8 ~ 15 米,殘高5 ~ 8 米,為夯土城牆夯層厚0.1 ~ 0.35 米;城垣四角外有面積150 ~ 250 平方米(今存三處)、殘高5 ~ 8 米的夯築圓形台基,其中西南角高台西臨低平遼闊的長江故道,聳立城角,氣勢雄壯巍峨,應為瞭望示警的“角樓”台基,當地居民俗稱“望夫墩”。城址南北城垣中部各有寬5 ~ 7 米的缺口,東部城垣有兩個寬6 ~ 7 米的缺口(今王家林村和四方灣村),西部城垣被黃(州)堵(城)公路覆壓,有多處缺口通向長江故道,至少有兩處應為城門所在,西垣還應設有城內向長江排水的水門,臨江設有水運碼頭。東、南城垣外尚可見到當年城濠遺蹟。
歷史溯源
先秦名邑——邾國國君遷居黃州
邾國(遺址在今山東省鄒城境內)是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立國近八百年,歷二十九代國君。 楚國自西周始,南征北戰,疆域遼闊,直至戰國早中期仍保持強盛之勢。但到了戰國後期楚懷王時代,由於內政外交出現一系列重大決策失誤,強盛發展勢頭出現轉折,楚國走向衰弱。特別是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81年),秦將白起統軍攻克楚國都城——郢,楚國遭遇空前打擊,楚國遷都於陳。
楚考烈王繼位後,春申君黃歇主政,楚國形勢一度好轉,春申君本名黃歇,戰國時期楚國人,是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趙國平原君趙勝、齊國孟嘗君田文並稱為“戰國四公子”。考烈王時,他任令尹(相國),輔佐楚考烈王,為楚國再度振興做出了貢獻。
楚考烈王八年(前255 年),黃歇率軍北征伐,滅亡了魯、邾兩國,但《史記》只記載黃歇率楚軍北伐滅魯的史實,卻沒有明言率楚軍北伐滅邾的史實,這是因為楚軍北伐的戰備目標是滅魯,魯國是當時山東地域的大國邾國只是魯國的附庸,楚軍滅魯時,其進軍路線必須經過邾國,順勢附帶把邾國滅亡了,此事對於楚國北伐而言,無足輕重。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遺失了楚軍滅邾史實。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中稱:“江水又東經邾縣故城南,楚宣王滅邾,徙居於此,故曰邾也”後,雖肯定楚滅邾史實,但所言“楚宣王滅邾”之說有誤。因為楚宣王在位時間是公元前369 至前 340 年,考察戰國時間楚國攻打山東的歷史,楚宣王時期一直沒有發兵攻打山東的記載,況且,楚宣王之後,言鄒(即邾國)或鄒魯並稱者史不絕書, 僅《史記·魯仲連列傳》與《戰國策·趙策四》就分別稱鄒 ( 即邾國 ) 各五次、鄒魯並稱各三次。如《戰國策》記載,魏惠王自立為王,並於同年召集“逢澤(今河南開封市)之會”。宋、衛、鄒、魯、秦五國參加了會盟,會後惠王率諸侯朝見周天子。“鄒”即是邾,這是楚宣王去世後 4年才發生的事,可知“楚宣王滅邾”之說在時間上是不準確的。而歷史上明確記載楚軍北伐滅魯的時間,是楚考烈王八年,所以是楚考烈王滅邾而非楚宣王滅邾。
楚國歷史上在開疆拓土過程中,對於被滅亡的諸侯國國君處置的策略是滅國不絕祀,將其國君遷於他處。所以,楚軍北伐滅魯亡邾後,將魯國國君遷居於莒。亡邾後,將邾國國君遷出邾國故地,安置在今黃岡市區北郊(即現在的黃州禹王城遺址)。
邾國南遷國君,據山東學者考證,當為蕭公曹夯,他率其部分臣民遷居此地後,歷史上稱此城為邾城。從此有了正式城名。
戰國時期,各國在逐步建立郡縣制的同時,也開始推行封君制,以維護新興貴族的特權。這些封君,都擁有大小不等的封邑或封地,享有按戶征賦稅或其他經濟特權。戰國時期的四大公子,即楚國春申君、齊國孟嘗君、趙國平原君、魏國信陵便是有名的封君。據《路史》云:“小朱十四世而朱二十有九世,滅於楚,封其君為鉅鹿侯”,由此可知,邾國為楚所滅,其亡國之君定居邾城後,楚國封邾國亡國之君為邾君,封號為“鉅鹿侯”,邾君遂成為楚國封君之一。封君的封邑,按傳統習慣是可以世襲的。邾君的封邑為邾城。南京大學學者馬媛媛在《邾國地理考證》中對此結論持肯定態度:“邾被楚滅後,似乎又被封,然封於何處,線索沒有在山東出現,卻出現在千里之外的湖北黃岡。”“邾國被楚國滅之後,其君被遷至湖北黃岡地區,並在此建城。”
邾國雖然被楚所滅,人們仍將邾國國君及其王室遺族南遷所居之城稱做邾城。邾城即因邾國遺民而得名,漢代還於此設定了邾縣。可見,黃州邾城的邾君遺族也是朱姓一脈。
先秦名邑——越楚文化兼融
先秦時代,黃州邾城地域一直有先民居住生息,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證實,這裡相繼生活過三苗人、中原人、揚越人、楚人,並創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
三苗是我國遠古時代的一支少數民族。從《戰國策》、《史記》等歷史典籍記載分析,黃州邾城地域在遠古時代生活過三苗部落。但至今尚發掘出明確為三苗文化的原始遺址遺物,
所以三苗之民是否是黃州邾城地域最早的居民還需進一步研究。
在殷商、西周時代,生活在黃州邾城地域的先民主要分兩類,一類是中原貴族,他們是黃州邾城地域的統治者,另一類是揚越人,他們是黃州邾城地域的土著居民。殷商王朝對黃州邾城地域的統治,從1992 年5 月在團風縣王家坊發現的下窯咀的商代墓葬可窺一斑。團風縣王家坊下窯嘴商代墓葬遺址距禹王城遺址約23 公里,是一座商朝前期的小型墓葬,據《湖北省黃州市下窯咀商墓發掘報告》記載,墓葬共出土文物22 件,其中青銅器16 件,陶器4 件,原始瓷器1 件,另在銅斝內壁發現絲織品痕跡,及朱色塊狀物(疑為漆器)。這些出土文物按用途可分為4 類,第一類是由銅鬲、銅觚、銅爵、銅斝、銅瓿組成的一套銅禮器,第二類是由銅戈、銅鏃組成的銅兵器,第三類是由銅鑊、銅斧、銅鑿、銅刀組成的銅製生產工具,第四類是由6件陶器、瓷器、石器組成的生活用具。隨葬的成套銅禮器、銅兵
器和銅製生產工具與中原地區商代青銅文化有極強的共同性,說明墓主人為商代貴族。下窯嘴墓葬地與禹王城遺址距離僅23 公里 ,邾城地域當在商朝貴族統治範圍內。這種中原文化因素在春秋早期仍明顯存在,但到春秋晚期以後就罕見了。
西周時期,在與螺螄山遺址位置相同的地點,出土了西周文化遺物,如陶器、石器殘片,廢棄的鹿角等,證明黃州邾城附近有居民點存在。據考古報告稱:螺螄山遺址的“西周文化遺物發現很少,主要是陶器殘片。陶片表面幾乎都是灰色和褐紅色的,黑色的很少,前者大多是夾砂粗陶,而且摻有較多的蚌片碎末,後者則是泥質的。從陶片觀察,器形多為鬲和罐。另外,還發現少量的盤和盂的殘片。工具只發現石鏃和骨針的殘器各1 件。此外,還發現了相當多的蚌殼、獸骨、魚骨和幾片龜甲殘片。”。
春秋時期,黃州邾城地域的越文化達到鼎盛。越族是我國中、南部以至東南亞的一支古老而且分布廣泛的民族。越人的分枝很多,如于越、句越、揚越、閩越、山越……。黃岡
地域地處江淮之交,吳頭楚尾,與江浙一帶的越地鄰近,所以自夏商而始,越人的一支—— 揚越開展在黃岡崛起,大約在三苗式微的同時,這裡的越人愈來愈多,勢力越來越大,最終取代三苗之民而成為黃岡地域土著的主體。
越文化與楚文化大致以巴河為界,黃州邾城距巴河僅十餘公里,正處於楚越文化交界地,邾城地域向東與越境為鄰,向西與楚地相伴,越人強大時,據此地生息勞作,楚人崛起後,入此地開疆拓土。所以,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生活在黃州邾城地域的先民主要是土著揚越人和東進開拓的楚人。
楚國又稱作荊,荊楚,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大國。經過“篳路藍縷”的艱苦創業,從春秋時期開始,楚國迅速強盛起來,征伐江漢地區等大小諸侯國,楚軍鋒芒益銳,所向披靡,“楚地千里”,成為南方的霸主。
楚國勢力何時開始滲入黃州邾城地域,並於何時將這裡正式併入楚國版圖,史闕明載,但有兩條歷史線索可循其蹤跡。其一,公元前9 世紀熊渠為楚王時,大規模對外開疆拓土,“興兵伐庸、揚粵,至於鄂”(《史記·楚世家》),並立中子紅為鄂王。揚粵即揚越,鄂國在今之鄂州市地域,鄂王都城在今鄂州市區一帶,與黃岡市區僅一江之隔。其二,春秋早期,楚成王熊惲指揮楚軍不斷向黃岡地域外圍的漢東之地和大別山北麓的中原之地進軍,相繼滅亡弦子國、黃國、英國。《春秋》記載,在魯釐公十二年(前648 年),“夏,楚滅黃”。楚穆王繼位後,繼續征伐江淮,開疆拓土,先後攻滅江國、六國,黃岡地域外圍經過此次大規模掃蕩,諸侯國被消滅殆盡,黃岡之地因此必然被楚國完全控制,黃州邾城地域自當成為楚國的屬地。
黃州邾城地域雖然已併入了楚國的版圖,正式成為楚國的一部分,但楚國對此地的控制十分松馳,影響也較有限,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此地仍是揚越人的居住地,大致仍維持著征服前的生存和生活狀態。
軍事的占領與文化的消長是不可以等量齊觀、同步進行的,前者可以計日成功,後者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文化的交替不可能刀切斧劈般進行,只能在浸潤滲透和潛移默化中漸進。所以整個春秋戰國時期,越、楚兩族交替控制黃岡地域,越楚文化在此爭鋒交融。
今鄂州之地,西周春秋之世,號稱鄂國,其統治者是楚國王族,被統治者主要是世代居住在鄂國的揚越人,據劉向《說苑·善說》記載,春秋時代,楚王之弟鄂君子皙在江中遊玩,鐘鼓齊鳴。搖船者是位越人,趁樂聲剛停,便抱雙槳用越語唱了一支歌。鄂君子皙聽不懂,叫人翻譯成楚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這就是著名的《越人歌》,歌中唱出了越人對子皙的那種深沉真摯的愛戀之情。
鄂州與黃州、邾城、堵城僅一江之隔,鄂州是越人的重要生活地,並產生了著名的《越人歌》,那么,黃州邾城地域的先民主體是揚越人則在情理之中。
春秋戰國時代,楚越文化在這裡共同存在,消長融合,大致說來,春秋之際,這裡越人居多,以越文化為主體,楚文化頑強崛起;戰國時期,這裡楚人居多,以楚文化為主體,越文化逐漸消退。這在考古發現上多有實證。如1981 年冬,在黃州國兒沖發掘了六座戰國中晚期楚墓,其中五號墓的兩件銅鼎“子母口,弧形蓋,腹微鼓,底部近平。環形附耳,三獸蹄形高足,胎輕薄,蓋上有兩圈凸弦紋,腹中部有一圈凸弦紋,余皆素麵”,這是典型的越式鼎。墓中又有一件大陶罐,“直唇,斂口、廣肩、鼓腹、平底、肩上有一對稱附耳,胎質細膩”,此陶罐在陶繫上為越文化中幾何形印紋陶孓遺,在器形上則是楚文化之嫡系。墓中楚越器物同存並出,反映出楚越文化在此地相得益彰。
戰國中期,楚國霸業進入鼎盛,楚人對鄂東地區的開發向縱深方向發展,此後,楚文化因素隨之在鄂東地域居主導地位。黃州邾城地域在楚越文化占據主流的同時,一直存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土著文化內涵,雖然土著文化勢力微弱,但始終頑強生存和沿續著。如前所講的黃州國兒沖發掘了六座戰國中晚期楚墓,其文化雖然以楚文化性質為主,楚越文化共存,但此墓也有自身獨特之處,特別是一號墓的槨室正中置棺,棺的周圍立置一圈隔板將槨室分成棺室和四周相通(用以置放隨葬品)的四邊箱或回形箱,這與楚國中心地域江陵一帶的楚墓的頭箱和邊箱的結構有明顯不同,這應該是鄂東地域土著文化自身特點的反映。墓中出土的陶壺器表除下腹部外均有紅色彩繪花紋,陶壺器蓋上有昂首挺立的三個鳥形鈕和五圈刻劃線紋,是鄂東地域戰國時期陶器的獨有特徵。這說明黃岡地域雖然以楚越文化為主流,但與楚越文化明顯不同的土著文化並沒有完全消失。
楚人於春秋早期入據鄂東地域時,只是占據幾個城池或居民點,所以春秋時期鄂東楚文化遺存呈點狀分布,黃州汪家沖墓葬群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點。春秋中期以後,楚國對黃州邾城地域控制力度開始加大,禹王城遺址發現的繩紋柱足鬲,是楚文化的遺物,春秋中晚期的墓葬雖然不多,但可以說明,此時這裡已隸屬於楚國的坤輿。戰國中晚期時,楚國的勢力受到秦國嚴重挑戰,
楚國故都原本在郢(湖北江陵),秦將白起拔郢後,楚國被迫屢次遷都,先後遷都至陳(今河南淮陽)、鉅陽(今安徽阜陽)、壽春(今安徽壽縣)。楚國的核心區域轉移到江淮流域。隨著楚國政治、經濟、軍事中心的東遷,鄂東地域成為溝通陳郢、壽春與江南的重要通道,與周邊地區的交流明顯加強,楚人對鄂東地域的開發進入高潮。所以進入戰國中晚期之後,這裡的墓葬數量驟增。
此時,楚國將其境內地域具體分為東楚、西楚、南楚,合稱“三楚”,其中南楚為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之地。“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史記·貨殖列傳》)南楚範圍相當於今安徽中部、江西全境及湖南、湖北東部乃至延伸到嶺南地區。由此可知,黃州邾城地域屬於楚國的“南楚”之地。
邾城城池最早建於何時,無明確史料記載,但從黃州邾城地域墓葬推斷,春秋時期,邾城就有城池存在,早期遷居鄂東的楚人,是以邾城為落腳點,逐漸成長壯大的。到戰國時期,邾城城池已具有一定規模,戰國初年楚悼王當政時,於公元前386 年—前381 年,任命吳起( 前440 年—前381 年) 為令尹,實行變法,“令貴人往實虛廣之地”(《呂氏春秋·貴卒篇》,對開發楚國邊遠地區具有重大意義,大約從此時始,邾城就開始有楚國貴族居住,楚國後期,黃州邾城處南楚之地,與楚國後期都城陳郢、鉅陽、壽春均不遙遠。楚國對邾城關注程度加大,開發力度加大,這裡成為楚國後期貴族重要居住地之一,城池當更加完備,所以在邾城遺址附近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戰國中後期文物。
楚國在今黃岡地域統治勢力的強盛,促進了邾城的崛起。(史智鵬)
先秦名邑——江淮城邑繁華池
公元前255 年(楚考烈王八年),楚考烈王命重臣春申君黃歇揮師北伐,亡邾滅魯,遷邾國君民於今天的黃州西北,築城建屋,農耕漁獵,遂名邾城。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 年),楚國都城由陳郢( 今河南淮陽) 遷到壽春(今安徽壽縣)。在這前後,春申君封地由淮北十二縣改封江東吳國舊墟( 今江蘇蘇州),其家族也隨之遷離黃國故城(今河南潢川),黃國故城便迅速衰微。這樣,在大別山南北的著名城邑只剩下邾城和西陵城,而考古中發現的春秋戰國時期城址,江北黃岡境內僅有麻城女王城和黃州邾城。所以,在戰國後期,邾城經過楚國的經營,特別是邾國君民的努力,在戰國後期聲名顯赫,是當時長江中下游江淮地域著名的城邑。
戰國後期,楚國將其地域分為西楚、東楚、南楚,合稱“三楚”。其具體劃分,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以淮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由此觀之,邾城屬南楚。“在人類的歷史上,城鄉的分離(即城市的產生)是人類由野蠻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個地區城市的產生,又是該地區文化發展程度的一個重要標誌。東周時期的楚城,毫無疑問地是和楚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息息相關的。”邾城作為南楚名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邾城作為商貿樞紐,交通發達。戰國時期,楚國商業十分發達,各國之間、城邑之間的商貿往來日益頻繁,對水陸交通要求很高,在當時道路不發達的情況下,尤其依賴長江水運。邾城正處於東西向的長江水上航道與南北向的陸上驛道交匯處。向西溯江而上,可通雲夢、漢水,到達楚國政治中心郢都;向東沿江而下,直達吳越,有鹽鐵之利;向北沿舉水過大別,接淮泗可至楚國後期政治中心陳郢、巨陽、壽春;南則連通江淮與湘沅,調運南方礦產及稻米,地理位置優越,使邾城成為楚國水陸交通樞紐之一,其地位在鄂君啟所從事商業活動中可見一斑。
邾城地處長江北岸,與長江南岸的鄂邑(今鄂州市)隔江相對。鄂是楚國最早的封國之一,其地在今鄂州市。在戰國時期,鄂邑是楚國最重要的商貿集散中心之一。鄂君啟是戰國中期楚懷王的鄂邑封君,啟在鄂既享受封君待遇,又竭力從事長途商業運輸活動,並且得到楚懷王的支持和保護,楚懷王還賜給鄂君啟通商節符,享受關稅減免。1957—1960 年,安徽壽縣先後出土鄂君啟節等文物,鄂君啟節為銅質,鑄造於楚懷王六年(前323 年),節文對啟的經商活動範圍、往返時間、載運物資,以及所走路線均做了明確規定。
由於地緣關係,邾城是鄂邑開展水陸運輸的交通中心之一。對鄂君啟商貿運輸線路進行分析可知,鄂君啟在鄂境所行商路以水路為主,實行水陸聯運。其線路主要有四條,其中一條是自鄂濟江至邾城後,分為兩路,一路經柏舉(今麻城市)至黃(今河南潢川縣);一路由邾城北折向西,至蒲騷(今湖北應城縣)。邾城城池巍峨,居住人口眾多。邾城因邾君封地而成為楚國地方政治中心之一,得地利之優越而成為長江交通樞紐之一。作為戰國後期長江中下游江淮地域著名城邑,邾城的城池建築宏大,城垣壯觀,這從現存的邾城遺址中可以得到證明。
邾城俗稱禹王城,位於黃州城區以北1.5 公里,黃團公路西側50 米,分布範圍包括黃岡市黃州區禹王街道辦事處王家林村、禹王城村、張灣村三個行政村轄區,西距今長江河道4 公里。城址平面略呈長方形,唯東北角為斜角。周長4.7 公里,面積1.247 平方公里。城垣南北長1280 ~ 1420 米, 東西寬610 ~ 740 米,城垣寬8 ~ 15 米,殘高5 ~ 8 米,為夯土城牆夯層厚0.1 ~ 0.35 米;城垣四角外有面積150 ~ 250 平方米(今存三處)、殘高5 ~ 8 米的夯築圓形台基,其中西南角高台西臨低平遼闊的長江故道,聳立城角,氣勢雄壯巍峨,應為瞭望示警的“角樓”台基,當地居民俗稱“望夫墩”。城址南北城垣中部各有寬5 ~ 7 米的缺口,東部城垣有兩個寬6 ~ 7 米的缺口(今王家林村和四方灣村),西部城垣被黃(州)堵(城)公路覆壓,有多處缺口通向長江故道,至少有兩處應為城門所在,西垣還應設有城內向長江排水的水門,臨江設有水運碼頭。東、南城垣外尚可見到當年城濠遺蹟。
公元前223 年,秦將王翦、蒙武率領秦軍一舉攻破楚都壽春( 今安徽壽縣),俘楚王負芻,楚亡。秦在楚地設立楚郡,陸續攻占楚國東南屬地,邾城當於此時歸秦。
戰國後期,因楚國國都遷往東南,邾城成為楚國在江北沿線重要交通中轉站,城市及周邊地區居民眾多,十分繁華。據考古調查勘探查明,邾城城址周長 4.7 公里,面積 1.247 平方公里。墨子曾講,三里之城大致可以容納一萬戶人家(《墨子· 雜守·公孟》),古者三里見方約相當於一平方公里多一點( 秦漢量制每里約折417.5 米)。20 世紀80 年代,城內的居民在修路、建房、取土、打井、挖塘清淤等活動中,曾多次發現有東周至漢代文物出土,有銅劍、戈、錛、及蟻鼻錢等,花紋磚、瓦當、筒瓦、板瓦和鬲、豆、罐、缽、網墜、陶拍等屬於生活用品的陶器殘片俯拾即是;城址內外還發現古陶井、木井、土井遺蹟達50 余座。自1981 年至今30 餘年來,省、市、區考古隊曾在城內及城外墓群、遺址進行多次考古發掘,出土了大批極為珍貴的東周、秦漢時期文物。除邾城(禹王城)遺址外,周邊地區已查明或經過考古發掘的古遺址、古墓葬就達37 處,包括城角余家遺址、羅漢山墓群、汪家沖墓群、樊家灣墓群、埂子地墓群、國山墓群、韋家涼亭墓群、汪家沖井群、羅家灣墓群、張家咀墓群等。
黃州國兒沖墓葬位於黃州區禹王街道辦事處星火磚瓦廠,1982 年發掘,屬戰國豎穴土坑木槨墓,出土了各種銅器、陶器、瓷器、玉器及其他隨葬品150 余件,銅器主要是有銅劍、銅戈、銅簇、銅削刀、車轄、銅套蓋弓帽、銅鼎、銅勺等兵器、車馬器、禮器、生活用具。這些器物中有鼎、敦、壺組合的仿銅陶禮器,用鼎多為雙數,是較為典型的楚墓特點,器物有較高的獸蹄形足,既有圜底,又有近似平底的蓋鼎,是戰國中晚期器形。但此楚墓也有與其他地區楚墓的不同之處,如槨室正中置棺,棺的周圍立置一圈隔板,將槨室分成棺室和四周相通( 用以置放隨葬品) 的四邊箱或回形箱,與江陵等地楚墓的頭箱和邊箱的結構有明顯不同,是邾城處於楚越更替過程中地方特點的反映。
汪家沖墓群位於黃州區禹王街道辦事處汪家沖村,邾城南約600 米處的國兒沖、枕頭地兩個崗地上。該墓群面積約30000 平方米,1975 年因基建施工發現,墓葬均未見封土堆。1980 ~ 1999 年間,由於黃(州)團(風)公路改擴建工程施工,先後進行多次發掘,共發掘春秋至漢代的古墓葬200 余座,出土各時期的銅、陶禮器及各種生活用品、兵器、車馬器3000 余件。墓葬均為土坑豎穴,多為一槨一棺一邊箱一頭箱,少量一槨三棺,一邊箱一頭箱的較大墓,最大的墓殘開口7 ~ 8 米,寬5 ~ 6 米。該墓群是目前邾城南部發現墓葬較密、規模較大的墓地。
邾城作為楚國軍事堡壘,派有貴族鎮撫。“春秋戰國期間,為楚所滅的國家和部族有六七十個之多。楚國實行滅國為縣制度,縣的設定,對於楚國的發
展和壯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縣作為地方政權組織,軍事性質十分明顯。楚縣具有軍事重鎮的性質,同時也具有地方行政組織萌芽的性質。縣的長官稱縣公或縣尹,直接統屬於楚王,地位極高,僅次於令尹、司馬,其級別不低於大夫一級官職。黃州邾城周邊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兵器,如劍、戈、戟、矛、殳、箭鏃和漆盾、漆甲、箭箙等,較高等級的棺槨墓葬還出土了有作戰用途的車馬器,即使是眾多墓壙較小、單棺或無棺的小型墓,一般都隨葬有青銅劍或箭鏃,其身份極有可能是軍人,表明邾城在春秋戰國時期曾是重兵駐守的軍事堡壘。
黃州堵城蘆沖一號墓和東湖街道辦事處的曹家崗五號墓是邾城外圍墓葬中比較典型的兩座中型楚墓。蘆沖一號墓位於邾城西北堵城鎮蘆沖村,原有較大的兩座封土堆,早年被磚瓦廠取土毀其一。一號墓於1994 年發掘,時代為戰國中期,墓壙型制巨大。雖早期被盜,仍出土一批青銅、陶禮器,有鼎、敦、鍅、豆、盤、腰、高柄壺形器等。曹家崗五號墓葬位於邾城東南,1992 年發掘,時代屬戰國晚期,隨葬品有銅鼎、敦、壺、盒,另有車馬器之屬、象徵殉人制度的木俑等漆木器若干和以遣冊為內容的竹簡。在棺槨規格與結構方面,兩座墓葬均為一槨三棺,槨分三室。《禮記·檀弓上》:“天子之棺四重”,鄭玄註:“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大夫一重”即為兩層棺。這兩座墓葬均為一槨三層棺,這顯然是僭越諸侯之制。考古發掘者認為,兩座墓葬墓主人身份均為下大夫級。這兩座中型楚墓的主人,很可能就是邾城的最高長官縣尹或縣令。(史智鵬)
秦漢省會——秦設48郡 禹王城為衡山郡郡治
邾城經過楚國的經營,特別是南遷定居的邾國君民的努力,在戰國後期聲名顯赫,是當時長江中下游著名大城邑。秦王朝建立後,邾城成為秦朝政區衡山郡的郡治(相當於當代的省城地位),成為秦帝國的地方政治中心之一。
由於邊境開發和郡治調整,秦郡陸續有所增加,一般認為一共有四十八郡。但後續增加的十二郡,《史記》失載,後世學者只能從其它史料和考古發現中進行研究考證,故而說法有異。
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主要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譚其驤先生對四十八郡進行過嚴謹縝密的研究,他的觀點成為四十八郡說的權威之論。其中對衡山郡論述道:“衡山(分九江置) 《項羽本紀》,立番君吳芮為衡山王。其建郡之年,姚氏鼐以為未可知,今從前例亦斷以為秦置。《始皇本紀》,二十八年,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衡山與南郡並舉,蓋其時已建郡矣。”
湖北史專家丁毅華在《湖北通史·秦漢卷》中進一步闡述道:“衡山郡,原為楚地,秦之衡山郡何時建立,尚不能確知,估計是在盡滅六國時才有的。該郡都於邾(今湖北黃岡西北)。秦代,今湖北省偏東的一小部分屬於該郡。”不僅認為衡山郡存在,還認可衡山郡城在邾城。
衡山郡得名由來,未見史載,大約是因為郡境包涵五嶽之一的衡山(即今安徽天柱山,秦漢時稱“衡山”,屬當時的五嶽之一)周圍而得名。今黃岡地域大部分屬衡山郡地域。
因為衡山郡不在《史記》三十六郡之列,歷代學者對它存有疑惑,如它是否確實存在?是否是從當時秦三十六郡之一的南郡分析出來的?它的置郡時間是那個年份?要解答這些疑問,除了要從文字記載來論證外,還需要通過研究考古文物來證實和解答。
二十一世紀初,嶽麓書院搶救回流散境外2098枚秦簡,組織專家進行釋讀工作。這批簡文中出現了關於律令、算術、格言的記載,填補了先秦文獻的多項空白。在這批秦簡當中,編號為1221號和383號的兩枚秦簡中清晰的記錄有”衡山郡”這一地理名詞。同時,在當代發現的秦封泥中,有“衡山發弩”、“衡山馬丞”記載。這些都從考古角度證實了“衡山郡”的存在。此後,許多學者依據新發現,對“衡山郡”進行了深入研究。
關於衡山郡的設定,譚其驤先生曾推斷:“《項羽本紀》立番君吳芮為衡山王。其建郡之年,姚氏鼐以為未可知,今以前例亦以為秦置。《始皇本紀》:二十八年,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衡山與南郡並舉,蓋其時已建郡矣。”
由此可知,秦統一全國初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時,並無衡山郡,其時,邾城屬南郡。但行政區劃不久就發生很大變化,至少在始皇二十八年前,就己分割南郡與九江郡,設立以邾城為治所的衡山郡。《史記》載秦始皇二十八年南巡,“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此處衡山即與南郡並列的郡名。而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收藏的編號為1221號、383號的秦簡中,分別明確記載有衡山郡,足以證明 “衡山郡”的存在。
秦國設定衡山郡後,把邾城確定為衡山郡城。邾城的政治中心地位大增,一躍而成為秦帝國中央朝廷之下的地方政治中心之一,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大城邑。
正因為邾城是秦國衡山郡郡城,是江淮大邑,所以楚漢相爭時,西楚霸王項羽將邾城作為衡山王吳芮的國都。
秦漢省會——邾城兩次為衡山王都
邾城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在秦朝至西漢武帝的百年余間。秦末漢初楚漢相爭時,項羽封吳芮為衡山王,以邾城為國都。西漢文帝十六年(前164 年),漢文帝分封劉勃為衡山王,吳楚七國反叛平定後,漢景帝徙封劉賜為衡山王,皆以邾城為衡山王都。
一、楚漢相爭王都定
秦末漢初, 社會急劇動盪。秦末農民大起義,推翻了殘暴的秦王朝,楚漢相爭,項羽與劉邦戰場拼殺。地處今黃岡境域的衡山郡適逢其會,亂世豪傑吳芮據邾城稱衡山王,立衡山國,名揚天下, 演出了一幕幕驚天動地的歷史劇。
秦亡後,西楚霸王項羽於漢王元年(前206 年)二月論功行賞,分封反秦功臣及舊貴族十八人為王,即:漢王劉邦、九江王英布、臨江王共敖、衡山王吳芮、常山王張耳、代王趙歇、齊王田都、濟北王田安、膠東王田市、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燕王臧荼、遼東王韓廣、西魏王魏豹、河南王申陽、殷王司馬昂、韓王韓成。這其中,吳芮為衡山王,以邾城為王都。
百越領袖吳芮分封為衡山王的原因,據《前漢書》所言:“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也就是說,吳芮因率部眾隨劉邦入關立有戰功,又不斷接濟資助諸侯兵馬,故被項羽封為衡山王,名列天下十八王之中。他此時與劉邦、英布同為諸侯,平起平座,不分上下。
衡山王國轄境相當於今湖北市黃岡市、河南省信陽市、安徽省六安市三市的範圍。今黃州、團風、新洲、紅安、麻城、浠水、蘄春、羅田等地皆為衡山王國轄境。
但是,吳芮在被封為衡山王后不久,又被“項羽侵奪之地”。項羽為什麼要侵奪吳芮的封地呢?《漢書》沒有講明白,但《史記· 項羽本紀》談到,“項羽出之國……乃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同時,“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據日本漢學家瀧川資言編撰的《史記會注考證》引清人洪亮吉之說,衡山王吳芮和臨江王共敖抗拒執行項羽的命令,於是項羽只得再令英布派兵追到郴縣把義帝殺了。由此可以推斷,項羽要侵奪吳芮的封地,乃是因為吳芮沒有聽從他的指使去擊殺義帝,項羽為了報復他,便“侵奪之地”,廢除了他的封號,剝奪了他的封地。所以,劉邦在高祖五年(前202 年)的詔令中稱吳芮為“故衡山王”、“番君”。
項羽敗亡後,吳芮通過部將梅鋗的關係,轉而投奔劉邦,他憑自己占據的地盤和吳國君王后裔的貴族身份,與韓信等人上表稱臣,擁戴劉邦為帝,擁戴書稱:“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吳芮從而成為西漢開國元勛。
劉邦對吳芮在反秦起義中直接幫助過自己,在楚漢戰爭中站在自己一邊,又是勸劉邦進帝位者之一的作為十分感謝。所以他一登上帝位,就於高祖五年(前202 年)頒布詔書,嘉獎吳芮:“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就這樣,高祖五年(前202 年),劉邦封吳芮為長沙王,並將王都由邾城遠遷長沙(今湖南省長沙市)。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此事:“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把吳芮封為長沙王稱之為“徙封”。
二、漢初分封立王都
西漢前期,朝廷兼采周、秦之長, 實行封國與郡縣“ 雙軌”並存的地方行政體制, 今黃岡之地,先為衡山郡,後為衡山國, 無論是衡山郡, 還是衡山國,其郡治、國都均在邾城。邾城保持續它自楚至秦以來的顯赫、輝煌和榮耀。
漢高祖五年(前202 年),劉邦即位,封吳芮為長沙王,並將都城由邾城遠遷長沙(今湖南省長沙市)。在吳芮的衡山王國封地恢復衡山郡,郡城在邾城。衡山郡從漢王五年至漢文帝十六年間(前202 年至前164 年),共存在38 年,隸屬淮南國。
漢高祖劉邦立國後,因循秦制,確立“百官之職”和“分天下為郡縣”的制度。兩漢的郡縣是中央派駐地方的一級重要行政管理機構,職能廣,權力大,成為漢代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
漢文帝十六年(前164 年),安陽侯劉勃為衡山王,以衡山郡之地屬之, 從此,邾城內的衡山郡行政機構結束,代之以衡山王國機構。邾城由衡山郡城轉型為衡山王都。
淮南厲王劉長是漢高祖的小兒子,漢文帝同父異母的兄弟。高祖十一年(前196 年)七月,淮南王英布謀反,被漢高祖剿滅,叛亂平息後,劉長即位淮南王,接管英布的王國。但劉長驕橫無度,被控參與謀反,獲罪被捕,在押往流放地蜀郡的途中絕食身亡。漢文帝八年(前172 年),皇上憐憫淮南王,嘆息他的兒子受到誅連,給予補救,於是封其長子劉安為阜陵侯,次子劉勃為安陽侯,三子劉賜為陽周侯,四子劉良為東城侯。
到了漢文帝十六年(前164 年),皇上又動側隱之心,哀憐淮南厲王因廢棄王法圖謀不軌,自惹禍患失國早死,同時,認為他的兒子沒有必要代父受過,失去榮華富貴,便將淮南國一分為三:淮南國,衡山國,廬江國,改封淮南厲王劉長的三個兒子:阜陵侯劉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劉勃為衡山王,陽周侯劉賜為廬江王,東城侯劉良已死,無後代,不受封。從此,他們重獲厲王封地,三分共享。
漢景帝三年(前154 年),吳楚七國舉兵反叛,吳王使者往衡山,鼓動衡山王劉勃參與叛亂,遭到衡山王的拒絕,劉勃表示要效忠朝廷,堅守城池,毫無二心。次年,吳楚叛軍被打敗,衡山王入朝,漢景帝認為他在危難時刻表現出忠貞守信,應該對他進行獎賞。當時,濟北王位空缺,濟北之地比衡山之地富庶,自然環境也優越些,漢景帝就以南方之地低洼潮濕為由,將衡山王劉勃改任濟北王,掌管濟水以北的地區,以此作為褒獎。
吳楚七國舉兵反叛時,吳王使者也來到廬江,鼓動廬江王劉賜參與叛亂,劉賜雖然沒有參與叛亂,但他屢次派遣使臣與鄰近的越國結交聯絡。吳楚叛亂平定後,朝廷認為劉賜雖然大節未虧,但他首鼠兩端,在吳楚七國反叛中有與越國結交之嫌,決定給予薄懲,將他由廬江王改任衡山王,遷居衡山王都邾城,統管長江以北地區,成為新的衡山王,仍以邾城為王都。
三、邪僻叛逆衡山王
淮南王劉安對於其父淮南厲王劉長獲罪被捕、絕食身亡一直耿耿於懷,為報父仇,他處心積累,策劃謀反。他與衡山王劉賜雖是親兄弟,但因為禮節上的原因相互責怪抱怨,關係疏遠,不相和睦。衡山王聞知淮南王製造用於叛逆謀反的器具,就傾心結交賓客來防範他,深恐被淮南王吞併。
元光六年(前129 年),衡山王入京朝見,他的下屬衛慶懂方術,想上書侍奉武帝劉徹,衡山王不同意,故意誣陷衛慶犯下死罪,還嚴刑拷打逼他承認,衡山國內史認為此事蹊蹺,不肯審理此案,衡山王便指使人上書控告內史不作為,內史被迫辦案,但直言衡山王從中作梗。
衡山王劉賜在邾城為非作歹,橫行霸道,多次侵奪他人田產,毀壞他人墳墓闢為田地。有關官員請求追究衡山王的罪責,武帝不同意,只收回他原先可以自行委任本國官吏的權力,改為由天子任命。衡山王因此心懷憤恨,四處訪求諳熟兵法和會觀測星象以占卜吉凶的人。這些人日夜鼓動衡山王密謀反叛。
衡山王劉賜的後宮有王后乘舒、姬妾徐來、妃嬪厥姬。其中,王后乘舒生了三個孩子,長男劉爽立為太子,二兒劉孝,三女劉無采。又有姬妾徐來生兒女四人,妃嬪厥姬生兒女二人。後宮子女之間勾心鬥角,一塌糊塗 衡山王后乘舒死後,衡山王立徐來為王后。厥姬同時也頗得衡山王寵幸。兩人互相嫉妒,厥姬就向太子說王后徐來的壞話:“徐來指使婢女用巫蠱邪術殺害了太子的母親。”太子因此心中怨恨徐來。徐來的哥哥來到衡山國,太子與他飲酒,席間喝多了,一時憤怒,用刀刺傷了王后的哥哥。王后非常惱怒,屢次向衡山王詆毀太子。太子的妹妹劉無采出嫁後被休歸娘家,既和奴僕通姦,又和賓客通姦。太子屢次責備劉無采,讓她注意檢點。劉無采很惱火,不再和太子來往。王后得知此事,就殷勤關懷無采,從中挑撥。劉無采和二哥劉孝因年少便失去母親,不免依附王后徐來。徐來就巧施心計愛護他們,讓他們一起毀謗太子。衡山王經常聽到他們的誹謗,就對太子不滿,因此多次毒打太子。
按《史記》體例,寫諸侯王生平當立“世家”,但司馬遷在《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中,將淮南王和衡山王降為列傳,乃是對劉長、劉安、劉賜父子的叛逆之罪表示貶抑。他秉筆直書淮南王劉安串通衡山王劉賜密謀反叛事實,對兩人叛亂行徑進行了譴責。(史智鵬 撰寫)
吳晉重鎮——三國東吳軍事重鎮
三國時,邾城是孫吳拱衛國都、爭奪江夏的戰略性城池,其得失關係到吳國國勢強弱,所以東吳丞相、駐鎮武昌總管荊州防務的陸遜於赤烏四年(241年)八月遣重兵三萬屯守邾城,並修繕加固城池。
史籍中關於“陸遜城邾”的記載頗多:
西晉歷史學家陳壽《三國志·吳書》:“(赤烏四年)秋八月,陸遜城邾。”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吳赤烏二年,陸遜拔邾,築城置戍。
東晉習鑿齒《襄陽耆舊記》:吳赤烏三年使陸遜攻邾城,常以三萬兵守之。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陶侃傳》:“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
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邾城故城在黃州東三十里,臨江與武昌相對。三國時初屬魏,吳赤烏三年使陸遜攻邾城,常以三萬兵守之。
清代錢儀吉《三國會要》:邾先屬魏,後入吳,陸遜嘗以三萬戍之。
孫吳在極盛時,全國總兵力不過三十萬,邾城一地,駐軍三萬,約占東吳總兵力的十分之一,足見陸遜對邾城之重視,足見邾城軍事地位之重要。
“陸遜城邾”後,邾城成為魏、蜀、吳三國時期最重要的軍事重鎮之一,邾城之名天下皆知。邾城作為一方軍事重鎮,沒有辜負陸遜的希望,切實擔負著拱衛東吳軍事重鎮的重任,誠如清初學者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所言:“陸遜重邾城之守,而魏人息志。”(史智鵬 撰寫)
吳晉重鎮——陶侃對邾城的精闢之論
晉太始元年(265年),司馬昭代魏稱帝,建立西晉王朝。鹹寧五年(279年),晉軍二十萬攻伐東吳。太康元年(280年),晉建威將軍王戎率軍順江東進,吳牙門將孟泰為聲勢所懾,以蘄春、邾縣降晉,晉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尋陽落入晉手。至此,邾城歸於西晉。
西晉朝廷於太康元年撤銷蘄春郡,將蘄春郡原轄之尋陽、蘄春、邾縣改屬武昌郡。次年,再將西陵、蘄春、邾縣改屬豫州弋陽郡。
西晉至東晉前期,邾城仍是邾縣縣城,但軍事地位有所下降,主要表現在駐軍減少。
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趁西晉“八王之亂”,入主中原,戰伐不休,烽火不止,導致西晉朝廷覆滅。司馬睿在王導等世家大族擁戴下,建立東晉王朝。“五胡”之一的羯人後趙在蹂躪北方的同時,鐵騎直達大別山北麓,隨時準備飲馬長江,東晉對於如何防禦後趙進攻,多有主張。
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的東晉名將陶侃駐武昌(今鄂州市),與邾城對岸,他的僚佐們紛紛主張循陸遜城邾舊事,增加江北邾城的兵力,以利鎮守捍禦。但陶侃反對駐軍邾城,他對眾人之議“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與諸將佐察看形勢。陶侃為之分析說:我們設險防禦的根本,就是長江。邾城卻隔在長江北岸,城內沒有依靠,城外連線著西陽蠻,五水西陽蠻部落中有很多財富,而晉人卻貪財好利,這樣以來,夷人難以應付,肯定要招誘石趙軍隊入侵。這是招來災禍的辦法,而不是來防禦敵人的。並且,東吳時候駐守此城的就有三萬兵,如今即使有足夠的軍隊來防守,也對江南無益;如果羯族有機可乘,邾城也不會成為出兵的基地。
由於陶侃堅持已見,雖然邾城近在咫尺,但在陶侃鎮守武昌的時候,東晉朝廷一直沒有在邾城駐兵防守。
西晉覆亡,宗室琅邪王司馬睿在王導等擁戴下,割據江東,建立東晉政權,加陶侃為奮威將軍,永嘉五年(311年),陶侃與周訪聯合平定杜弢反叛,對東晉司馬睿割據江東發揮重要作用。任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任上多政績,陶侃運磚典故發生於此時。太寧三年(325年),王敦之亂平定後,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軍事,任荊州刺史。荊州他治理下,“自江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 陶侃惜陰成語產生於此時。鹹和三年(328年),歷陽太守蘇峻起兵反叛,陶侃以位重兵強被推為“盟主”,平定叛亂,保證了江南七十餘年安定局面,他因功升為太尉、都督七州軍事,封長沙郡公,仍駐荊州。鹹和五年(330年),奪得江州,完全控制了長江上游和中游。此時他已為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其權勢之煊赫,在東晉一朝屈指可數。 鹹和九年(334年),陶侃病逝。
吳晉重鎮——後趙兩萬鐵騎毀邾城
兩晉五胡十六國時代,羯人石勒起兵,割據河北、山東地區,趙王元年(319年),石勒於襄國即位,史稱後趙。後趙最強大的時候統一了中國大部,以淮水與東晉為界,形成南北對峙局面。
後趙建平四年(東晉鹹和八年,333年),石勒去世,後趙內部權力紛爭,庾亮認為東晉可乘機收復中原,奪回北方失土,於是就有北伐之謀,但石勒侄兒石虎很快掌權,控制局勢,並稱帝。石虎得知庾亮軍事行動計畫,特別是庾亮屯兵邾城,志在北伐的訊息,十分憤怒,於鹹康五年(後趙建武五年, 339年)八月,任命尚書令夔安為征討大都督,統領石鑒、石閎、李農、張貉、李菟五位驍勇將領,率7萬大軍進攻東晉。
當時庾亮擁有24萬晉軍,軍力遠高於後趙,開始,石趙軍隊七千餘騎兵渡過漢水,進攻桓宣駐守的襄陽,庾亮命令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領兵救援。石趙軍隊三面圍城,挖地道逐漸接近城牆,開始攻城,桓宣挑選敢死之士,出其不意,發起反攻,殺傷數百敵人,於是,石趙軍隊撤圍而去。但到了9月,戰況卻發生了逆轉,石(冉)閔在漢水之南擊敗晉兵,斬殺了晉將蔡懷;夔安、李農則攻陷了東晉的沔南基地;石宣部將朱保又在白石(安徽省含山市西南)敗晉兵,殺死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等五將軍。後趙軍隊在正面戰場不斷取得勝利。
接著,夔安乘勝利之威,命張貉率2萬騎後趙軍隊奇襲邾城。此時,守御邾城的晉軍主帥為毛寶和樊峻。
邾城戰役開始後,後趙有兩萬人馬,東晉守軍萬餘,雙方兵力投入上的優劣立現,後趙緊緊圍逼,邾城守軍連連失利,毛寶見形勢不利,不斷求救於庾亮,要求庾亮及時派遣援軍相救。 而庾亮卻盲目認為邾城城池十分堅固,足以堅守禦敵,構想等到後趙攻城軍隊受挫之後,自己再派遣大軍將其一鼓全殲。所以沒有答應毛寶之求。
這樣,東晉邾城守軍只得在沒有援兵的情況下死守,軍心頓時渙散,恐懼、沮喪情緒瀰漫,加之後趙大軍氣勢奪人,進攻瘋狂,最終,東晉守軍在絕望中崩潰,後趙軍隊攻入城內,邾城失陷。
後趙軍隊攻陷邾城後,進行瘋狂報復,大肆屠殺邾城守軍和民眾,最後,將邾城摧毀,邾城成為廢墟。邾城陷落和庾亮逝世後,標誌著東晉庾亮北伐失敗。
相關考古發掘
1982年黃州城區楚墓發掘
發掘地址:黃州城區楚墓
發掘時間:1982年7月18日
發掘隊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岡市博物館、黃州區博物館
出土文物:陶器126件,還有玉飾、銅鏡、銅劍把、五銖銅錢、銅質雀形 手杖。其中陶製蒜頭壺極具地方特色,彩繪漆耳杯堪稱精品。
1981年冬,湖北省黃岡縣黃州公社星火大隊磚瓦廠,在制磚取土中發現一批古墓,並有一座墓的棺槨露面,經調查屬戰國豎穴土坑木槨墓,當即進行保護。1982年春,根據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意見,在黃岡地委和行署領導下,由省博物館、黃岡地區博物館和黃岡縣文化館派員聯合組成考古發掘隊,對這批墓葬進行了清理髮掘。參加發掘工作的,還有黃岡地區各縣的文物考古人員.在發掘過程中,還得到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四六六O部隊的大力支持。
2002年對面墩漢墓
發掘地址:黃州中環路
發掘時間:2002年
發掘隊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岡市博物館、黃州區博物館
出土文物:陶器、銅器、鐵器、金器、玉器等漢代文物161件,其中陶器 有鎮墓獸、倉、灶、案、壺、盤、耳杯、樽、魁等;青瓷器有碗四系罐; 銅器有印章及帶鉤、耳杯等;鐵器有削刀、環首刀、劍、鏡,還有玉佩 和五銖錢和貨泉等。
中環路漢墓的時代確定在東漢時期,在半地穴式墓坑中以青磚砌築墓室, 然後再填以夯土,形成大型封土堆,即黃州俗稱的“王墳墩”。漢代人非常重視人死之後的埋葬制度,“視死如生”,從墓室建築到隨葬品、棺槨制度等,均遵循墓主人生前習慣。所以墓葬的發掘能夠反映當時的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經濟狀況等信息。
對面墩漢代墓室不僅是一座東漢時期的墓葬,也是一座東漢時期留下的地面建築。該墓室獨特的“無梁殿”及“圓攢尖小平頂”墓室結構、完好的保存狀態、多姿多彩的墓磚花紋,體現了鄂東地區漢代先民高超的建築水平和藝術修養,在湖北僅此一例,在相鄰省份的湖南、江西、四川、安徽等地尚無類似發現。
對面墩漢代墓室作為東漢時代留下來的地面建築,是東漢地方貴族陵寢建築的代表,不僅對於研究東漢建築史、陵寢制度史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保護利用前景。
2004年汪家沖古井
汪家沖井群位於黃州區禹王街道辦事處汪家沖村。主要分布於高低起伏平緩的山崗上,山崗平面呈不規則形,黃岡市外環路從崗地中部穿過。市政工程外環路建設和市祥 般直徑0.65~1.3米,深1.5~8米,井圈直徑約0.55、高0.40米、圈壁厚0.03米,出土遺物有雙系陶罐、壺等。
古井分布密集,數量多達十餘眼,規模之大;目前是黃岡市境內發現在同一地域分布數量最多的古井群。水井類開型以土井居多,個別置有陶井圈,出土遺物多為陶罐、壺等。古井群充分證明禹王城周邊及城內當時聚集人口眾多,只有如此之多的水井才能滿足人們的生活用水需求。古井群的發現對研究古代禹王城社會經濟、人們生活狀況,以及禹王城的興衰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2009年汪家沖古墓群
汪家沖墓群位於黃州區禹王街道辦事處汪家沖村,禹王城南約600米處的國兒沖、枕頭地兩個崗地上,汪家沖墓群崗地平面大體呈不規則條形狀,該墓群面積約300000平方米。1975年地方基建施工中發現,墓葬均未見封土堆。之後多次進行過調查,墓地大致包含戰國、漢代等時期的古墓葬;1980~1999年間,為配合黃州重點工程黃團公路及地方基礎項目建設,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市、區兩級文物部門先後進行多次發掘,共搶救發掘春秋~漢代的古墓葬200餘座。1982年3月7日至12日,省、市博物館和縣文化館聯合組成考古工作隊,對國兒沖墓葬進行了清理髮掘,共清理戰國墓五座。五座墓形制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南北向。近十幾年來,由於城區北進延伸,市區兩級文物部門配合相關工程項目搶救性發掘一批春秋戰國至漢代時期墓葬,出土了一批珍貴文物,特別是2010年市平安駕校出土了一件“銘文”青銅劍,填補了鄂東地區無“銘文”青銅劍的歷史空白,現已成為國家級珍貴文物,藏於黃岡市博物館對外展出。
整個墓群墓葬的分布不很規律,無明顯封土堆,戰國時期棺槨墓與土坑墓同處一個墓區,出土各時期的銅、陶禮器及各種生活用品、兵器、車馬器3000餘件。墓葬均為土坑豎穴,多為一槨一棺一邊箱一頭箱,少量一槨三棺一邊箱一頭箱的較大墓,最大的墓殘開口7~8米,寬5~6米。棺槨墓出土遺物可分銅器、陶器、玉器、漆木器等。漢代墓葬均為土坑墓,出土遺物主要為陶器,以泥質橙黃陶為主,泥質灰陶、夾砂灰陶次之,除素麵外有少量的粗繩紋、弦紋等;器形有罐、豆、壺等。
該墓群是目前禹王城南發現墓葬較密、規模較大的墓地。歷年多次發掘數座墓葬,出土了一批珍貴文物,是鄂東一處重要的東周古墓群,在鄂東地區的長江以北還是首次,這為研究鄂東地區楚文化面貌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2015年黃岡西站站前廣場古墓群
網友熱議黃州城鐵西站發現古墓群一事,楚天時報記者從黃岡市文物局了解到,目前正在對發現的古墓群做搶救性發掘,具體出土文物不便透露。
據了解,古墓是在黃州城鐵西站廣場改建、道路拓寬的過程中 發現的。
黃岡市文物局工作人員稱,國慶節過後發現了第一個古墓,當時沒想到會是古墓群,施工方便繼續建設了。目前已確認是古墓群,但古墓已經被挖開,無法原址保護,只好搶救性發掘,市博物館的考古工作人員已在進行文物發掘工作。
工作人員介紹,發掘的古墓群可能是禹王城以前的城郊,古人有在城郊安葬逝者的習俗。
禹王城位於黃州城區禹王街道辦事處,是目前鄂東地區保存較為完好的東周時期的古城址之一。城內及城外有大量的春秋、戰國、漢代的墓葬及水井、灰坑等遺存,曾發掘出王家沖墓群、太平寺墓群。
對於網路上稱西站挖出一柄青銅劍和一枚金質印章(有說銅質),文物局工作人員稱,不僅出土的完整器物是文物,陶瓷碎片等也是文物,具有考古價值,但因涉及文物安全和保護,不便告知。
文物現狀
禹王城遺址及古墓出土的文物大多在黃州區博物(體育路與七一路交界處李四光紀念館三樓)和黃岡市博物館(明珠大道與東門路交界處東方廣場旁)進行展覽。
城市之根--黃州邾城歷史文化展
2016年5月24號上午,由黃州區博物館主辦《城市之根--黃州邾城歷史文化展》在李四光紀念館揭開帷幕。
這是黃州區自1984年成立博物館以來,首次舉辦的、全面反映黃州歷史文化成果的大型基本陳列。
該展覽展出面積300平方米,共分為“先秦古邑”、“秦漢名城”、“吳晉重鎮”三個單元。展覽通過近30年來邾城周邊出土的銘文青銅劍、鄂東第一竹簡、雲龍紋漆案等200餘件珍貴文物與沙盤、投影、場景復原等多種輔助展品,展示了歷史文化名城黃州的豐厚文化底蘊。
遺址保護
黃岡對面墩漢墓博物館
計畫在中環路考古發掘的對面墩漢墓遺址上建設博物館
項目名稱:黃岡市博物館對面墩漢墓遺址博物館工程
項目業主:黃岡市博物館
計畫開工時間:2017年6月
計畫工期:200天
黃岡禹王城遺址保護公園
為了配合湖北省首批省級考古大遺址公園的建設,加大對禹王城遺址的保護力度,2015 年3 月開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岡市博物館、黃州區博物館組成專題考古隊,對禹王城進行全面田野考古調查、勘探和試掘,並在室內進行了資料整理。通過對城址5 公里範圍內的地理環境、人文環境、地形地貌進行系統調查,基本查明了城址周圍遺址、墓地的分布狀況,探明了城址的結構與布局,確定了城址的始建、使用、修補和廢棄年代,判定了城址的性質。禹王城位於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禹王街道辦事處,地處黃岡市城區西北部。西距長江3.7 公里,西北距武漢市城區約65 公里。據相關文獻記載,禹王城是東周時期楚國的軍事重鎮、秦漢時期衡山郡的郡治和衡山國的國都,也是晉代邾縣的治所。湖北省人民政府於2002 年將其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